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TX非常相似,高效营销、招摇撞骗和金融投机也推动了约翰·劳的骗局。
美元的领先地位是在全球对深度、流动性、安全的资产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形成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替代安全资产,美元的领先地位可能会被打破。
当柏林—巴格达的铁路建成后,其中一段穿过最干旱的安纳托利亚的铁路几乎无人通行,造成资源的浪费。今天的“一带一路”也要以史为鉴。
当前的民粹主义者受益于一场普遍的经济复苏,而这场复苏在他们活跃在政治舞台之前就已开始。当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的鲁莽政策已经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应变能力。
雷曼兄弟的倒台不仅仅揭示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瑕疵,更揭示了21世纪政治和社会运作中的弊端。讽刺的是,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
特朗普曾表示,“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很容易打赢。”这一论断没有丝毫新意。
如今的欧洲需要谨记:如果对当前的担忧听之任之,甚至拿不出实际的解决方案,那么很快,他们会发现,又一次主宰历史的机遇将悄然消失。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党派与政客希望采取狂人战略,政府在任何突发事件中谈判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一国经济对来自外国储备依赖的程度,从长期来看或许与政治无关,但当今年美英两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分别预计可能达到3.7%和3%时,再加上弥漫在英美选民中的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使外国债权人倍感失望之际,及时反思与清算是当务之急。
挑战,也能通过基于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竞争导致两败俱伤。
欧洲的主要国家需要制定一项打破经济隔阂的机制,使各国不再陷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欧洲是时候重拾1944~1945年的广泛共识了:共同利益远胜于狭隘的利己主义。
人工智能革命将使得我们集体陷入愚钝的状态。除了松松垮垮的腰围,我们的大脑也可能由此变得懒散。
对英国而言,每一项可供选择的政治安排都谈不上完美。最终,离开欧盟的每一步都使英国陷入了更深的党派之争。
展望未来,德法需要制定一个共同的愿景,即超越本国的国内政策,拥抱欧盟层面的改革。
要解决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答案只有在一个稳定的欧盟与国际体系中找寻。只有一个稳定的欧洲才能驱散时隐时现的“魏玛阴影”。
历史的经验显示,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剔除助长去全球化的三种情绪。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建一种普世的个体尊严感和目标感。
当政策制定者10年前争先恐后地寻找“长枪大炮”对付危机时,他们就为一种古老角色的回归搭起舞台:准备扣动扳机的铁腕人物。
全球化需要新的领导力,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德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球秩序新的捍卫者。
英法德三位领导人有共同点。比如他们在民选政府中所处的强势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尝试建立一种新型政治模式,以填补传统政党影响力式微后留下的空白。
未来摆在马克龙面前的任务,是效仿上世纪60年代戴高乐所采取的方式,实现黑格尔的超然存在。法国需要德国充当市场经济典范,创造新的非政府工作。而德国需要法国来维护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包括在安全方面。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