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一个藏族男人无处安置的身份

《塔洛》整部影片围绕着塔洛身份的确认展开

在极其有限的排片面前，为了不错过万玛才旦的新片《塔洛》，早起赶了影院的第一场。取票的时候，售票的小伙说，这片子卖得还不错，有四个人看。看来，消费者和影院人士，对这类影片的票房，本质上都没什么期待。

《塔洛》开场，一个藏族男性用诵经腔十足的普通话背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十来分钟的固定机位，黑白画面，无趣且冗长，挑战着观众的忍受能力。但回头一望，这个片段却意义非凡。影片男主角塔洛就上过小学，在他人生中对“知识”不多的记忆中，可能就只有这篇《为人民服务》，在他常年的记忆与背诵中，“为人民服务”和“重于泰山”之死逐渐演化成了他的人生信条。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多年如一日的，为他人放羊，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被遗忘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Nobody”。

《塔洛》整部影片，也就围绕着塔洛身份的确认展开。电影开场在派出所，所长和塔洛就着“身份证”对话，平常又富有意味。塔洛朴素的人生哲学里，我知道自己是谁就行了。但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显然无法行得通，在都市的宏大框架中，每个人并不全然地属于自己，个人身份的明晰，很多时候，对他人更有意义。有段对话很有意思，所长问塔洛叫什么，塔洛说小辫子。所长说真名，塔洛说叫塔洛。所长说塔洛，这个名字很美。塔洛腼腆地笑了，说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于是，小辫子和塔洛，成为眼前这个藏族男人的二重分身，前者是隐匿的传统和自我，而后者成了小辫子需要去追寻和确认的身份。

小辫子带着拍身份证照片的任务，来到了县城，开始了他的都市浪荡记。他在照相馆“漫游”了北京和纽约，幕布背景成了全球化的一种象征，不费气力对世界主义的一种感知，让任何偏远地区、任何民族的居民，都有可能与世界、现代共存。塔洛和他的羊，以懵懂、怯懦的形象出现在县城，一种相对的现代化场所。坐在照相机对面的他显得不安，依然是固定中景的摄影机凝视，引导观众审视荧幕上的这位男性。帽子、杂乱的头发、脖子上的护身符等等，都成为被审视的奇观，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急需被改造的。于是，在照相馆老板的引导与劝诫下，塔洛又来到对面的理发馆洗头发，在这里，他遭遇了人生的又一次“启蒙”。

叫杨措的藏族姑娘，理发馆里贴着的是SHE的海报，梳着藏族姑娘少有的短发，还抽着女士香烟。她成了一个现代性的诱惑，主动挑拨塔洛的身体与意念，她化身成了一个邪恶的启蒙者，与县城一起为塔洛制造了幻景，一个有女人和都市拉萨的美梦。塔洛开始对自己的身份又了更多的想象，影响了他作为一个放羊人的职责，最终被人打着耳光训导：你只是一个放羊的。但欲望开启后的塔洛，显然不再满足于这个身份，他卖光了自己的羊，带着十六万的现金和重获身份的梦想找到了杨措，却最终黄粱一梦，杨措找不到了，钱与拉萨的美梦也随风而去。

做一个本雅明笔下的“都市浪荡者”，显然是要资本的。塔洛并不够格，他以为自己可以与杨措带着钱去拉萨，却不知道都市浪荡的前提是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对都市的审慎。塔洛对现代化都市中的人并不设防，妄想了化身成现代自我的美好生活。但实际上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中，他始终和现代生活是隔离的。即便与他有了身体之亲的杨措，银幕上他们总是恰好地处于镜像的两端，大多数场景都是被分离的。而在另外一些场景中，塔洛又总被置于画面的极下方，似乎总是被压制着。因此，塔洛自始至终都没法在现代社会中做一个自由人，始终被规范、引诱、被劝导，名义上是寻找身份，实质上却是在丧失身份。对塔洛进行规训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所长、照相馆老板、路遇的警察和杨措，但潜藏在背后的，却是现代社会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所以影片结尾，当小辫子既没能成为塔洛，又失去了自我象征的辫子的时候，他就彻底成为了一个Nobody，在广袤宁静的青藏高原上，他再一次失去了身份的踪迹，成了无处可去又无处可归的人。这不得不说，是一场现代性的悲剧，没有技能、没读过书、甚至于好记性都丧失了的塔洛最终被抛弃了，他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

万玛才旦的镜头语法依然冷静，却又无所不在地酝酿着构思。长镜头和固定场景的大量使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冲突，民族文化的逐渐式微，黑白画面的仪式感，让整部影片洋溢着冷静与沉思。但客观言之，影像符号的过多植入，角色本身的苍白无力，对杨措/女性的片面描绘，以及二元并置的思维，无疑还是削弱了影片的力度。但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中，《塔洛》又无疑是一股清冽的力量，值得每一个爱电影的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