《幸运是我》：孤独与孤独的相遇

在众多所谓大IP和大制作的夹缝之中，8月25日上映的新人导演罗耀辉的首部剧情长片《幸运是我》显得有些沉默。不施粉黛的惠英红收起过往打女的风流潇洒，和青年演员陈家乐一起，讲述了流动在香港这座繁华城市中的一丝温情。

失去母亲的少年陈介旭从广州到香港打工，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偶然邂逅了东西撒一地、手忙脚乱的芬姨。少年举手之劳的帮助(虽然显得有那么些无奈)，无意间为二人的缘分写下了开始。不被父亲接纳，被老板炒鱿鱼，和女友分手，交不起房租无家可归……一连串打击之后，失意少年阿旭“用计”住进了芬姨的家。

故事的开头，让人想起10余年前的电影《我们俩》：孤独执拗的阿婆和大学生租客，在同一个屋檐下争吵磨合，最终默默成为彼此的依靠和牵挂。只是《幸运是我》的故事讲得更为具体而沉重——阿旭发现，善忘的芬姨并非单纯的记忆不佳。她患上了阿兹海默症。原本可以一走了之的阿旭，目睹了芬姨在深夜街头寻觅自己的茫然与无助。那一刻他决定留下。两个原本不幸的人，在琐碎的生活中相互支撑陪伴，抵御着病痛的蚕食，也收获另一种缘分。

惠英红坦言，接拍这部电影，终究还有一点自己的私心。惠英红的母亲从五十多岁开始就呈现出阿兹海默症症状。如今老人已是91岁高龄，疾病伴随她半生。电影中有一段情节，与惠英红自己的故事如出一辙。阿旭擅自将芬姨的旧电视换成了先进的3D电视，原本在2台的亚视调到11台。芬姨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和阿旭争吵起来。可转眼间，她又忘记了自己前一刻还眼含热泪和少年争执，破涕为笑地递过遥控器，让阿旭自己换台。

这几乎是所有患有阿兹海默症的人群和家属的日常。在离散的记忆中抓住些许不变的旧事，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生活。这样的失落与恐惧，笼罩在头顶无法消除。对于惠英红，这是她理解母亲的途径，也是她为曾经的自己向母亲说道歉的方式。在银幕之前的我们，跟随着故事起伏，与这样残酷的疾病面面相觑。令人不得不思考，当疾病侵袭生活本身，我们该如何与病痛、与亲人、也与自己相处。

镜头中的香港色彩面目清晰，这是罗耀辉给这座城市定下的些许暖意。你可以在《幸运是我》中拾得电影人对人心与人情一如既往的关切，导演不仅仅停留在对阿旭和芬姨的关系描写，更投射到小人物的群像之中，试图触摸普世的温度。

芬姨极少讲述自己的过去，只言片语之中，我们却仿佛可以拼凑起一个孤独灵魂的半段过往;帮助中心里，张继聪饰演的阿甘享受工作，与人互动乐在其中;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女孩小月，竭力维护着一份摇曳的情感。电影人物众多，枝蔓丛生，每个人物背后都埋藏着自己的故事。即使有些冗余，在克制的情感之下，方寸天地之间，依旧可以触摸到导演的野心与匠心。

只是作为新人导演，罗耀辉依旧在结尾显现出些许的不自信。当小月结束了与男友的恋情返回内地，留下一件旧外套与两段长长的微信录音。夕阳西下的香港，小月讲述着自己的不舍与感动。稍显冗长的告别如同一篇命题作文的结尾，强行将银幕前每位观众的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整齐划一地讲出。余韵不再，倒是多了点说教的意味。

城市夹缝中，人与人相互隔膜各自孤独，是创作者们恒久注视的话题。天水围日月轮转，相依为命的母子结识独自一人生活的阿婆，凡常生活未曾更变，而彼此生命的色彩却渐渐斑斓。中风之后的桃姐在老人院的生活中寻到快乐和安然，与主人家依旧保持着亲密又克制的连接。无论是电影《我们俩》之中的北京，还是许鞍华、罗耀辉镜头下的香港，人与人之间或许并没有那么多铜墙铁壁触不可及，有时我们希冀冰冷的城市能给予一点怜悯的温度，到头来却无一例外的发现，你所能祈求的，无非是自己的善能巧遇他人的真心。银幕里依靠“幸运”，银幕外需要耐心。

影片最后，芬姨在画布上画下阿旭的侧影。刚刚沾上红色颜料，转瞬却忘记下一笔想要添在哪里。疾病蚕食着芬姨的记忆，未来犹不可期。不敢想象到了后期阿兹海默症会怎样摧残生活本身，但在那一刻，她依旧清晰地记得这个少年人给予自己的陪伴、温暖与爱。笑容从眉梢嘴角流露出来。

《幸运是我》，影片名来自叶德娴的一首老歌。顾嘉辉作曲郑国江作词，歌词中有一句“幸运是个小讽刺”。无论是离开家乡在大城市飘荡的少年阿旭，还是孤身一人逐渐被疾病吞噬的芬姨，孤独的个体辛苦亦执拗地活着，生活凡常琐屑，显得微末不足挂齿。巨大的城市之中，每个人的悲喜都难以称得上幸运或不幸。但总有一点慈悲的机缘，让孤独与孤独相遇，算是淡淡无常与无奈中一丝安慰，尝遍失意，却找到一把可以打开自我和他人内心的锁匙，“那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