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古国遗失后， 中原渐成史前东方文明中心

从启动于1996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启动于2002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随着探索过程不断深入，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不断丰满起来了。我们今天可以对这段历史做一个大致的描述。”2月2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赵辉在上海博物馆的“中国考古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历程”讲座中，讲述了自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考古学界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过程;并对浙江良渚古城、陕西石峁古城等几大重要史前文明聚落进行了详细介绍。讲座后，赵辉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去年结束的，还有一些工作尚未完成。事实上，30年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研究都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至少是史前考古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工程内还是工程外，工程之前或之后，都有大量的人在关心和研究这个问题。你可以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看作30年考古学发展的一部分。”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赵辉这样说道。

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与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灿若星斗。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河南濮阳西坡遗址及东北牛河梁遗址都是中心聚落诞生并产生明显社会分化的例证。此后，中国进入了古国时代前期。“我们能够明确说，最早的国家就是在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300年之间。”赵辉在讲座中说，“与以后的文明比较，与同期文明比较，良渚都应该属于国家范畴。”并且，随着良渚古城考古发掘的推进，“良渚属于古国”的界定正逐步明确。

重建认知体系

历时14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大体结束，这距离李济对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考古发掘已有90年。中国考古学从肇始到发展，一路都与探索文明起源的历程相伴随。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在中国的最初引入，正是对寻找中国文明之始这一迫切愿望的回应。

中国考古学从肇始到发展，一路都与探索文明起源的历程相伴随。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在中国的最初引入，正是对寻找中国文明之始这一迫切愿望的回应。“古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成系统的。”赵辉说。在诸子百家留下的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远古的传说。而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则记录着远古传说中被后人尊为帝王的五个部落联盟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以及当时部落间频繁战争，首领实行禅让制，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典籍将黄帝、炎帝作为中国文明之肇始，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在很长的历史阶段，这一认识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十分熟悉而理所当然的。

新文化运动汹涌而来。史学领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用西方整理古代资料的方法，重新梳理了中国史书。“他们认为，历史不断有各个朝代的学者在不自觉与自觉之间添加了自己的想象和解释，但后来者会误以为这是真正的历史。上古的记录本身就是很模糊，但后来者不断追加，造成了今天所见的历史。古史辨派的这个逻辑十分强大，传统的上古史体系因此彻底崩塌了。”赵辉说道。

一地瓦砾，古史辨派无法构建新的体系。此时，纷至沓来的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家逐渐将诞生于西方的考古学渐渐带入中国。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并推论，这是中国远古文化之一种。“他为中国学术界展示了重建历史的另一条途径。考古学这个产生于西方的学问被引进中国。很快就有了在国外学习的年轻学者回国，组建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赵辉说。

1929年，李济和董作宾在安阳

徐旭生(左)、斯文.赫定(中)与袁复礼(右)

1928年，李济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同事来到河南安阳进行发掘。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代晚期的王陵以及刻字甲骨。至此，甲骨文存在于殷商晚期也就无可怀疑。同时，甲骨上的记录与《史记·商本纪》对应，这使得商代历史从传说变成信史。

考古学家徐旭生对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又成了一大突破。在文献记载的夏人活动密集区域，这一开始于1950年代的发掘逐渐发现了宫殿、青铜器和刻符。之后的科学研究证明，这个遗址的年代大致属于历史记载的夏代纪年。不过，二里头究竟是否为夏代都城，考古学界曾在1990年代有过激烈而漫长的争论。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的都城之所在。

到了1980年代末，一系列重要遗址如甘肃大地湾、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浙江良渚文化遗址、中原龙山城，以及湖北石家河古城接连被发现。在赵辉看来，正是这些重大发现催生了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更深层次的问题发出追问。考古学界的研究从“填补年表上的空白”转向对“深层次的古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探讨。“当时也恰好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学集成、总结、概括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的时期，区系类型、多元一体等的学说都是这期间面世的。”赵辉说。

东方文明体系从中原开始

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统、宫殿、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当时的良渚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贵族则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个村落中，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去年在良渚古城中发现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进一步证实，良渚城内的人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制作的玉器、漆器、精致的陶器、象牙器以及腐朽了的丝绸集中出土于高等级人物的墓葬中。在赵辉看来：“这个城市的组织已经脱离了若干个血缘集体的结合，不再是氏族村落扩大的结果，而是根据经济政治的需求组织的群体。这就是今天城市的组织原则。”

赵辉拿出一组数据说明建造那座30万平方米人工土台所需的人工。“这个规模巨大的工程，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工，按照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需要连续工作110年。”研究者看到了这项工程背后所透露的人口规模与组织形式。“工程量如此巨大，一定有一套设计、组织，这是一件非常有权威的力量才能做到的事情。”

能够佐证一个统一的巨大社会系统存在的依据还有“神人兽面纹”。这种半人半兽的神灵以统一的形象出现在整个良渚文化区出土的大量玉器上。赵辉认为，这是良渚人有着高度一致宗教信仰的体现。20多年前，他就曾提出良渚文化所信仰的这种宗教为一神教。“在宗教发展史上，一神教是一个晚出的宗教。”赵辉说道。同时，他也指出：各地玉器纹饰的高度一致反映了一致的社会意识与宗教信仰，而且这种宗教已经渗透到基层。所以宗教很可能参与了社会管理。

南方这一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为何突然衰弱渐而沉寂?这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却至今没有一个完整而确切的解释。

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

良渚遗址效果图

良渚文化以及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相继衰落之后，中原文化再度崛起。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几支文化被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文化间的交流形成了向中原辐辏的主方向。史前文化自此开始了以中原为中心的运作趋势。

中原地区小国林立，战争频繁出现，聚落冲突剧烈。“北方地区的动荡是在社会不同集团之间出现的。政治、军事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发展起来的，我们在那里就看不到有浓重宗教气氛的玉器，而是表示权力的玉器。良渚文化更有宗教气氛，但是北方古国更为世俗化，用权力说话。”赵辉在讲座中说。

按照地理区域，赵辉比较史前文化发展中南方与北方两种模式的不同：南方资源丰富，环境较好，社会分化明显，数量最多的是中间阶级，社会相对比较安定。在这种稳定状态下，史前时期的稻作农业充分发展，手工业发展迅速。北方因资源有限，社会分化并不那么明显。比如，考古学家在陶寺遗址中看到，高等级墓葬大得出奇，但90%的下层墓葬陪葬品却是一无所有。整个社会呈金字塔状，极不稳定。

但中原文明依然发展壮大起来，取代了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成为中国文明的中心区域。赵辉认为，这得益于中原各部落间的交流、激荡。“在地理上，中原处于比较灵活的状态，与周围的联系比较多，可以相互借鉴。最后，中原在广泛联系交流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这一趋势影响了之后的夏、商、周、秦、汉，整个东方历史就在这个基础上如滚雪球般发展起来。东方文明有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就从中原开始。”赵辉说。

南方良渚文明突然消沉，中原文明则迅速崛起。近年来在石峁古城的重大考古发现又令人将探索文明起源的目光投至陕北地区。位于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是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石峁古城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距今4000年左右，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

史前时期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最初的基因。在赵辉看来，之后漫长历史阶段的许多文化表征都能追溯到此。“相比于世界其他古文明，中国的宗教不发达。相比于工商业发达的地中海地区，中国的商业传统也不发达。氏族家族和血缘组织一直没有解体。”

龙山文化陶器

石峁古城是近年来一个重要发现

第一财经：你曾经说“文明的标准首先是西方提出的，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不可以完全套用”，那么，我们所应用的标准有什么特殊性?

赵辉：什么是国家?这是社会发展的标准。我们考古学面对的是物质资料，这个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又有联系。我们是通过物质资料来推导它背后的社会发展情况的。比如，是不是有城市?生产力达到什么阶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于物质资料，这个标准很难划一。西方最早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判断文明标准的是考古学家柴尔德，他提出了10条标准，包括有文字、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等等。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用这样的标准?当然，在总结中国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提出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文明标准。事实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实已经给出了这方面的若干重要看法。但另一方面，说实话，我们还需要就这个问题对国外考古学术有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今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这种需求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赵辉

第一财经：联系到你说的，现在可以确定的良渚是古国，这个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赵辉：5年前，我还不敢讲良渚是个国家，更不敢讲它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良渚发掘60年的时候，我们对良渚古城内部所知还不充分。当时，我们只能说良渚有明确的阶级分化。但是现在再看良渚，我们可以说出更为具体的内容。这个国家不光是规模大小的问题，我们能够在莫角山看到市民手工业者，在茅山找到一群种庄稼的人，我们发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割和社会等级。

还有一神教的观点是我20多年前提出的。当时也只是一种感觉。在良渚遗址，能够留下图像材料的，一个是陶器，另一个是玉器。越高级的器物上，神人兽面纹就越多，而且是在重要器物的重要位置上出现。从数量统计上说，这很可能是一种一神教。从图像发展上，它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从一种具象的图案到无限夸张，再作为一种符号、概念，很长时间驻留在良渚人的记忆里。而这一过程又与良渚建城的时间相吻合。这个符号大规模渲染的时候，又是这莫角山最为辉煌的时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很引人遐想了。这种宗教很可能是一种政治控制下的产物。它在当时的社会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促进了良渚的发展。之前，我们还不清楚良渚建城的过程，对神人兽面符号的理解也没有现在那么深入。

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良渚社会已经发展演进到国家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了。

第一财经：最近几年的史前考古项目有没有填补空白的新发现?

赵辉：不要指望每几年就能有一个重大发现，有一点发现就已经不错了。石峁古城是近年来一个重要发现。

第一财经：石峁古城为史前文明的探索提供了怎样的补充?

赵辉：石峁古城所在的地区在史前文化研究上原先是个空白。之前，我们只对当地的石头城有一些探索，但这个社会居然发展到如此高度，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的。通过石峁古城，我们能够对中国北方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地位有全新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