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要限制民粹主义的到处蔓延

民粹主义有如病毒一般在发达经济体中传播开来，政治建制正处于倒退之中。政治“局外人”许下撼动或推翻整个系统的夸张承诺，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重大政治胜利。民粹主义的敌人是“全球精英”们，这些人背叛了传统的国家价值观;他们反抗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全球主义”，事实上更依赖他们自己标榜的国际主义。

在金融领域，“传染”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过程。某个市场出现的震荡会传播到另一个市场，即便两者间在金融领域并无直接联系，这是因为，热衷于寻找模式的市场参与者认为，有相同的基本性因素在起着作用。

今天的民粹主义反抗浪潮也显现出类似的特点。特朗普一早就承诺说，如果他胜选，实质上就相当于英国退欧;是的，当他胜利之后，荷兰和法国的极右翼政治力量立刻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作未来即将发生之事的前兆。意大利即将举行的宪法公投也是如此——而意大利总理伦齐为此押上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历史上与当下相似的一段时期，是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时期，列宁将苏维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品牌推出，并创立了共产国际。而作为对列宁发起的这项运动的反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也采取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立场：模仿“黑衫军”的“彩衫运动”(colored-shirtmovement)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兴起，从而将独裁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替代自由主义模式的高度。

尽管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等极端国家主义运动本身，也在互相较劲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但他们最终也团结了起来、一致反对自由秩序。同样地，今天的政治反抗趋势或许也在遵循着某种不可阻挡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下，每一个国家必须在这一场零和游戏中对外关闭贸易、移民、资本流动或风险的大门。

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了防止这样的政治“传染病”，是否可以建起一堵墙?

阻止金融危机、阻止金融“传染病”有两种常用方法：国际救助和金融改革。类似地，我们认为政治上可以有同样的干预，或许是对全球治理机构和现有民主框架进行改革。毕竟，现在影响各个国家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不是某一国所独有的，也不是通过单一国家就能解决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会引发干旱，导致作物减产，从而导致大规模迁移的出现。

然而，今天的民粹主义者却表明了拒绝全局性考虑或国际性参与的立场。任何看起来像是多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立刻被视作与自己国家无关，任何需要国际性协作的行动都会被嘲笑或拖延。

也许，今天这种具有传染性的民粹主义会为它自己的毁灭创造条件。其所包含的巨大不确定性，可能会阻碍投资、扼杀业已脆弱不堪的经济体的增长。但独裁的、民粹主义的思潮也可能因为这种恐惧反而蓬勃兴盛，这就是为什么自许“偏执民主人士”的人之所以承诺确定性和连续性，也常常能和一部分商界人士达成协议的原因。

目前，英国就是后民粹主义经济的一个典型代表。6月退欧公投的结果并没有引发“留欧派”所预言的经济灾难。但退欧后的英国显然充斥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上为这个国家做出的本质上并不协调的种种提议，正是这些，在英国议会和首相特蕾莎·梅的政府中引发了政治内讧。

伴随退欧而来的经济焦虑和政治紧张，使得退欧在其他欧洲国家看来并非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并且，民调显示，退欧公投后，大部分国家(不是所有国家)——对欧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将可能引发类似问题，而这位当选总统有关继续保持“不可预测性”的承诺，可能会进一步摧毁民粹主义模型，特别是在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更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对于贸易战争爆发的恐惧、美元强势走高等因素，导致经济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出于一些特殊原因，美国可能拥有较强的复原力：在历史上的经济不确定时期，其一直是全球安全避风港，因此政治上的不可预测性对它的影响会小于其他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就起源于美国，但避风港效应使得美元在资本流入增加的情况下走强。特朗普胜选后的数周内，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民粹主义下的美国经济并不一定会失败，至少不会马上失败，而这可能会让独裁及民族主义领导人越发觉得，特朗普是一名战友和榜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站队特朗普上没有浪费一点时间。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通常可以将不可预测性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但像英国这样的小国，不仅在大国的民粹主义政策下显得更加脆弱，还将可能马上面临更多风险。

随着各国对这些教训进行反思，有些国家可能建立区域性的防御集团，来保护自己免受民粹主义“传染病”的侵害。比方说，中国就可能为整个亚洲代言，欧盟也可能最终找到一个方法团结起来、对抗想要分裂它的势力。最糟的情况是，这种新地方主义可能会加速地缘政治敌意，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紧张局势;最好的情况则是，地方性团结可能会为全球急需的治理改革做好铺垫，为逃脱民粹主义陷阱扫清障碍。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记者李莉翻译。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