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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大学与达·芬奇 | 寡言健谈

第一财经APP 2017-03-29 22:53:00

作者:关健    责编:彭海斌

如果以世人评价作为成败标准,达·芬奇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但这不妨碍爱因斯坦对他不吝溢美之词,“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

用多才多艺这个词去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显然不够,他在绘画和雕刻之外展现出对军事、城市规划、工程、水利、天文、地理、解剖学、飞行器方面的造诣,用今天的词形容就是跨界奇才。他的这些成就汇集在数千份用左手写的反书手稿里,在1994年被比尔·盖茨以3080万美元拍下,放在世界著名博物馆巡回展览。

我看到这本近500页的《达·芬奇手记》是在湖畔大学一间有两面墙书架的阅览室里。旁边一间傍水而建的古朴与现代相融合的大教室里,校长马云正在向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学员掏心窝,讲他1992年创业至今所犯过的错误、经历的艰难和对自己的反思。当天,湖畔大学第三届开学典礼刚举行完。

 

作为第三届的一员,罗振宇(罗辑思维创始人)很期盼校长的那句承诺得到兑现:他要把医学、音乐、哲学、军事等与商业不相关的各行业里最顶尖的人请来讲课,并把这些课程设置为必修课,与商业相关的课程反倒让学员选修。在罗振宇看来,一旦上升到顶尖的高度,知识之间都是相通的。他在中欧商学院的同学王信文(莉莉丝游戏创始人)也抱着相同的期待来听课。

财新主编王烁主张做“知识的游牧民族,哪里水草丰美,我们就转场到那里”,眼下被作为时髦的观点得到推崇。现在创业不再像以前的知识农耕时代那样,守着自己那片领域面朝黄土背朝天,跨界融合趋势愈发明显。

湖畔大学第一届学员主要以互联网背景为主,第二、三届更多来自传统企业,“创业歌手”胡海泉也在其中。马云解释说,因为现在很难再简单地用传统与新去区分一家企业或经济体。言外之意,将互联网归为某一个行业的分类方法已经越来越牵强,因为各行都在所谓的互联网+,它已经是水电煤。

从这个角度看,500年前达·芬奇的跨界知识体系,正是今天的湖畔大学想对学员灌输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张从开学典礼上拿到的《进学诵》小册子中,我找到这几个字,“他山之石”、“不止于商”。学员罗振宇说,“我们来这不是听马云讲具体知识的,而是想知道他这个层面的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以这个视角看,就不难解释一名外科医生、一名音乐家来湖畔大学教课的价值。

他山之石的价值更多来自教训,所以失败分享在湖畔大学备受推崇。第一节课上,马云罕见地分享了他总结的创业教训,办海博翻译社时被房租拖累,办中国黄页时被电信拿走公司控制权,从高盛拿到融资后大张旗鼓地国际化扩张但很快偃旗息鼓,买下雅虎中国后又不得不关闭放手,以及他对开除高管的反思,对微信支付“逆袭”,对支付宝做社交的想法。

当商业要素和知识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后,一个人的成功越难以通过模仿其路径去复制。就像马云所说,阿里巴巴初创时的18个人中,如果放在今天湖畔大学的面试考场(录取率4.07%)上,可能一个人都不会被录取;同样,淘宝、支付宝这些产品也难以被复制。但分享的价值不在于复制,而是让后来者避免前人曾掉进的坑,保持积极的心态和敬畏之心。因为人性是共通的,再成功的创业者也可能会有年轻气盛时的虚荣心、岔路口前的摇摆不定、面对巨大资金得失时的判断失常。

达·芬奇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次人生创业。对未知充满好奇、长期缺钱、被雇主催工、每天睡眠很少,这些难道不是对当今互联网创业者的精准画像吗?为融资发愁,为健康担忧,因工期焦虑,对未知感到兴奋而又惶恐。社会往往喜欢神化一个成功者,忘记他成功之前的艰辛。

为创业者指路的湖畔大学本身也在经历一场创业。去年一年飞了820个小时的马云说,国外有一些名牌大学听说后想找湖畔大学合作,被他谢绝了。因为本身还在摸索方向,过早谈合作可能会让发展乱了阵脚,还是该保持一份敬畏。湖畔大学第一届时,老师给学员上完课后还不知道下一节课讲什么。

现在还很难说是湖畔大学将成就这些学员,还是本身就是商界精英的学员在助推湖畔大学创业。作为首批学员,易道创始人周航说,第一届学员里有三分之一的人这两年在事业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边也包括他自己。经历过后,他对失败有了重新理解,心态也更释然。

你去观察这些学员的状态,他们会在课堂上对某个同学起哄,会因为某某迟到撺掇发红包,会排好队报数,会在午饭后三五成群坐在板凳上聊行业聊美女,会集体起立齐刷刷地喊校长好,会在拍照时一起大叫浪浪浪,像极了大学校园里的气氛。在一个没有商业利益与争斗的环境下,这些大佬、CEO、企业的掌权者回归到最本真的自己,在课程交流中驯化一个更放松、乐观的创业心态。

只有置身于一个环境下,个体的心态才更可能因环境影响主动寻求改变。湖畔大学给了这些创业者一个环境,但更大的社会创业环境仍需要一个全民心态的转变。周航在他的感悟文章里说,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成功动机过剩的氛围,但他在硅谷看到人们很平常地谈论和面对失败,如果一个社会还在耻于谈论失败、排斥失败,就不可能有探索意义上的创新。

如果以世人评价作为成败标准,达·芬奇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因为他的很多手稿与成就是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但这不妨碍爱因斯坦对他不吝溢美之词,“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50年”。互联网创业者心态和格局上能否转变升华,往往决定了创业最后仅仅是一门生意,还是成为那副对世界产生改变的《蒙娜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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