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远去的驯鹿民族：最后老族长的无奈与悲哀

性情温顺的驯鹿也叫“角鹿”，珍稀动物，性情温顺，适宜在寒冷地带生活，善于在深山密林及沼泽或深雪中行走（摄影/吴军）

96岁的玛利亚•索是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位家族长（摄影/王晓东）

一头大黑熊突然在山腰出现，足有3米高。玛利亚•索端起猎枪瞄准，子弹飞向熊头。熊走了几步后突然身子往后仰，滚到山下小河边一动也不动。

96岁的玛利亚•索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年春天，在森林里找鹿时打了一头熊。那时他们才是森林的主人，骑着驯鹿自由徜徉。有一次她径直到了漠河，那是祖先们泣血迁徙来的方向。

“鄂温克”意指从山林上来的人。公元前2000多年，他们就在贝加尔湖流域生活。17世纪，当世界近代史大幕掀开时，骑着驯鹿、划着白桦船的鄂温克人，与哥萨克铁骑在贝加尔湖畔勒拿河流域相遇。就像《最后的莫希干人》中所说，此后所有的苦难都从脚下那片土地开始。快速崛起的沙俄抢走他们昂贵的皮毛，族人被罚做苦役，葬身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

玛丽亚•索的外公，那位氏族第六代“基那斯”兼最高等级大萨满的祖先，就是当时带着族人踏上迁徙之路的首领之一。1858年，他们走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北端原始森林深处停下，繁衍生息了现在敖鲁古雅乡的使鹿鄂温克人。

玛利亚•索是部落最后一位家族长。她早已失去广袤的家族游猎区;族人或亡故，或远离，像秋天的落叶松四散而去。如今，玛利亚•索“退守”在内蒙古根河莫尔道嘎乡原始森林公园深处一片小小的保护区里，忍受着旅游旺季亢奋的小蜜蜂扩音器在山间响起，导游们不厌其烦向游客重复她的人生传奇：年轻时能干漂亮，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额尔古河右岸》的原型。

“这是我们在森林最后的家园。”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的玛丽亚•索说。60多岁时，她还有着猎人的视力，一抬枪就能准确击中正在飞翔的鸟。现在，她老了，手上和脸上的皱纹核桃皮般堆积在一起，头上缠绕一条黄色旧头巾，看起来和北方少数民族普通老妪并无差异。

玛利亚•索在大兴安岭中水面最为辽阔的激流河边出生，繁茂的“额格登”(大山林)养育了她的八个孩子。

“我哪里也不想去。”玛利亚•索坐在低矮的、由木桩支起来的木板床上，用鄂温克语喃喃地说。她不会说汉语，不愿进敬老院，也不愿下山。她打算死后和丈夫、还有那头风葬了的“熊祖母”埋在一起。

摄影师顾德清为玛利亚·索与丈夫拍摄的狩猎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西伯利亚悲歌

玛丽亚•索的撮罗子(鄂温克人的帐篷)里挂着一个圣母旧像，那是她的嫁妆。几百年来，使鹿鄂温克部落的悲情往事，就浓缩在这件嫁妆，还有她那由俄罗斯名和鄂温克姓杂糅起来的姓名里。

鄂温克人是北极圈中最早养驯鹿的民族。13、14世纪，他们来到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到勒拿河支流和维提姆河一带狩猎，在清代史籍中，那是盛产狐貂之地，是《红楼梦》中贵族们才穿得起的奢侈品。

鄂温克人在贝加尔湖西北方向出现时，俄罗斯也开始了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的扩张。擅长打猎的鄂温克人自然成为征服目标，被掠夺的皮毛是当时俄国财政来源之一。

从一首纪念哥萨克远征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民歌中，可以想象当年的惨烈：“哈，兄弟们，我的勇敢的首领们/为你们自己准备好船只/预备下杉木浆架/预备下松木浆/靠上帝的帮助，我们将上路，兄弟们/让我们翻越陡峭的群山/让我们到达异教徒的王国/让我们征服西伯利亚王国……”

1761年，使鹿鄂温克末代酋长瓦西利去世。酋长制也被俄罗斯人借机废除，改由地方官员与各个氏族长直接联系。他们强征底层猎民做劳役、苦工、女仆。婴儿出生，需送到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进行洗礼，接受神父取名。

“若想永安生呀，只有弃乡离舍呀”，在鄂温克的民间传说中，神灵指点族人躲避恶魔时说。不堪俄罗斯人统治的他们也打算逃离，到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那里有适合他们打猎的土地。

1820年，部落抵达黑龙江漠河一带。不料几十年后，沙俄又入侵到黑龙江流域，杀害当地鄂温克人，制造骇人听闻的惨案。为了躲避屠杀，使鹿鄂温克在茫茫林海中越藏越深。

16世纪，他们在勒拿河流域生活时有12个姓氏。原始森林生活艰苦，部落人口急剧减少。历尽艰险到达中国后，只剩下3个古老姓氏。玛丽亚•索父母所在的姓氏都是迁徙途中分化出来的。

玛丽亚•索记得童年时，部落还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疾病和霍乱，青年男子所剩无几。所以使鹿鄂温克特别看重家族，任何一个人分到猎物，都会自愿分给其他家庭成员。

结婚后，她慢慢成为索罗共氏家族长。操持家务，决定搬家、卖鹿等大事，还收养了很多猎民点孤儿，最多时有二三十个孩子围着她转。玛丽亚•索尤其擅长养驯鹿，和丈夫一起从6头养到300多头。他们在原始森林里越退越深，下山及其不方便。有一年，玛丽亚•索的公公突然生病，她主张抬到山下医院救治。但族人却觉得下山就要走十天，她只好作罢，但也遗憾至今，“要是送出去，说不定可以再活几年。”

八十年代中期，别的部落族人没鹿了，还分了些鹿出去。俄罗斯人类学者史国禄评价使鹿鄂温克正直有礼，“完全没有私心”。这也是千百年来他们在残酷环境中得以生存下去的民族智慧之一。

太阳出来了，阳光透过落叶松林洒在地上。“欧欧——”，玛丽亚•索的养子赵四清突然扯开嗓子呼唤驯鹿。他外表忠厚粗粝，嗓音却带着迷途知返的韵味。片刻，驯鹿归来，脖子上的铜铃“铛铛铛”久久回荡。

驯鹿只能在远离人类的原始森林里生活（摄影/王晓东）

他们都下山了

“这就是‘老酋长’养的驯鹿，和圣诞老人骑的一样!”上午10点刚过，导游此起彼伏的解说划破了撮罗子的宁静。

使鹿鄂温克部落由几大氏族组成，氏族下面是若干家族。尽管酋长制度已经消失了200多年，但外界普遍喜欢这样叫她。这个噱头十足的称呼，也可以在每年5至8月旅游高峰期，吸引7、8万游客慕名来看玛利亚•索和族人的原始生活。

“他们以为我们还在吃兽肉、穿兽皮。”说起游客的心态，玛利亚•索的姨侄女娜诗塔笑了。她妆容精致，皮肤白皙，宽脸高颧骨、细眼睛，一副典型的鄂温克人长相。娜诗塔穿着传统鄂温克外套，热情吆喝着驯鹿。眼尖的游客还是发现，她的铅笔裤上镶着时髦的水钻。

多年来，外来者总是带着好奇眼光来到山上。有时是学者、学生，有时是媒体记者，有时是领导，有时是卖驯鹿的外乡人。如今，则是成批的游客。

对于外界闯入者，玛利亚•索竭力保持距离，不像后辈那么热情。只有访客用蹩脚的鄂温克语尊称她“额尼”时，她的皱纹才舒展开来。

“她没有以前那么爱笑了，”玛利亚•索的一位重孙观察到，“以前我们的撮罗子是猎民点，现在成了旅游点，她当然不开心了。”

是否应该旅游开发，玛利亚•索和女儿德克莎一直有分歧。老族长认为驯鹿应该自由行走吃食，圈养起来让游客参观照相是“遭罪”。德克莎却觉得，大兴安岭旅游黄金时节短暂，并不妨碍驯鹿成长。“还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毕竟那么多兄弟姐妹要吃饭。”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把大兴安岭誉为中国历史上“幽静的后院”。可是最近几十年，这片土地也随着中国社会改变。日本人战败后，使鹿鄂温克在森林中又恢复了传统古老的生活。解放后，医疗队上山，族人饱受折磨的肺结核得到预防控制。

不过，隆隆的伐木声又来了，盗猎者也蜂拥而至，使鹿鄂温克的生存空间再次遭到严重挤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齐秦的歌声和《三毛文集》一起跟着老解放卡车传到山里，年轻的族人充满期待和憧憬：外面的世界究竟是精彩还是无奈?

玛利亚•索把孩子们都送到山下念书。大儿子去当兵，德克莎中专毕业后当了公务员，退休前是敖鲁古雅乡妇联主席。部落里还有人考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成为她的骄傲。

2003年，也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第三年，在当地政府主导下，使鹿鄂温克进行了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第三次移民定居。新定居点在根河市郊，距离玛利亚•索过去的原始森林猎民点足有300多公里。郊区新建的北欧风情咖啡色双层小木屋，水电煤齐全。按照当时《新闻联播》的说法，使鹿鄂温克就此过上现代化生活。

那年猎取鹿鞭的时节，玛丽亚•索的族人牵着100多头驯鹿下了山。两百多名鄂温克人都撤离了森林，只有她和三户猎民拒绝离开，也没有在“生态移民”协议上按手印。“我们鄂温克人祖祖辈辈在森林里，驯鹿能得离‘奥恩克’(苔藓)吗?”玛利亚•索说，从古至今，鄂温克人数次搬迁，但从没在离城市那么近的地方养过驯鹿，驯鹿需要森林，离人群越远越好。

好几位熟悉玛丽亚•索的人都说，从那以后，她的笑容就少了。

娜诗塔就是那次下山的。小时候她是猎民点上的主要劳动力，扎鱼、打猎、割肉、晒肉干，砍落木杆子，什么活都干过，日子像激流河哗哗而逝。下山后，娜诗塔去了呼伦贝尔，多次跳槽，如今在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山上生活很单调，山下热闹多了。如果不下山，就没有这么多选择。”

文明的现代化生活对年轻后辈的诱惑显而易见，肯上山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就应该出去学习、工作。这么小的孩子，给他们说文化传统，懂啥呀?”德克莎摸摸一脸懵懂的小侄子萨乌勒，“初中生、大学生也呆不住，有了家庭就更不愿上山了。差不多等到四、五十岁，人生经历的事情多了，才会明白自己是真正的鄂温克人。”

猎民点装盐的木槽。驯鹿喜欢吃盐，自己在森林觅食苔藓、蘑菇及嫩草后，自动回到猎民点吃盐（摄影/王晓东）

森林深处的驯鹿群（摄影/王晓东）

商业化部落生活

退休前，德克莎作为部落代表去挪威参加过国际驯鹿养殖大会，那次出国之行让她大开眼界，对养鹿也有了新见解。

后来和她与林业局合作，说服母亲从阿龙山深处普通猎民点搬至当地著名景区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注册玛丽亚•索部落商标，又搭起撮罗子，在旅游旺季把几位兄弟姐妹组织回山上，恢复部落传统生活供游客参观。

2010年，以玛丽亚•索为原型的舞台剧《敖鲁古雅》在北京上映。德克莎带着母亲去参加首映式，那是玛丽亚•索第一次走出森林。这些年，老人几乎每年都会跟着女儿出去一次。

玛丽亚•索其实并不愿下山。山外的世界变化太大了，奶粉不能吃，连白菜都有毒，“从前汉人不是老说吃白菜可以解毒吗?”她吃惊地问。首都的繁华也激不起她的任何眷恋，钢筋林子怎么能和大兴安岭比呢。她尤其无法忍受雾霾，一下飞机就咳嗽眼睛发红，浑身不适。

在北京，玛丽亚•索只看过天安门。她想起了哥哥坤德伊万，他是民族英雄、鄂温克人的领袖，带领族人打死了23个日本人。解放后毛主席接见过他，还送了他一支枪。

部分族人对德克莎也有微词。“连玛利亚•索都去参加商演了。”在一向无甚新鲜事的敖乡，这简直是个大新闻。他们说，使鹿鄂温克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用皮货就可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大自然里什么都有，钱对鄂温克人来说，从来都不像别的民族那么重要。《敖鲁古雅》演出时，当时一位见过玛丽亚•索的后辈就说，看得出她并不开心。

自言和母亲一样性格强势的德克莎却说，离开森林后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全国各地都在做旅游，为什么到我们这里就不行?”她带母亲出去是为了宣传推广民族文化，老族长的出现确实有明显的宣传效果。

德克莎回避谈及旅游带来的收入，只透露在旅游旺季，部落所有开支成本就高达40万元。

“条件要好，谁愿意整成那样把鹿让外边人看?”傍晚定居点外空旷的街头，玛丽亚•索的侄子索国光急急往家走。女儿出生后，家庭经济压力陡增，他也重新上山养鹿了。

那次集体下山定居，果然如玛丽亚•索所言，根河市郊附近没有苔藓和山泉，驯鹿不肯喝井水和自来水，不到一周时间陆续死去。一些鹿趁着夜色逃回森林。现在大兴安岭里，还有最后七个猎民点。

为了一岁的女儿，索国光打算在定居点住下，家中奶粉玩具不断，门口还有淘宝上买的充气游泳池。“鹿就到我们这一代吧!”他叹了一口气。

索国光只是把对林中漫步的怀念，狂热而密集地转移到复式新居。小客厅正中，赫然悬挂着一只驯鹿头，鹿角又长又大。两侧墙上各是马鹿和狍子的头。通往二楼卧室楼梯转角，还立着一对野鸡，毛色鲜艳美丽。

驯鹿生活的原始森林（摄影/吴军）

相比喧嚣的外面世界，玛利亚•索更习惯待在山上，住在自己简陋的撮罗子里（摄影/王晓东）

玛利亚•索的木板床支在两根粗壮的树桩上（摄影/王晓东）

阳光透过落叶松林洒在地上，驯鹿人呼唤驯鹿，林中叮当作响（摄影/王晓东）

驯鹿喜食森林里的新鲜苔藓（摄影/王晓东）

消失的使鹿世界

傍晚时分，驯鹿又出去觅食了。白日的喧嚣逐渐散去，森林暂时恢复平静。忙了一天的后辈们重新围在玛丽亚•索的撮罗子里。

晚餐是热气腾腾的牛肉饺子。但他们更怀念从前的野味，不老也不柴，犴肉和狍子肉尤其香鲜，比牛羊肉好吃多了。又说起做梦都在想的打猎。最可笑的是棒鸡，被打中后偏要挣扎着滑行一两公里，孩子们就在山林里使劲追。

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用鄂温克语聊着过去。娜诗塔姐姐的一双孩子、玛丽亚•索的第三代，就像大部分鄂温克小孩一样，已经完全听不懂本民族语言。鄂温克没有文字，仅靠语言和歌曲口口相传部落文化和历史。如果遗忘加速，终有一天鄂温克语背后的使鹿世界将被彻底隐埋。

夜幕降临，火光暗下，玛丽亚•索还唱起古老的神话歌曲：“母亲在哪里?父亲在哪里?我都不知道。难道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从地上蹦出来的呢?我都不知道。”

这首宁恩阿坎说唱，让德克莎悲从中来。她想起从小听过的部落心酸的往事，一路走来仿佛有双无形的大手不断把族人筛掉。吹鹿哨的太姥爷没了，擅长打猎的父亲没了，画家柳芭没了，母亲八个子女也剩俩……现在，中国境内的使鹿鄂温克只剩240多人。

“小民族慢慢同化是社会必然性。”德克莎说。她也特别关注美国的印度安部落，还有各种濒危灭绝动植物，“地球上每几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在消失。几十年后，可能也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找到我们民族生活的痕迹。使鹿鄂温克消失是趋势。”

娜诗塔言及此，眼眶微红，几近流泪。

而离玛丽亚•索部落近100公里的根河市定居点，这个夏季燠热的傍晚，玛丽亚•索的大儿子何协高兴地抱出两本泛黄的老相册，那是几十年来，人类学者、记者、纪录片导演翻山越岭来到他们“乌力楞”留下的记忆。

何协粗糙的大手翻着相册，逝去的时光逐一浮现：他们在森林里滑雪、打猎、割肉、杀驯鹿祭神;撮罗子外炊烟袅袅，搭满晾晒的肉条。冬日夜晚，一大家人围坐一起，头发微卷的何协就用口琴吹起《山楂树》和《三套马车》。母亲玛丽亚•索戴上老花眼镜，一脸慈爱地望着儿子。

相册最后，是十岁左右的何协和德克莎，以及因酗酒早逝的弟弟英刚的黑白合影。英刚调皮地趴在白桦树杆上，他和德克莎各骑一头小驯鹿，小鹿眸子乌黑发亮。他们仨对着镜头没心没肺地笑。“那是好久以前啦。”何协沉浸在童年时代回忆中，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