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社会需要思想市场

2016年最有看头的文章莫过于林毅夫、田国强和张维迎教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的大讨论(下称“路径之争”)。后续投入“战火”的文章也毫不逊色，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的讨论不要停，不能停!因为它们开启了一个有为社会的思想市场。

思想竞争是有为社会的必要条件

在《看得见的手》(TheVisibleHand)中，钱德勒(AlfredChandler)解释美国1850年后社会大发展的特征之一为：政府中的精英和市场里的精英之间无休止的思想竞争激发出社会原创的活力。钱德勒在著作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机制有美国、意大利、法国、韩国和日本的不同版本。回到林、田、张发起的“路径之争”，既然有不同版本，无法生搬硬套，那就让争论再热烈一些吧。一个富有观点和热情的思想市场，最终会锻造“有为社会”的中国版本。

最早的有规范的思想竞争大约出现在1500年~1700年间的欧洲。它促生了一个“文人相敬”的科学知识社群。其中，“有用知识观”和“实验方法论”奠定了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石。追溯近代欧洲技术与经济发展和思想竞争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百年的社会经济不仅需要技术与产品的创新，也需要思想交锋方式与场所的创新。“路径之争”的意义在于开启了“思想市场竞争”，林、田、张等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创客。第一财经“改革深水区”栏目就是一个有益的交锋场所。

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经济大发展为何会发生，为何首先从英国开始?这是历史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者近年集中思考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1500年~1700年之间，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大转变是工业革命发生并持久发展的重要准备。换言之，中世纪的宗教社会完全可以再延续300年，如果没有培根(FrancisBacon)和牛顿以及后来追随他们的思想创客的话。

经济历史学家莫基(JoelMokyr)视培根为思想创客，因为他的“有用知识观”奠定了后来工业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我们所熟悉的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背后是欧洲思想意识的大转折。之前，思想创见、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都是大逆不道的认知活动。同时代的“耶稣会”(Jesuit)把一切新都当作“罪”。传统、习性、经典是社会生活的圭臬，太阳底下无新事。而培根在宗教信仰的范围内改造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

培根方法(或主义)认为知识应该为改善人的世俗生活服务。“有用的知识”指有生活效用，因此才有意义。知识是否有用不能想当然，必须用实验的方法，遵守实验的规范，讲究实验的语言，才能确定。培根之前，世界观是神学的，追随传统的，过去时态的;之后，科学世界观是实验的，推崇发展的，并始终面向未来。

回到路径之争，无论是有为政府还是有效市场，关于它们的理论知识也必须能够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服务，必须“有用”。它不应该执着于“是或不是”，而需要关注“做或不做”。做了才知道。

牛顿是另一位奠定工业革命意识形态的思想创客。莫基认为牛顿的贡献在于用系统完美的数学语言说明有独立存在的自然规律，例如万有引力。“自然规律”成为技术知识阶层和教会之间和谐共处的媒介。自然规律被视为上帝存在的证据。追求探索自然规律被当作一种神圣修行。利用规律改变人的生活也被神圣化为美德。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成为《圣经》的科学注解。牛顿从来没有声称自己的科学思想是对宗教秩序“破坏性”的决裂。反而，他认可二者的一致性。这种认可给他的思想带来了传播的通行证。

培根的知识观和牛顿的方法论优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的科学发展观与现实的政治秩序不仅不矛盾，而且互补。在牛顿的时代，科学的就是宗教的，因此可以大行其道。

回到路径之争，论述是否遵守西方经典理论规范并不重要。它们能否与中国现实秩序相契合，并在合理合法的默契下求改善，这才重要。

思想竞争重点在提出新问题

有人问合气道的创始人植芝盛平：你为何能站如松，坐如钟，一动不动?植芝盛平回答：我一直在运动，只是恢复速度太快，你看不出而已。究竟要有为，还是有限，或者有效?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作用一直在互换互动中。只是当有一方定睛于一端时，对另一种管理工具便薄彼厚此了。例如，关于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玛珠卡托(MarianaMazzucato)在《创客政府》(TheEntrepreneurialState)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苹果和特斯拉等创新企业的基础技术来源。许多美国企业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政府支持的基础研发。在新能源和材料领域，这个趋势非但未减反而增加。

玛珠卡托报告的价值不在于澄清政府的角色，那早有其他研究，它在于提出了新问题：怎样解决社会化的风险(政府支持研发)和私有化的利润(企业摘果子)的问题?

回到路径之争，为何我们常常围绕老问题做新辩论?我们的关注点也许需要改变，需要问“每一轮讨论的新问题是什么?”像培根建议的那样，浸淫到实践和实验的观察中去，我们的策略问题才会不断进化。

要提出有进化意义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放弃“你赢我输”的辩论方法。有输赢的辩论是很好的智力游戏，却无益于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深度理解。物理学家玻姆(DavidBohm)形容思想是一个生机系统，需要认真倾听，相互加码。套用简单的三段论逻辑不仅让思想活动无趣，更会绞杀思想的生命。

那么怎样让思想有机生长?起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始。第一，在讨论复杂社会问题时，暂止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辩论逻辑，选择图尔明(StephenToulmin)的争论逻辑。运用图尔明的六段论，现在路径之争中很多辩论点就会成为多余的闲话。第二，运用“欣赏的争论(AppreciativeInquiry)”。简言之，不断问四个问题：“你讲得有道理的地方在哪儿?”“更有道理的新理解在哪儿?”“我们怎样在更有道理的地方获得新共识?”“什么情况下，修改共识可能更有价值?”

依经济学家麦克罗斯基(DeirdreMcCloskey)的观点，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社会历史土壤中的人文科学。与其说它是科学，不如说它是人们沟通讨论的一套理性语言工具。她还告诫我们，偏执使用经济语言都可能落入思想的陷阱。在我们讨论“路径问题”时，也不妨把经济学当作沟通的语言，不妨用“欣赏争论”的方法，不断建设性地找出新问题和新理解。

建设思想市场共识

在1500年~1700年间的欧洲，“欣赏的争论”是思想沟通和交流的主题风格。它带出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观首先改变了欧洲，然后改变了世界。1753年，伏尔泰反思那段历史时写道：在路易十四时代，尽管有战乱和宗教冲突，一个“通讯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悄悄流行欧洲。一帮真学者因为思想结为同好，相互砥砺。他们就是一种文化制度。它至今仍活在我们当中。

这个被伏尔泰称为“通讯共和国”的制度，是欧洲知识分子之间思想沟通的非正式通讯网络。它又被称为“学习共同体(CommonWealthofLearning)”。共同体成员致力于继承发扬培根和牛顿建立的思想传统。1684年，法国哲学家贝勒(PierreBayle)从荷兰发出的通讯稿算是一个里程碑。意大利塔索家族(deTassoFamily)建立的私人邮政机构就像300年前的“互联网”，把欧洲各地的思想者串联在一起。布鲁诺、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创客。这个学习共同体所形成的社会思想共识，为后来工业革命做了世界观和认知方法上的铺垫。

利用遍布欧洲的邮政通讯，这批思想创客继承培根和牛顿的“有用知识+实验方法”，建立起了一套讨论、质疑和应用知识的语言习惯与方法。例如，为维护知识的权威性，他们推广七大公理，包括合理性、中立性、讲方法论、共同标准、实验证据、观察分类和可重复性。为保护公共信任，他们约定匿名审稿制度，并规范文字沟通的逻辑、修辞和证据要求。这些公理成为后来科学理念(普遍性、中立性、社区性、质疑性)的来源。

有共识语言规范和检验工具的保障，学习共同体内部形成“文人相敬”的传统。在思想创见上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也享受普遍的信任和尊重。例如，当一个追随者获得莱布尼茨的回信，那是一份值得炫耀的事情。一时间，思想创客风行。虽然没有利润，这份公共思想者的荣耀足以激励这群人孜孜以求新知。那时的欧洲思想者以相互砥砺为荣，有一种崇尚学术名誉的“侠义”风范。

回到路径之争，诸多先进的文章已经凸显建立共识语言和沟通规范的必要性。它的意义已经超过路径话题本身。坚持下去，中国的思想者也会形成学习共同体，并以相互砥砺为荣。

从培根和牛顿那儿继承下来的还有“政治意识”。那个时期，大多数思想创客努力保持在欧洲的宗教与王室制度范围内施展创见。伽利略、开普勒、霍布斯、笛卡尔等是王室皇族和教会的座上宾，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自然哲学家。在《发展文化：现代经济起源》一书中，经济历史学家莫基肯定这种关系有利于社会新思想合法化和广泛传播。妥协是说服政治势力一起进步的必要前提。

回到路径之争，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它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如何?怎样的设计是积少成多的妥协进步之道?这些都是需要同步思考的问题。

回顾欧洲1500年~1700年思想创客的成功历史，目的是鼓励当代中国思想创客投入思想市场中去，以“欣赏的争论”不断延展共识，持续揭示新问题，累积社会大发展的思想资本。

鉴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CharlesE.Wilson)曾说：“有利于美国的就有益通用，反之亦然。”今天，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的就有益世界，反之亦然。在此前提下，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对应，我们迫切需要具备全球视野的各类思想创客，创造与全球社会和经济未来对应的系统思想。林毅夫、田国强、张维迎等教授开了个好头。2017年，让争论来得再热烈些吧!

(作者系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