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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英国脱欧令然人始料未及,再到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让新兴市场前途未卜,全球民粹主义的不断崛起也使得“黑天鹅”渐渐变成了“白天鹅”。这些政治冲击也已更迅速地传递到了金融市场——美元迅速走强,新兴市场市场货币承压,资本转流入为流出,股市持续萎靡。这次新兴市场会否再度面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般的冲击?全球格局又将如何变化?
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社科院和第一财经主办的名为“不断演变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融合还是割裂”的论坛上,IMF第一副总裁利普顿(David Lipton)表示,当前并没有看到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景,“随着过去几周美元不断走强,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该制度实际上是缓冲了强美元的冲击。”此外,利普顿也认为,人民币的波动仍符合基本面。
针对未来的世界格局,马来西亚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则认为,“全球化是应该拥护的,其使得东亚变成世界工厂,而且是加速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他认为,美元不会独霸,中、印、美到2050年时可能会呈现“三极格局”。
浮动汇率缓冲强美元冲击
强美元可谓是这场全球政治乱局中的产物,避险情绪越重、其他经济体与美国的复苏动能相差越大,美元便越为强势。美元指数在上周五触及13年半以来的最高水准101.48,而其上行趋势有增无减。
近期,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跌幅巨大——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菲律宾比索已经下跌近3%,一度创2008年以来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昨日跌幅近0.5%,亦创1998年来新低;印度卢比昨日最低曾跌至68.86,创历史新低。
眼下,美国进入了加息进程,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开始分化, “这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潜在阶段。”IMF原副总裁朱民近期表示。
历史上,美元走强曾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以及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各界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再现的讨论空前高涨。
不过,利普顿在会上否认了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可能性。“如今,IMF中的越来越多成员国如今都启用了浮动汇率制。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当时一些国家的货币盯住美元,因此美元走强时,其货币就会被迫和美元一起走强。”
他认为,当前浮动汇率制度正在发挥着“缓冲器”的作用,“随着过去几周美元不断走强,我们可以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的浮动汇率制度在起作用,包括巴西等,该制度实际上是缓冲了强美元的冲击,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国家面临着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那种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令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恶化的原因是,相关国家通过加息以保护当时被高估的汇率挂钩,因此这也导致他们最终无法守住底线,如泰铢等货币纷纷倒下。
瑞银首席投资策略师Kelvin Tay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与1997年的相同点在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汇率都出现贬值,此外,当时的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余震也传导至新兴市场商品生产商。不过,“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已经大幅收缩,因此本币贬值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将进一步减缓。”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更高了,哪怕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现在东南亚国家整体比拉美国家安全。
利普顿称,“随着新兴市场政策环境的不断改进,其中很多国家建立自己的缓冲区,有更加稳健的政策框架,能够进行更好预算和宏观经济管理。IMF愿意帮助成员国,也希望能够做一些压力测试,并给出建议。”
人民币汇率仍符合基本面
与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一样,人民币近期也因美元走强而承压。1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接近2%。此外,另一重压力在于,特朗普上台前,其在不同场合上屡屡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美国内部充斥着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进入美国,使得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因此也导致美国此前失业率上升。
如今在特朗普真正当选后,其对中国和人民币究竟会持何种态度? 对此,利普顿表示,美国政府的观点当前无法评论,但“就IMF的研究,人民币汇率大致和基本面相一致。”
多年来,IMF始终在对人民币进行评测,“此前几年中国的经常帐户顺差占GDP之比是比较高的,高出近10%,现在已经下降,”利普顿表示,“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有更加灵活汇率政策,中国也正朝着这一方面发展。”
其实,早在今年10月14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最新的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此次并未指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并转述了中国的承诺和声明——“基于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基础。支持人民币稳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净储蓄率、较大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高于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对于美国而言,其半年度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根据对其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顺差或逆差情况,来判断贸易伙伴国是否开展了不公平汇率政策。
“2015年,虽然中国的经常项目仍然偏强,经常账户顺差/GDP超过3%,说明存在国际收支不平衡,但IMF认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相适应。此后,IMF也在新人民币汇改后,支持人民币继续向浮动汇率转变,并鼓励央行更多采用市场化工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此前告诉记者。
同时,利普顿也对中国的经济再平衡改革表示认可。“我们意识到中国在积极推进经济再平衡方面的改革政策,寻求更多内需动力,包括促进国内消费发展、发展服务业等。这种再平衡是非常重要的,IMF也非常赞同。”
不过他仍然表示,中国在治理还没有完全跟上,“一个特点就是太多低效、产能过剩、没有多少利润的大型国企仍然在不断地进行生产,应该对国企进行适当的重组与改革,当然中国也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重要的是相关改革要持续实施下去。”
全球或成三极格局
除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全球化逆转也是政治乱局下的突出迹象。
胡永泰表示,全球化是亚洲人民所拥护的,但他也认为全球化倒退的可能性最近越来越大,“这一种方面是必须要抵制的,这并不是说全球化这个过程完全没有问题。”
他称,上一次全球化大规模倒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当时各国保护主义过度而使全球化倒退。“1900到1910年,英国经济一枝独秀,当时它在全球治理等方面是一个很强势的国家。但从1910年到1940年,全球经济发展不太好,美国经济的崛起对英国产生经济产生了很大打击,但之后美国并不是特别强大,同时精神上也并没有做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当时有经济学家假设,如果没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绝对领导国,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反观今天的美国,“它也不再是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经济大国。如果再看15年之后,中国将会越来越强大,”胡永泰预计,到2050年,中国人均GDP或已超过美国,未来35年,印度也有可能会像中国一样迅速发展,“如果到2050年,印度人均GDP可能比中国少40%,但它的人口至少比中国高出15%。从中可见,好象已经不存在一个经济体拥有主宰霸权了。”
因此他称:“我们现在就进入一个多极世界,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到2050年,还包括印度,可能届时第一集团中的成员情况都差不多。”
同时,针对当下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政局的潜在变化,纽约大学全球研究教授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表示,“我没有那么悲观,尤其是如基础设施等政策方面。特朗普可能当政经验不太够,他从没有从事过政治,但他有很多共和党人的支持。同时,他希望能够降低企业所得税、放松监管,希望能够投资基础设施的。他和奥巴马不同,实际上国会也愿意跟他一起齐头并进,因此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 ”
此外,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经济的增长,他也表示很难想象特朗普政府真的会对中国产品征收45%的关税,“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布雷默称。
在人大重阳金融学院客座研究员赵明昊看来,虽然国内政策应该是特朗普的优先选项,但美国不会停止亚太再平衡,“美国和中国应该考虑一下怎么重塑中美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亚洲经济发展。”
“就中美合作而言,例如使亚投行变得更成功等方面还是有很多空间,双方可进一步在亚洲合作。特朗普可能是个比较好的商人,问题是中美两国怎样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来创造一个双赢局面,并在亚洲实现良性的互动。”赵明昊称。
从“对等关税”到中东冲突,特朗普政策的反复无常让交易员感到疲惫。
在经济增长、国际收支、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美元走弱等内外因素驱动下,人民币具备了适度升值的基础和条件。
今年以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上涨幅度均在2%左右。
2026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多次逼近6.8水平,稳稳居于“6”时代。
当前多数定价模型所遗漏的核心变量,正是地缘政治风险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