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东：如果我有一座庙宇，门口一定要写着“禁止拍照”

《射击练习》 

《腊月初八》

在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PHOTOSHANGHAI| Fair)现场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蔡东东似乎还未从旅途带来的疲惫中走出。他背着双肩包，安静地走到陈列着他作品的区域。他身旁，一件名为《射击练习》的作品由一张士兵持枪设计的照片和一面镜子组成。这件原本看上去正义凛然的照片被置于一面镜子之前，便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两对面目相同的男女举枪对峙，枪口所指，就是自己。

对影像真实性的探讨，贯穿了蔡东东创作历程的大半程，“这是一个图像泛滥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拍照，人人都是摄影师。我们的生活仿佛成了对摄影的模仿，造成了人、物不分的状态。摄影不仅是暴力的，还具有欺骗性。”

在创作《腊月初八》时，蔡东东雇佣了几名群众演员，让他们装扮成国民党军官，强行给百姓拍照，构图借用了西班牙大师戈雅的作品《1808年5月3日的枪杀》。只是，其中的枪被替换成了照相机。“腊月初八”同时又是一个中国自古以来举行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仪式的日子，画面中，椅子上的人成为摄影的祭品。这幅作品让蔡东东赢得了2010年意大利 “第三届特尔纳当代艺术奖”一等奖。

自2011年以后，蔡东东逐渐远离摄影，开始装置艺术创作和艺术项目实践。“我的创作从摄影内部跳出来反观摄影，对摄影进行质疑与批判，我认为基于这一点才能开始摄影艺术的创造。这个世界不因为多一张图像而变得美好，我情愿这是一个没有摄影的世界。”蔡东东说。

从一名职业摄影师走入对影像的质疑，进而通过艺术创作来呈现自己的影像的反思，蔡东东一路走来，印迹清晰可见。批评家朱朱在给蔡东东写的文章里这样说，“当他停止拍摄的那一刻起，蔡东东才成为了一位关于摄影的艺术家。”

从图像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你喜欢自拍吗?”采访中，蔡东东突然这样反问记者。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说，“在我看来，很多人都喜欢自拍，而且，很多人的生活好像就是为了自拍。”与对图像中“真实”的质疑相伴而来的，还有艺术家对影像泛滥的警惕，“图像泛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就是资本泛滥的一种表现形式。物质也是图像，图像对人的控制实际也是资本对大众的挟持。”

“摄影的力量很强大，它正在让人们变得机械和单一。”蔡东东说。2013年，他试着将以前的作品或买来的老照片拿出来重新处理，让那些原本上去“正常”的照片变得有些荒诞。

比如，他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卷起的路》，揭开旧照片中一条道路的银盐表层，将路段卷曲起来，阻止警车通过。另一幅《破碎的照片》中，他将一个裸女的背影撕掉一半，放大观者的窥私欲。

《卷起的路》

在兴致勃勃地为旧照片“动手术”后，蔡东东投身于艺术项目中。曾在北方农村居住过，蔡东东对村庄里的庙宇印象颇深。来到北京后，他先后居住在宋庄、黑桥和草场地，但这些地方并没有能够安放信仰的“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老百姓的精神寄托跑去哪儿了?他们现在信仰的是什么?”他生出这样的疑问。

于是，黑桥村口那10多平米的Action空间被他“改造”成一座“庙”，并公开召集庙里的“神”：“我已经把这座庙建好了，可是里面没有神，你们能把你们的神送来吗?”在发出公告时，蔡东东还不忘提醒众人“别忘了上点香火钱”。

这个发起于2014年，名叫“偶滴神呐”的项目在这座艺术家村落的信仰世界撕开了一个口子，很快，各路“神仙”纷至沓来。“走神、奴神、刀美神、乳神、打神、解神、不见神、乌有神、不神、婚纱神”等被人们带到了这座庙里。“众神”到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被参与者亲自送上门的，也有快递来的，也有人不来送神，而只送了一个名字“羞涩之神”。因为羞涩，“神仙”便不能“亲自”前来。

项目临近尾声时，蔡东东在一份项目方案里写道：“请公众创造心目中的神祗供奉其中，这背后其实隐藏的是公众们对当下社会环境的心态反映，在艺术上通过这个造神运动呈现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和可能的会面。”

目前，他的工作依然集中于影像和影像装置，艺术项目并非重点。那么，装置真的比摄影更能承载“真实”的方式吗?蔡东东这样回答记者：“艺术创作某种程度上是要回到原教旨主义，如果我有一座庙宇，门口一定要写着‘禁止拍照’。”

蔡东东收藏了一张1985年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一个杀人犯的通缉令，内容是：一个人在北京的一家相机店杀死售货员，抢走三台相机，一个镜头和一些相纸；通缉令上没有杀人犯的照片，只有被抢走的相机和镜头的照片附在通缉令上。

蔡东东将通缉令上的照片扫描放大，并根据相机显示的型号，通过各种渠道买到了它们。

“寻隐者不遇”

1996年至2000年，蔡东东在新疆一支部队担任文书和驾驶员时兼任摄影，有时拍摄部队训练或合影，有时给士兵拍一寸照。

“那是我熟练摄影技术、成为一个摄影师的阶段。有时一天能够拍200个人的肖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回忆最初涉足摄影的经历，蔡东东说。那段时间给他艺术启发的，是台湾摄影家阮仪忠编写的《世界当代摄影》和《世界先锋摄影艺术家》两本书。

“我一看摄影还可以这么拍，非常吃惊。在部队环境里，看到的肯定全是歌功颂德的图像或者是唯美的风景照。我一看那个书，意识到摄影还可以这样拍，算是最早对艺术的一个启蒙。” 蔡东东说。

在这种“启蒙”中，摄影之于蔡东东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阮义忠的书让蔡东东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已不仅限于用照相机记录他原先所认为的“真实”。

五年军旅生涯结束，蔡东东坐火车穿越戈壁滩、荒漠，来到了北京。他至今依然记得，自己曾在北京寒冷的街头行走了近半个月，才得到一份摄影工作室助理的工作。第二年，他到电影学院进修两个月，离开学校之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后来，蔡东东搬到了宋庄辛店村。平静的生活里，他将一台ContaxT3卡片相机别在腰里，走到哪儿拍到哪儿，总共拍了上千张照片。“当时我20出头，就是拍摄周围的人，也拍摄自己的苦恼。风景、建筑、人物都拍，整体风格是比较忧郁的。”他把这些作品放在租住的大院子里。2004年，顾铮来到蔡东东的工作室，只呆了两三分钟，便邀请他参加2005年的广州双年展。

蔡东东的艺术生涯始于摄影，2006年后，他又不断地远离摄影。“我已经不再相信照片的魅力。事实上，在2004年之后，我就不怎么主动拍照了。”2006年的作品《寻隐者不遇》被认为是他进入艺术创作阶段的标志。

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这位已经拍了六年照片的摄影师用“我的第一件艺术创作”来表述《寻隐者不遇》。这个作品的唯一物象，是一块写着诗歌《寻隐者不遇》的黑板。“当时，我的生活相当平静，就开始思考摄影以及摄影背后的问题。我觉得摄影遇到的问题和贾岛遇到的问题是很相似的。就是那种‘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寻隐者不遇》

“艺术家与现实永远是一种矛盾的、不妥协的关系。”蔡东东这样说道。这次采访，第一财经用摄像机为他拍摄了视频，可后来，蔡东东认为当天环境喧闹，自己状态并不很好，两次劝说我们放弃发布。这样的要求似乎正与他对影像的看法暗合。

在提到影像的欺骗性时，蔡东东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比如，你们现在拍我，拿着我的图像说这就是蔡东东，但这不能代表我，它只是我的一面，是你们眼中的我，当人们看到图像的时候，在相信图像中的真实时，可能就把真正的真实推开了。”

镜子中的蔡东东（右） 摄影/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