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不太平,小到邻国的冲突,大到世界战争,从古至今,基本没有停歇。在冲突与战争中,也伴随人类整体进步和大国强国更替。
500多年以来,西方国家在欧洲大陆经历了列强争霸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并且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基本结构目前仍然维持着,但不断发生演变和更替,甚至权力中心发生了从欧洲到美洲的转移。
在总结这些国际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演变进程中,诞生了很多经典著作。翻开这些经典著述会发现,地缘政治看似波云诡谲,每次世界强国更替,需要运气也充满各种偶然,会面临不同时代背景和迥异挑战,但历史变迁和大国之间较量,仍遵循一些规律:积蓄实力,纵横捭阖,选择策略,寻找时机,有待时日,权力重心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转移。
当前,国际格局又面临重塑和重整。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军事强国的战略,呈现大拐点的征兆;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在一些国家兴起;新的国际力量的组合和连横正在进行;科学技术的突破正在改变外交与战略的一些基本前提;地缘经济、金融与货币、网络空间以至外太空空间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凸显……
重读经典,温故知新。2017年春节期间,第一财经的8位编辑和记者,向大家推荐了10本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西方经典著作,梳理西方的地缘政治思维是如何形成,如何影响到强权的战略选择,如何导致了大国的兴衰,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
今天我们再次将这10本书的推荐推出,欢迎关注。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在最初巨大的质疑和此后持续的争议中,我们眼看着世界航船在他预测的文明冲突框架内烽烟四起,踟蹰前行。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教授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观点的最早提出是在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中,发表在1993年夏的《外交》杂志上,认为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文章甫一发表即引来拍砖无数。一方面,当时冷战刚刚结束,不少西方人士陷入汤因比所称“不朽的幻想”中,正在欢呼自由和民主已经达成“历史的终结”(福山,1992)。另一方面,被作者摆在西方文明对立面的各大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中的人们,自然很难认同。
三年后,亨廷顿写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更加详细论述和断定文明冲突已起,所谓历史终结不过是一个幻觉。
首先,亨廷顿发现,在意识形态之争持续40多年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世界并未走向大同,“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亨廷顿分析认为,当代还存在着七到八个文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最近的400多年中,西方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了单方向的、强烈的冲击,占据强势地位,但进入20世纪后期西方文明从巅峰开始出现衰落,文明间的关系越来越走向多方面的相互作用的阶段,世界成为一个多文明崛起的体系。而冷战结束后,之前被压抑了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凸显了出来。
在他看来,文明间的冲突主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文明间的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更大规模的冲突可能会发生在代表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
亨廷顿特别强调,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好战性,加上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更多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资源,倾向于向外扩张。而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则是不同文明间核心国家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潜在根源。
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后的这些年里,中东、北非等伊斯兰断层线附近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近年乌克兰问题的发生和解决方式,以及“9·11”事件和“伊斯兰国”等彰显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其他文明的激烈冲突,都一一印证了亨氏当初的洞见。而2011年奥巴马总统提出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及其后的步步实施,显示出美国在重视与恐怖主义斗争的同时,对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崛起和自我伸张的深切忧虑。
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正在崛起的挑战者文明和走向衰退的老大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不可避免吗?对此亨廷顿是偏于悲观的。谈到修昔底德陷阱时,他指出,只有同属西方文明的英国和美国,在完成霸主交接过程中,没有发生战争。他也不认为日益扩大的商业往来能够维持和平,因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反而会造成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
亨廷顿也开出了药方。他告诫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他认为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就要力行三大原则:一是“避免原则”,既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共同性原则”,各大文明的人们应努力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该书最后,亨廷顿引用了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并称:世界和平与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然而,从国联开始的所谓国际秩序从来都有些苍白,并未能成功阻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地区间战争的处置也常常力不从心。在此笔者认为,在各个文明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能够进行充分沟通并取得互信,建立合作共赢的信念,才是避免冲突的关键。虽然要做好很难。
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和欧洲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浪潮,也给文明间的冲突演变增加了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讲中称美国不寻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这当然为其他文明所乐见,但鉴于文明间竞争加剧的客观存在,而他同时在打台湾牌,因此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或许不再多说,但美国不会少做。
中美如何友好相处?各种族、宗教、文明之间如何达成彼此尊重、和平交往?是我们的世界日益紧迫的任务。
基辛格这位现实主义的战略大师,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只有美好的祝愿与善意的提醒,却没有答案。
回顾美国海权扩张历史,依然没有摆脱靠显示“块头”,靠比拼火力强大、舰艇更牢固、殖民地更辽阔争霸时代的循环,海上力量和武力依然是各国追求的目标。这跟几个世纪前的海盗式竞争并没有本质区别,“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结束。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里,在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作不可转化的对手的政策喧嚣里,甚至在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对华政策里,是否也闪现着凯南的思想幽灵呢?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振聋发聩地告诉读者:地缘政治仍是美国维护全球首要地位的关键因素,而主要的“棋盘”仍在欧亚大陆。
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