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反抗无法推翻的处境，承受随之而来的巨大孤独感

“萨特—加缪之争”今天还有热度吗？两位男性公共知识分子，两位卓越的法国文学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场说不尽的恩怨。事情发生在遥远的70多年前，但是人物依然新鲜，特别是加缪，《局外人》《鼠疫》的影响力历久弥新，文字里处处散发的人格和思想依然使人着迷。小说之外，加缪还发表戏剧、散文和思想论著，其中，1951年出版的论著《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原书名《反抗者》）最近有了一个新的中译本，它写于二人关系由热转冷之时，更写于冷战开启前后，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时代。

从加缪的笔记里，能看到《我反抗》的写作时间是1946年，《鼠疫》在那年出版，但那是个战争刚刚结束的冬季，因物资短缺、人心忧伤而显得格外寒冷。那时，加缪在一个阿尔卑斯山中的旅馆住着。他才33岁，已是名作家，也是声誉达到顶峰的政治左派，可是写此书时，心情并不好。

“一个人度过了一周，我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一开始时我很狂热，现在想要放弃。”

这项工作就是写作《我反抗》。战争结束，似乎能松弛一些了，然而加缪眼里已经有了一幅现代图景：在自由的旗帜下，以正义，以慈爱，以未来，以超人崇拜……以各种名义继续大肆杀戮。从法国国内的“肃奸”，即肃清在之前4年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法国人，导致矫枉过正开始，每个人就都活在一种有毒的政治空气里，简而言之，每个人都被要求自证清白。为此，暴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不能自证者，或是不想自证者，都在暴力的威胁之下。

这是什么情况？加缪在一片含混之中敏锐地看到要点：不管以什么名义，恶的或是善的，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结果都是暴力被正当化。因此要紧的不是论证对错善恶，而是停止正在发生的暴力本身。这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撑腰，而只需要一种朴素的道德感。

在《我反抗》写不下去的时候，加缪就读蒙田随笔。蒙田是16世纪人，可是他的思想从幽深的地下直接射入现实。在蒙田的时代，法国和加缪的时代一样陷入分裂，不同的宗教教派各举大旗，讨伐敌方，称其为异端。蒙田有一篇《为雷蒙·塞邦辩护》，很长，经常被拿出来做成单行本。蒙田说，“神圣学说”被无耻地玩弄在各种势力手中，人们按自己的需要使用它，解读它，或是抛弃它。蒙田深沉地写道：人不能超越自己和超越人性，人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看，用自己的手来抓取。

我的眼睛看到了暴力，我就要反对它，而不用管这个暴力是打着怎样的名义——这就是蒙田设下的简单的标准。加缪认同蒙田的伦理学。他在不同的文学创作里，都写入了这样的道德纯粹的人，例如《鼠疫》中的塔鲁，他在法庭上目睹检察官父亲慷慨斥责一个被告人，非但没有觉得父亲代表公权力的威严，反而厌恶不已，因为他眼里没有“代表”，没有抽象的“正义”，而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凌驾，以及声音洪亮的暴力诉求。在1949年问世并公演的剧本《正义者》中，加缪更是塑造了年轻的恐怖分子卡利亚耶夫这个角色，他在受命刺杀莫斯科大公的情况下，因为看到大公身边有孩子，而一念之间没有下手。

卡利亚耶夫因为自己的心软遭到同党的唾弃和惩罚。这是加缪心目中理想的“反抗者”，他要反抗自己眼里的不公平，可是“公平”与否是个抽象观念，反抗行为最终总要对个体下手，此时，反抗者的行为抉择就必须诉诸朴素的良知。当他发现自己难以动手时，他落入荒谬处境，目的和行动之间达不成一致，想要实施正义的人得先染污自己的两手。这种处境导致反抗者的极度厌恶，他继续反抗，反抗这个无法推翻的处境，承受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孤独感。

虽然在写书时遇到困难，但是加缪在战后的政治知名度一直在上升，他主张反对所有政治暴力。20世纪5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开始发生骚乱，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法国终于也要面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独立浪潮的冲击。阿尔及利亚出现了惯于搞恐怖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法国军队在当地也实施抓捕，施加臭名昭著的酷刑，对此，加缪写文章，同时控诉两者危害平民的暴力。他完全实践自己的理念，不管萨特怎么看他，怎么嘲讽他幼稚、天真的道德主义。

1951年《我反抗》终于写完出版。加缪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反暴力理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呢？

任何哲学思考，都要有一个起点。“反抗”就是加缪的起点。这个起点不可再简化。笛卡尔的起点是“我思”，先确认一个思想着的“我”是实在的，所谓“我思故我在”；相应的，加缪的箴言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为什么反抗是存在的起点呢？加缪说，因为人总归要意识到荒谬，也就是说，人总归要意识到自己会死，意识到这个世界对我的生死苦乐无动于衷，意识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偶然的，并在成人之后，拥有一个日渐支离破碎的自我。所以，人要通过反抗，来克服荒谬。

于是他做了一份自己的“读史札记”，从反抗的角度来重看一些节点性的事件、人物和思潮：希腊人，早期基督教，法国革命与萨德侯爵，浪漫主义，《卡拉马佐夫兄弟》。各种各样的思潮，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从超现实主义、纳粹到布尔什维克。加缪说反抗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长，进入一种更加绝望的虚无主义，颠覆上帝、取代人类，越来越残忍地行使权力。这就是“历史（中）的反抗”，它根源于形而上学的反抗，却导致了革命——革命企图用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绝对权力来消灭荒谬。

那么怎样反抗才是正当的呢？那就是更懂界限、更温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反抗——“学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以创造我们的本质”。加缪试图澄清反抗的基本精神，摈除它被严重歪曲的版本，追溯其更加谦和、适度的起源。结合《正义者》来看，加缪理想中的反抗可谓一种秉持贵族操行的行为，“贵族特质就是不问为什么就去奉行美德”。

在《反抗者》即将出版前，加缪和萨特的关系有很大的缓和。因为萨特的戏剧《魔鬼与上帝》正在排演，而女主角玛丽亚·卡萨雷斯正是加缪的相好。萨特在他的《现代》杂志上刊发了《反抗者》中谈尼采的那一章。那确实是雄辩的一章，加缪把尼采的反抗如何被推崇他的人（比如希特勒）转换为“对恶的歌颂”，细细地说了出来：

“在尼采的思想中，恶只是人面对无法逃避的事物时，傲然接受的一个东西。然而，我们很清楚，他的思想继承者，以尼采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什么样的政治。他曾创造出暴君艺术家的形象，但对平庸的人而言，残暴比艺术来得容易……”

尼采思想被政治暴徒狭隘地利用，“人们借用他的名，反过来让愚勇扼杀智慧，让他真正的思想逆转成全然相反的：触目惊心的暴力”。虽然这一章被萨特所接受，然而整本《我反抗》的要旨是和萨特的政见相反的，正如《正义者》和《魔鬼与上帝》也是唱反调的。《正义者》呼唤贵族式的反暴力美德，卡利亚耶夫从一个革命恐怖分子转变为加缪理想中的反抗者，而在《魔鬼与上帝》里，主人公格茨从一个信仰反抗的人，一步步“找到组织”，投身于具体的、暴力的革命。

主动接受暴力，弄脏两手，就意味着拥抱现实，成为一个不抱幻想的现实的人。在《我反抗》里，加缪明确地把自己同“存在主义者”的阵营划出了界线，同时向萨特们下了战书。

这两位思想领袖的对立，使得1945~1952年间，想要找到方向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别无选择，必须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方。这种情况本身也很荒诞，因为加缪本人最讨厌站队，他一直所持的就是一个中间立场，温和的，理性的，渗透了贵族道德的。然而他却被“对标”了，其他人必须要么拥护他，要么反对他，正如他也必须站在一个反萨特的位置上，来树立自己的道德立场。

此种特殊的情况，也反映在了《我反抗》的语言风格里。加缪的文风，一直是以简约、动情、精确入微著称，从《局外人》到《鼠疫》，再到他晚期未能完成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他的成熟肉眼可见，他的风格中最有趣的特点之一，是一面刻画贫穷、疾病，刻画孤独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一面给人注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昂扬的热情，凭此，他也向存在主义的根本命题——生在荒谬世界上的人如何自由地活下去？——给出了一种婉转的回答。

可是《我反抗》却不同。这本书里，下判断的地方非常多，前一句和后一句之间，逻辑关系有时不很清楚。每个句子都是细心推敲过的，都能反映加缪的核心思想，不过，句子和句子之间缺少连接，在本该展开论述的地方，加缪会停下，续上另一个细心推敲过的句子。

这不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而是一本论战之书。后来的学者们、传记作家们，为如何评价这本书而展开争论，有的人从文字—思想质量本身出发，把它贬为加缪的失败之作，有的则强调了创作此书需要的勇气，认为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可敬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一部“作品”。从加缪的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就以写了《我反抗》而自豪，他知道自己承担了多么大的名誉风险：他将不再是一个受到左翼力量推崇的文学英雄，同时，右翼分子因为《我反抗》里对革命暴力的谴责而赞美此书，却也不会按照加缪本身的成就来承认他的价值。

勇敢固然是勇敢，但加缪所持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浪漫的、诉诸贵族传统的立场，一定无法在那个年代获得足够的拥趸。在政治狂热、立场先行的年代，恪守个体道德良知的加缪，势必会被孤立。萨特嘱咐他的一位追随者，在《现代》上发表长文，反击《反抗者》，随后则是那封著名的绝交信。这些不再赘言。加缪在未来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可是在1954年到他去世的1960年间，众所周知，他逐渐沉默下去。这是别无选择的，也是伟大的沉默。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多少对世界看得越来越清楚的人，都走在加缪走过的路上。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法] 阿尔贝·加缪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