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体制成本升得太快，是当前经济最要命的

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而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经济会发展起来，会高速增长，我们来分解它的因素，关键就三个东西：

第一，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我过去研究农业，经常犯愁的是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谁来雇佣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拉到市场?怎么算也算不出好办法。

一改变开放，发现办法来了，国外有资本有技术，可以和你这个又多又穷的最大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能够起来的一个要件。

第二，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

光成本低、人力便宜不行，不能自动变成产品，如果脑子里面有很多固化的东西，把手脚捆住，思想不解放，体制不改革，就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所以中国经济能起来的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

所谓改革，就是用实践检查哪些做法、哪些政策、哪些法律、哪些红头文件是束缚了生产力的。把这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解开，所有经济组织运行的体制成本，也大幅下降。

我们过去学苏联模式，人便宜，但是体制贵。贵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市场上缺，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反应，不建立国有体制，谁也别动。

这套东西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步一步地给解开的。国家就是这个国力，如果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解开手脚，动员大家一起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这是中国能起来的第二条关键因素。

第三条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善于学习。

体制成本低，加上劳动要素成本低，这个经济是不是就能发展起来呢?如果你的劳动力没有一定的质量，还是不行。

那这个质量靠什么来?靠学习。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所以啥也不会干。像我从小用到大的暖水壶，几十年不变的铁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创新、更迭。你不改进，东西怎么会越做越好呢?

我80年代跟着杜润生老先生一起工作，先生虽然是老干部，但是思想很开放，带头去广东去看，广东那个时候刚开放，离香港近，很多东西进来。

这么大的一个老干部，看见一款电风扇，回来以后眉飞色舞地和我们形容，这个电风扇可以在蚊帐里面吹，脚一踢就停，扶起来就转。

这背后是什么?人的好奇心和学习心。

中国人穷是穷，但是肯学习，来了好东西，就有很多人琢磨怎么回事，琢磨来琢磨去，刚开始就是仿制，国际上很多国家说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但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

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后来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中国就是靠这三个要素起来的，曾经穷得不堪回首，只要一开放，有信息来，有技术来，有机会来，有市场来，经济迅速腾飞。

那市场为什么来?很简单，物美价廉，成本竞争力。这就讲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好也罢，坏也罢，这是特征。

如果你用30年为尺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美元，增长到今天的8000美元。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

但我们内部也有问题，在这30年，虽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增长更快的是权力收入。我们目前这个体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比别的国家要大，且缺乏监督。

最要命的是，我们当年通过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说起中国经济以及成本上升，都会说劳动力价格涨得太快了，然而看上面的表格，大家就知道，劳动力价格也就是工资，涨得跟名义GDP差不多。

涨得最快的是什么东西?税收，法定的社保缴纳，政府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反腐以后，我们才看到，吃掉了多少钱。那些贿赂，全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

经济增长快、收入增长快，成本优势就丢了，你原来就是靠成本优势吃饭的，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成本升得太快。

所以，国民经济从那么差的状况走到今天，只发生在一代人之间，我们引以为豪。现在经济下行，出路是什么?当你的独到性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你还得往成本优势使劲下注，降低成本最重要的事，就是继续体制改革。

因为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周其仁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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