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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BCG大中华区总经理:中国降杠杆需匹配实体经济转型

第一财经 2017-03-31 12:44:00

本次去产能的员工安置问题整体可控,未来2年内主要去产能行业需要安置人数约为200-350万。

2017年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也是去产能的攻坚之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GDP目标增速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去产能、去杠杆。

在目标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怎样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如何更多地用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手段去产能?如何解决企业尤其是国企的高负债问题?国企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如何突破?在博鳌论坛期间,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大中华区总经理廖天舒。

第一财经:如何更多地用市场化而不是行政化的手段去产能?去产能的员工安置问题如何处理?

廖天舒:关键要看过剩产能产生的原因。过剩产能的产生本身很大原因是行政因素而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比如国有企业为主的行业结构,尤其在煤炭、钢铁等过剩产能重灾区,地方政府保增长、保就业的目标导向,当然也有部分市场因素,比如需求下降、技术进步、金融危机冲击等,但如果没有以上行政因素,不会形成长期产能累积。

既然过剩产能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干预导致的,那么解决过剩产能也必须重点在如何减少行政干预上作文章,例如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同时辅以市场化的手段。

本次去产能的员工安置问题整体可控,未来2年内主要去产能行业需要安置人数约为200-350万。全国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能够兼顾短期社会稳定和长期经济转型的举措是最佳的员工安置方式,比如内退买断、创造公共服务、培训分流、转型升级创造新机会以及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等。

第一财经:企业尤其是国企的高负债问题引发市场担忧,国企的刚性兑付神话也被打破,您对此怎么看?如何去杠杆?

廖天舒:目前中国整体杠杆率较高,从债务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不断攀升,成为 “高杠杆”的主体,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业。国企高负债的原因在于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宏观政策措施,都使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成为主要的受益者。

实体经济不振是各类风险的根本原因。中国应通过降低杠杆的手段聚焦解决信贷风险,从而化解债务危机,优化信贷资源分配,使实体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中国降杠杆一定要匹配实体经济的转型,金融杠杆一定要加到先进生产力上。

去杠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企业、银行、政府三方之间合理分配成本,追求在三方损失均可承受的前提下,合理平稳的清理僵尸企业。落后产能的企业部门“去产能”与“去杠杆”需要双管齐下,大力度开展僵尸企业的破产清算、兼并重组,以消灭过剩产能和与之依附的债务,客观推动去杠杆。在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时,出现的损失需要在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合理分配,财政政策要发挥底线救助的功能。

第一财经:中国今年要加强国企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您对此有何期待?

廖天舒:中国国企改革历经三十多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问题与成绩并存。众多行业的行政垄断仍然存在,国有企业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公司治理机制中各方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发展混合所有制应首先应对国有企业进行系统化“分类管理”。

BCG根据“国资目标”和“行业本质”两个战略维度,将国有企业划分为三大类别:保障类行业、战略类行业和竞争类行业。保障类领域应维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重点领域应在战略类和竞争类。特别是战略类领域要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竞争类领域实现国有资本的参股或退出。同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循序渐进,并完善相应市场和法制机制。

为建立高效的国企治理机制,长期来看需分离国资委监管和出资人职能,短期来看需设立国资管理平台。在管理模式上,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都应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保证董事会独立、专业、高效。在人事管理上,“党管干部到平台,企业聘用经理人”,并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同时要完善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如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加强外部监督和信息披露,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

第一财经:中国今年的目标增速将有所放缓,您认为中国如何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

廖天舒: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过于关注短期增速本身,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十三五规划中所预期实现的改革目标的实施和进展情况。政府提出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新型城镇化、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等,关注点从过去的经济增量、速度转移到质量、结构上来。

实现有质量的增长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现有存量的结构调整、资源整合,淘汰落后产能,避免低质量的增长;二是在已有基础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中国制造业2025、制造业升级、一带一路、“互联网+”模式等。

当然,平衡存量调整和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是很有挑战的,实现稳健的、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任务艰巨。而同时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政府在两会中已明确新的一年任务及未来发展蓝图。我们认为要实现有质量的增长背后需要大量的能力建设,包括技术的升级、人才的培养、管理能力的建设、全行业基础设施的提升等等。

第一财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快速增长,但是成功的案例并不是很多。您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廖天舒: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发展快车道,中国资本输出将成“新常态”。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思考为何要进行国际化及如何实现国际化。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家有非常强烈的走出去的冲劲和愿景,但并没有思考清楚为什么走出去。 不同的目的、定位会决定走出去的目标市场选择,以及对企业自身的能力的要求。

目前中国企业很多缺乏跨国管理的经验,突出表现在:一没有全球化的组织架构;二缺乏跨国资源整合能力;三不具备全球化思维模式。此外,品牌价值是一个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如何让自己的品牌得到海外消费者的认可,是几乎所有中国企业必须跨越的障碍。

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企业管理层需拥有全球性眼光视角,同时要注意企业人才国际化。

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低是中国企业出海主要制约因素。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需要7.5万名具备国际经验的经理人,而目前中国仅具备5000名此类人才。也要重视当地员工的招募和培育。企业还需对当地法律法规有足够的了解,对当地市场风险、政治风险有足够的了解、认知并具备防范风险的能力。必须深入地了解东道国当地的文化,并以尊重、包容的态度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国际化战略。

责编: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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