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9封信札，揭开徐复观与恩师熊十力的恩怨

熊十力（左）与学生徐复观（右）

熊十力致徐复观 信札 1948年写本

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成立，国共双方进行最后一次和谈。于此前后，南北分治之议纷纷扰扰，时局变得混沌不明。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徐复观在即将赴台湾之前，收到恩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

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劝阻学生留下，分析国民党军队已无斗志且不思进取，美国援助靠不住，列举出台湾保不住的种种理由，奉劝徐复观别走上歧路。最终，师生二人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时年65岁的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之下北上，徐复观则跟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惶南赴台湾。师生二人从此天各一方，相互之间再无联络。

这段令徐复观愧憾终生的往事，连同熊十力当年的书信，曾被著录于《熊十力全集》。如今，这批信札首次在大陆公开展示，将于11月14日出现在中国嘉德拍卖上。据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介绍，这批信札曾是徐复观旧藏，除了写给他的信札，还有熊十力1948年至1949年间写给另外两位学生牟宗三和唐君毅的书信。

去留抉择

熊十力乃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在汉米敦(C.H.Hamilton)博士为《大英百科全书》1968年版写的熊十力小传中，有“佛学、儒学、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之评价。对于这样一位新儒家创始人、著名哲学家而言，1949年的变革时局下，去留之间也是艰难抉择。

当时的熊十力对国民党毫无信心。一个例子便是：一次蒋介石邀他见面，熊十力怒道：“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

对“南北分治”的可能性，熊十力自然也不抱希望。在3月28日写给徐复观和陈雪屏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目前国内之局，如当道真能革心易面，另作良图，保持半壁，自是佳事。如心犹已往之心也，面犹已往之面也，欲收已溃之人心，而支此残局，绝不可能。则不如老实投降，无以战火毁苍生，较为心安理得。”熊十力的狷狂、清高与犀利在遣词造句中反映地淋漓尽致，也可见于其龙飞凤舞的笔迹上。

在这些书信中，学生们为老师提供了很多建议：去印度、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而台湾可能是熊十力首先排除的选项。熊十力最不想去的是台湾，理由并不是政治上的，而是认为共产党肯定会攻打台湾，台湾肯定守不住。如在1949年4月10日写给徐复观的信中，熊十力主要从安全问题考虑，劝徐复观不要把家眷送到台湾：“你眷赴台，吾觉不必。大战不能久延，轰炸不能避，城市离之半步，台人必加害，此必然也。即大战稍缓，而当道人心全失，台湾决不能固。”

熊十力致徐复观信札 1949年

熊十力致唐君毅、钱穆、徐复观、胡秋原、张丕介信札 1949年写本

此后，他在书信中几次提及自己不愿赴台。即使在1949年8月同意赴台之议，也是想以台湾为去美国的中转：“赴台暂时可安一会，将来或谋赴美教书，不知能否?若想安于台亦不可能也。”

熊十力也并不很认同去香港的建议。他在信中提到：香港并不容易住，只愿意在危急时考虑去。对留在大陆，当时的熊十力也抱着深深的疑虑。在此期间，熊十力和弟子们讨论过去上海、去重庆、去北京等不同方案，更是多次谈到想回湖北老家，有一次则说，若不能回乡，则赴台，其心境却是：“不如出游一番，随时随地死了算事。”最终，熊十力的三个学生中，徐复观和牟宗三仓促赴台湾，唐君毅去了香港，只有熊十力留在大陆。

听天由命

熊十力与徐复观们的讨论，不可谓不充分。上到国家大局，小到生活细节，乃至对生命的态度，都一一进入他们的书信中。

各种矛盾交织下，这位新儒家鼻祖又展露其“听天由命”的思想：“我就在此听天由命，亦无不可者。年已到此，拿定听天，心亦自安也。”

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熊十力也怀着弘道授业的思想学术的探求，“表达的自由”对他而言，意味着生命。在他1949年写给徐复观、牟宗三、程兆熊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大意是：在学校，只要能够说想说的话，哪怕是过苦日子，也能够安之若素。可如果，社会不容他说出一些真话，他宁愿饿死。

1949年10月，老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邀请熊十力到北京大学任教。次年3月，熊十力到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自此直至1954年离开北京，他一直居住于政府安排的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小四合院中，与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等老友毗邻。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在这段难得的平静时光，熊十力心情应该是舒朗的。他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著作。《原儒》的下卷则在1956年完成，这部书稿上下两卷共计33万余字，重点发觉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到了1960年代，熊十力已年届七旬，身体日渐孱弱，在学问上可以交流的同道也日渐稀少，精神更趋孤寂。1963年，熊十力在其《存斋随笔》中又一次慨叹：“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晚年，熊十力从北京来到上海定居。但他恐怕没有想到，那个“如必迫吾说所不可说之话”的阶段最终还是来了。文革时，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也遭到了批斗。关于老人在文革中的命运，《国学大师的1949：在台湾》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情景：“风烛残年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腰间胡乱地扎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

1968年4月，84岁高龄的熊十力与世长辞，上海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站。而徐复观无论身在台湾或是香港，书柜上永远都放着恩师的照片，他在生命最后几年一直想弥补遗憾，甚至在文革结束后试图寻找熊十力的后人，在恩师墓前瞻拜，终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