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留给世界的思想财富

2017年1月9日，齐格蒙特·鲍曼在英国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鲍曼去世，虽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觉得突然。因为近年来他的写作热情丝毫未减，仅在2016年就出版了3部著作，不久前还发表了对特朗普胜选总统的评论。

不过，正如他常告诉我们的，意外或不确定性原本就是人类经验的常态。作为一名享有世界声誉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甚至被称为“用英语写作的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鲍曼的社会学写作是一笔巨大的精神和思想财富。

另类的社会学，一种文化理论

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生于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二战爆发后举家逃亡苏联，1943年加入苏联的波兰军队，1945年荣升上校，并在华沙大学开始学习社会学。1953年在波兰反犹清洗中突然被解职，于同年任教于华沙大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系，开始了学术生涯。1966年，他当选为波兰社会学协会执委会主席，但1968年再次因反犹主义以及“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先后移居以色列、澳大利亚和加拿大。1971年，他最终定居英国，任利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

鲍曼一生经历曲折坎坷，“经历了从市民到军人，从体制内的人到局外人，从行动者到思想大师，从积极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到彻底的怀疑论者，从贫困到相对富裕这一多重转变。”他写作速度惊人，退休后几乎每一两年就推出一本新书，生前共出版77部著作，获阿玛菲奖、阿多诺奖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都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学者的最高荣誉。

要走进鲍曼的思想世界，必须了解他的社会学，而他的社会学一直与主流社会学格格不入。他无意追求体系，常采用碎片化写作策略，兼具高超的文学技巧，从一个主题滑到另一个主题，在概念使用和学科逻辑上也不像学院社会学家那样严谨，更类似齐美尔的小品文。他做了一辈子社会学，但始终游离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在一次访谈中，他坦言，“我猜在模范学术界的眼中，我学不会对‘正典文本’怀有尊敬和推崇之意是我的原罪(这种训练而来的无能延伸到我与今日名人的关系)……任何名门名校都没有我的位置。”这种“局外人”的角色(鲍曼称之为“不可治愈的自闭症”)，除了与其曲折的人生经历有关外，最重要的还是与他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性质的理解有关。

《通过社会学去思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入门教材。在鲍曼看来，“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并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特征的东西，是社会学将人类行为看作是广泛的整体结构的要素”;用社会学思考，就是把人类的处境放在人们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中来理解，把常识陌生化，用一种创新的方式阐释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方方面面，使人们的生活具有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更少的顺从和妥协。“社会学思维是一种力量，一种抗固化的力量。”

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都是探讨人类行为的不同类型的学科。而在鲍曼看来，“我们真正了解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对世界所做的一切”。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之间的劳动分工这一“结构”，决定了我们脑海中的社会图像，而不是相反。鲍曼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种“结构”与我们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舞厅是因为有舞者在才成为舞厅，如果大家都坐在里面吃饭，舞厅就自然变成了饭堂。所以鲍曼常说，我们每个普通人的能动性力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鲍曼的社会学追求与其文化理念是一致的。上世纪70年代初出版的《作为实践的文化》虽晦涩难懂，但若肯花功夫啃下来，对于理解其晚期思想无疑是一条捷径。鲍曼认为，人是唯一的文化动物，人类实践无法在实然和应然之间进行区分，文化也无法在知识和旨趣之间进行区分，正义、自由、善等旨趣并非前理性思维的残余，而是社会学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文科学的唯一视角。在他看来，文化不仅是一种适应的技艺，更是一把“不断刺向未来的利刃”(桑塔亚那语)，“文化就是使事物与现状不同的东西”。鲍曼批判实证社会学把文化看作社会学的一个“部门”，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如果说结构代表无法逃避之事，那么文化的任务就在于对其进行切割和溶解。在此意义上，鲍曼的社会学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理论。

从后现代性视角反观现代性

鲍曼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说，鲍曼是一位现代生活杰出的阐释者。另一位鲍曼思想传记作家泰斯特也认为，鲍曼将世界译写成文字，透过他，现今的一切变得有连贯感。为什么鲍曼对现代性的反思赢得读者广泛认同?秘密就在于其社会学的他者视角(整体性)和人文关怀(文化性)。唯有立足他者视角才能把握事物全貌;唯有伸张价值立场，才能促使事物发生改变。在鲍曼那里，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这是一种意识到现代规划任务不可能实现的清醒的现代性。尽管鲍曼晚年停用了后现代性概念，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后现代性仍然是他审视世界的底色，其“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性》)就是运用这一视角研究现代性的经典之作。

《立法者与阐释者》对现代性话语的生成及其流变的历史语境作了生动还原和回溯式探讨，是全景式讲述现代性故事的佳作。鲍曼告诉我们，秩序建构实践的实质，在于对社会成员进行重新分类，一方是创造秩序、维护秩序的立法者和管理者，另一方是被迫接受教化、服从秩序的普罗大众。对于后者而言，生活只能在服从和抗争中徘徊。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市场机制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力量，社会成员分为被诱惑者和受压抑者，诱惑和镇压两种控制机制相互配合、融为一体。“两个国家，两种标志”这一主题不断出现在鲍曼晚期著作，如《全球化》、《自由》、《工作、消费和新穷人》及“流动的现代性”系列中。消费在当代生活中不仅扮演“避雷针”的角色，吸收可能威胁社会总体秩序的破坏性能量，同时还扮演“安全阀门”的角色，“能够把政治和社会分支系统不断产生的不满、紧张和冲突分散在可以象征性地释放于平息的区域中”。

《现代性与大屠杀》着力聚焦导致犹太大屠杀的现代性机制，是反思现代性阴暗面最有力度的著作，正是它使鲍曼的名字广为人知。好人如何变坏?鲍曼写道：“把人的生活降到自我保全的盘算，这种理性就将人道从人的生活当中剥夺了。”只要环境适当，所有人都可能做艾希曼做过的事情。大屠杀还有一个教训是，“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注定的”，自我保全终究是一种选择。鲍曼寄希望于为他者负责的伦理为社会学及社会现实开启新的可能性。

《自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现代性与矛盾性》讲述了现代性反矛盾性之战如何失败的故事，并就后现代因与矛盾性达成和解所带来的新问题做了理论演绎，也昭示其晚期思想的核心关怀。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机遇，宽容是后现代性的一个机遇，协同性是宽容的一个机遇，协同性是一个最高等级的机遇;但宽容本身不能产生协同性，在后现代性条件下，它极可能转为冷漠。

鲍曼对现代性的反思归结为如下几点：一是现代性是人类的宿命，我们不可能离开现代性。只要我们对世界心存改善的期待，它就具有现代性。因为作为现代意识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只有人类自身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二是现代性机制内在蕴含着大屠杀的可能性。现代园艺文化对纯净、透明、清晰的世界的迷恋，官僚体系对个体道德自主的宰制，一旦能够垄断各种理性工具的力量达到不受社会控制的地步，种族灭绝就会接踵而来。三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秩序建构有其积极的一面。民族国家的造园规划尽管存在诸多人性压抑的弊端，但却被证明是现代社会的孵化器，能将民族成员资格与国家公民身份合二为一，以集体的命运保证公民抵御因个体选择带来的不良后果，同时也为全体共同体成员提供确定的价值追求和实现人生意义的舞台。这点是当今形形色色的共同体所无法比拟的。

流动的现代性，脆弱的个体

在“现代性三部曲”中，我们还能于字里行间感受到鲍曼对后现代时代来临的欣喜，毕竟现代秩序的拆解，移走了主体性的最后障碍，而多样性恰是人类自由的机会。但在“后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道德》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美好的画面，而是血和泪、暴力、羞辱等令人忧心的文字。这种玄机直到《全球化》一书面世，才终得以化解：在鲍曼看来，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来临使后现代性的机会丧失了。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详细审查了这种新现代性的多个面向，正式以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取代了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并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对这一崭新现代性困境的揭示和反思中，出版了“流动的现代性系列”著作，包括《共同体》、《个体化社会》、《流动的爱》、《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时代》、《流动的恐惧》、《流动的监控》等。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流动的恐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这里的流动性，并非指社会整体的变化或发展，而是特指人际沟通的纽带即社会关系在迅速地流动、液化或熔解，而这些纽带正是人们共同解决问题、化解烦恼的桥梁和工具。这好比一座还未完工的大楼，脚手架断了，所有问题都将被搁置，更不必谈解决了。社会关系不断熔化，使得现存秩序失去了选择的可能性。无论海浪有多汹涌，大海依然是大海。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变得更加不可动摇。

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描述，如人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具流动性，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几乎使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多余”;人的思维方式越来越碎片性化，对世界和他人普遍采取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人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无规范性。生活场景的变幻莫测与生活策略的灵活多变相互推进，似乎形成一个没有出口的“戈尔迪之结”。

鲍曼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面的剖析，揭示了流动的现代性的结构基础。首先，资本具有逃逸性。当今世界动荡不定、混乱无序的总根源，就在于资本逃脱了民族国家的束缚，通过鼠标和互联网轻松实现了全球无障碍流动。其次，政治具有消退性。资本是全球性的，而政治仍停留在地方。它唯一能做的也是经常做的，就是将四处蔓延的焦虑转换为安全问题以及对法律和秩序的关注，并以此寻求合法性。“政治离公民越来越远，而政策则离公民越来越近”。最后，文化具有多元性。多元文化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终结一切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它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质疑的缺失，特别在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极易演变成具有好斗性格的多元共同体主义。

鲍曼反复强调，流动的现代性社会首先是消费社会，其基本特征是正迅速走向解体化、个体化。在现代早期，当旧的传统被砸碎、瓦解，一种新的理性的秩序迅速被建立起来，为被连根拔起的社会成员重新嵌入社会提供床位和梯子，而今天“社会救济已经死去”，那些过去由人类集体理性完成的工作，已被打碎分派给个人的勇气和力量，并要求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今天，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生活艺术家，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普遍命运的判决。个体因不确定性二产生的焦虑客观上润滑了消费市场之轮。消费社会在今天事实上扮演着连接个体化与全球化的纽带角色。在鲍曼看来，消费者的一个基本预设，就是把自由等同于消费自由，也就是我们拥有被迫消费的自由。这种消费社会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如果不能重建政治，想改变它几乎不可能。

资本的逻辑，潘多拉魔盒能否再次关上

贝尔哈兹说，鲍曼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扭住资本这个“总开关”是鲍曼现代性叙事的显著特征，也彰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于现时代的分析潜力。

在鲍曼的分析中，现代资本主义400年历史共发生过两次资本分离现象。第一次是资本与家庭的分离，即经济脱离地方伦理。因资本的失控带来的社会解体和人性灾难，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即19世纪中叶最为严重，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描述：“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是一幅最为经典的流动的现代性社会图景。这种状况进入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而得以缓解，这就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则是第二次资本大分离，这次逃离的不是家庭而是民族国家。

在《废弃的生命》中，鲍曼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地球满载”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过剩人口原本就是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但先行现代化国家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使得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如今现代化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以往处理过剩人口的转移机制已经失效，人们不得不徒劳地寻求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解决办法，从而承受“自我殖民”的巨大压力。经济移民、寻求庇护者、难民问题由此成了当今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全球化限度。

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残酷性暴露无遗。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走到尽头?鲍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现代性的全球化胜利所导致的一个最为致命的结果是，面对其自身产生的废弃物时，“既无法直接吸收也无法彻底将其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寄生的、自毁性的系统，“是一种异乎寻常地不适合普遍化的文明”。鲍曼打了个比方，资本主义就像一条“咬着自身尾巴的蛇”，当其尾巴和胃之间的距离过短时，蛇就无法继续生存。

如何应对资本失控导致的流动的现代性困境?鲍曼首先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了毫不妥协的质疑和批判，揭露其荒谬性和虚伪性。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拦路抢劫形式，它对极少数人非常有利的同时，却冷落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或将他们边缘化;当今全球化所具有的自发性、非逻辑、自然化的特性，都是全球性权力人为操纵的结果;当今社会的动荡不定与别无选择之间也紧密关联，生存无保障已经摧毁了绝大多数人的自信和自尊。

另一方面，鲍曼反复强调，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是全球性的，但全球共和政治至今未见踪影。于是他只能把目光投向个体及其道德责任，希望通过道德责任来推动公共领域，重建共和政治。和大卫•哈维一样，这位思想家的老牌斗士似乎也没能在有力的批判之后，拿出真正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此非日记》漓江出版社2013年4月版，《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流动世界中的文化》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全球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