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选择丁克、独身，他却告诉你，“家和孝是人类的根本命运所在”

张祥龙

“文革”时的惨痛经历，让张祥龙的家庭观念经历了一次逆转。

因为办的一份报纸被认定为“反动报刊”，他遭到关押，同时也面临同窗好友的背叛。被同学揭发，被大家围着喊口号，这种苦厄让他抱有的许多坚定信念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与新中国同龄的他是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一度家庭观念淡薄。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令他有了一种切肤感受，真正为他揪心、关切着他的，只有父母和兄姐。“那时候，真的是天良发现，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父母生死相与的关系，超越所有所谓的阶级斗争事业。”

张祥龙在北大畅春园的家陈设简单，除了书，最多的便是相框，大大小小，有十多个。那里头搁着祖父母、父母、他们夫妻以及儿孙的照片，五代人的生命轮回在这个狭小的客厅里清晰可见。

张祥龙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尤其是现象学，曾任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但他真正的学术兴趣却始终是中国哲学，或者说，是中西之间的哲学比较。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张祥龙便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道家很感兴趣。当时，哲学界的主流依然是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史。1986年赴美留学，他学到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硕士与博士论文的题目都是中西哲学比较。在他看来，相比于概念化、理性化、逻辑化的传统西方哲学，现象学更接近于中国哲学，可以作为以西方哲学反观中国哲学的切口。“现象学朝向事情和经验本身，就在我们人生体验中达到本质，达到对现象的理解。这一点上，中国哲学和它是共通的。”

新著《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是张祥龙又一部涉及中西哲学比较的专著。他试图在中西哲学比较中，阐明中国儒家的孝道哲理，继而唤起人们，重拾家和孝的观念。“孝”被张祥龙论证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与人的生存体验相关。它不仅是伦理，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出于良知的自发行为。但中国传统社会维系千年的主流意识，却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衰微。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家”的攻击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对此，张祥龙也表达了他的不满。

在张祥龙看来，新文化运动损毁家庭观念所造成的后果，在之后的百年进程中逐步显现。道德滑坡、环境问题、人心的残忍化，都可以追溯到当时知识分子对家摧枯拉朽式的批判。而在眼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家庭再次被边缘化。在农村，许多老人面对孤苦无依的“空巢”，而在张祥龙居住的北大老教授宿舍，孤寂的情况同样普遍，孩子出国留学或是在外工作，很少陪伴在父母身边。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都成了问题。将“养老”诉诸国家福利、消费市场还是回归家庭?虽然几世同堂早已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但一再强调“家”与“孝”的张祥龙，毫不避讳自己对“大家庭”的怀旧：“老人进入养老院，那是什么呢?那只是市场中的一员，更是一个弱势群体了。在家还能感受到子女的温情。”

西方传统哲学无“家”可言

从北京大学退休后，张祥龙被聘为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一级教授。文科教授的最高级别为二级，“一级教授”是山东大学所设的特殊岗位，每个专业一般只设一位。每到秋季，张祥龙便会前往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在学校的专家公寓里住上一个学期。连续四年，他为大一新生讲授《哲学导论》，教材是他自己编写的。不同于一般哲学导论课以西方哲学为主体，他的教学大纲里，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几乎并重。在这门一般由资深教授对新生讲授的课程中，张祥龙希望能破除“西方中心论”，让学生在几种哲学传统的比较中得到广泛的认识。“西方哲学很重要，但它只是三大传统中的一个。”

西方传统哲学与中国哲学最大的隔阂之一，在他看来，便是：前者是无“家”可言的，甚至在核心部分，是排斥“家”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城邦”中，哲学家是王，统治阶层的女人和孩子必须共有，从而消除了亲族与非亲族关系的差别。

与从柏拉图到基督教追求“无差别之爱”不同，儒家说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它的一切道德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家这个概念。相比于西方宗教那种超越人间家庭的圣父圣子信仰，儒家的德行、制度和信仰实际上是从家和人伦这一原点上出发的。“儒家的家可以推至天下，这种仁爱也可以普遍化，但其源头依然是家，这个源头是不能丢的。”

然而儒家的精神血脉到了近代日渐式微，新文化运动中，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贫弱的根子追到了传统家庭上。从康有为、谭嗣同到陈独秀、傅斯年，都曾在破除封建制度的旗帜下，撰文反对“传统家庭”的伦理与秩序。

1910年10月，站在反父权的立场，鲁迅曾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那一年，他38岁，距离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还有10年。对家庭批判最激烈的，或许是傅斯年。“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而在《万恶之源》一文中，他更是直指“中国的家庭”为万恶之源。

张祥龙觉得，这批知识分子对家的批判之所以如此毫不留情，还不光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前途的忧惧。“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意在批判中国家庭，而是对家庭这种人类生存形态本身表示了怀疑，于是对家庭本身合理性的批判也就在所难免。”这种否定几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比如陈独秀就认为，中国的家庭或家族伦理全是封建制度之遗，要建立新的共和立宪制，就必须铲除这种家庭根源，并称家族制为“纲常阶级制”。而在张祥龙看来，把家族说成阶级，本身就是混淆了中国纲常中父子、夫妻这样的角色与西方的阶级划分。

张祥龙也承认，当时的这批知识分子对家的激烈反叛，有其时代性。他们是站在反帝、反专制的立场上提出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是要为中国的变革扫除障碍。“但把中国的积弱积贫归罪于儒家思想，归罪于家的观念，板子是打错了，是病急乱投医了。”在他看来，在新文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中，这种对家庭亲子关系的讨伐产生了长远的、不可逆的后果。

“世界各国的国运总会起起伏伏，如果没有儒家，当时的中国就不会衰弱吗?”张祥龙反问。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张祥龙提出了这样的比较：“日本与印度当时都将传统的家庭观念保存得比较完好，也应对了西方的挑战。”

“父慈子孝”只是契约吗?

之前，对于“孝”，哲学家、作家和人类学家都曾有过不同的分析与演绎。

鲁迅当年曾说“性交结果，生出子女”，所以父母对子女并无恩情可言。这种观点在康德那里能够隐约找到源头。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康德就主张，由于父母未得子女同意就生下他们，所以有责任无偿将他们养育成人，之后，亲子之间就不再有天然联系，他们还要往来，就是契约关系了。而张祥龙在书中援引华裔学者王庆节的观点，反驳道：“子女在父母生育自己时，没有做过选择，是个伪论证。因为子女当时还不存在，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再从这一点引出的一系列结论就无意义可言了。”在他看来，康德的观点实际上是偏向子女一边的：父母有责任养大子女，而子女无道德义务赡养父母。

当代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斯塔福德(Charles Stafford)在分析中国孝道观念时，强调的则是“互惠”。在他看来，孝道的核心，在于孝是一种“时间差之下的互惠原则”，“养”与“育”互为前提。这种观点或许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亲子间的互动，却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浓烈的“慎终追远”的情结。

张祥龙拒绝家和孝仅仅是契约或互惠的观点，而诉诸“人性”。为此，他超出了现象学的限制，而诉诸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论证首先从批驳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论断开始。近代，关于家的论断，最著名的便是摩尔根的理论，之后马克思关于家的论述也来源于此。摩尔根指出，人类最初并没有家，而是处于一种杂交状态，之后经过血缘家庭等各种形态，才达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张祥龙认为，20世纪人类学的大量调查已经否定了这一论断，最新的研究表明，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但人类一直就有家庭，从未经历过完全无父无母的混交时期。

张祥龙还援引了一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相比于其他动物，人在出生时是最不成熟的，而且人类养育孩子比其他动物困难得多。幼儿的大脑一开始远未发育完成，父母的养育实际上参与了大脑和意识的形成，以至于这种亲子经验成为一种显性或隐性的长期记忆。人对父母的反哺，因此也成了人有别于黑猩猩的独特之处。“构成家庭的夫妇和亲子关系既不是性欲造就，也不是文化造就，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本性内在地关联着。”

基于孩子的这种意识和记忆，张祥龙提出，孝道应该是一种发自良知的自发行为。“如果孩子不照顾父母，他会觉得天良不安。没有孝，家庭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健全的。”

否定“家”，却要诉诸“家”

7年前，张祥龙曾为儿子举办了一场儒家婚礼。参加那场婚礼的宾客虽不足百人，但因仪式特别而显得格外隆重。张祥龙主导了婚礼仪式的设计，他依据《仪礼》、《礼记》，特别是《朱子家礼》中记载的儒家古代婚礼来制定步骤，也依现代人生活做了一些简化。新郎身着一件黑色长衫，新娘的嫁衣则是一袭红色中式长裙。“当年只是依照想象中尽量传统的样式来寻找可以买到的衣服，并没有经过详细考证。”新人在亲友见证下以稽首礼叩拜天地、父母以及孔子。用以代表至圣先师孔子的，是礼堂上挂着的一副对联“天地君亲师恩重源长，夫妻子女胤情深意厚”。整个行礼过程持续了近一小时。

张祥龙主导了儿子婚礼仪式的设计，依据《仪礼》、《礼记》，特别是《朱子家礼》中记载的儒家古代婚礼来制定步骤

培养孩子对天地、父母和先师的敬畏，这是张祥龙设计这场婚礼的初衷，因此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向天地、父母和先师行的跪拜之礼。他觉得，儿子这一代成长的环境中，儒家文化的空气逐渐稀薄。他希望孩子们能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很多人的见证下，表达这种敬意，这会让他们记忆深刻。“尤其是行跪拜礼，在孩子们的人生中，之前也没有过，之后也几乎不会再有了。”可能是受到父亲儒学情怀的影响，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儿子欣然接受了这些安排。令张祥龙稍感意外的是，女方家庭也很配合。“对方家庭可能并不像我这样有儒家情怀，但中国人心中总有最朴素的传统观念。”

在婚礼上向父母行礼，是“孝”外化而直接的表达。张祥龙自己也是在有了儿子以后，才更完整地体会到了何为孝道。儿子刚一出生，那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怜爱，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反躬自省，才能真切体会到当年父母对自己的深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哲学兴趣发生了转向。大学时，他信奉道家学说，认为其对天人之道的论述高妙而深邃。而为人子与为人父，两种感情的交织让他觉得，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儒家最能抓到要害处，“亲情是逃不开的，要背叛它的人，肯定会付出代价”。

“否定家，又诉诸家”，张祥龙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看到这种矛盾：从前的好莱坞大片，宣扬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一个身处不幸家庭中的人经过努力出人头地，是常见的剧情设计。但最近十多年，“家”，尤其是父母对儿女的爱，又成为很多好莱坞电影的重要诉求。“西方哲学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家’这个概念的，他们是纠结矛盾的，抵抗的同时，又不得不诉诸它。”

然而，张祥龙觉得，西方电影和文学中即便强调家庭，讲述的也更多是父母对儿女的爱，而极少涉及“孝”。《哈利·波特》却是一个例外。这是他最爱看的外国小说之一，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读了好几遍。在张祥龙看来，哈利·波特根本就是个儒家意义上的大孝子。他为父母报仇，抵制黑魔道，继承了家族的志愿，实现了《礼记·中庸》所引孔子的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在《家与孝》中，张祥龙甚至用了一整章，分析《哈利·波特》对“孝”的展现。

家庭观念在当代的变化也体现在许多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中国千百年来“无后为大”的观念，对“儿孙满堂”的憧憬，如今在人们心中早已遥不可及或无足轻重。丁克家庭、独身主义，都市人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多的安排。“人并不是只有本能的冲动，他是有理性考量的，如果现在的年轻人都看不到孝道，他们自己还会选择生养孩子吗?”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在张祥龙看来，代表着一个社会的总体品质。他相信，家是人类的本性，而“孝”则保证了一个家的美满。“人类无论到什么时候，离开了家，从长远看，是无法存在的，至少，他无法是个健全的存在。”

对话张祥龙

新文化运动对家庭的激烈批判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第一财经：你认为，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与中国古典哲学有相通之处。在新著中，你对海德格尔学说中的“家”与儒家的“家”做了比较，能否谈谈其中差异?

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我对他有批判，但也有欣赏，他至少提出了家的概念。而且他的“家”有“真态”和“非真态”之分。海德格尔提出，家是人的根本，家对于他的地位，与存在本身对他的地位是一致的。当他说“现代人无家可归”的时候，就相当于在说人对存在的遗忘。对存在的遗忘和无家可归是对应的。他的哲学，就是要通过返回大地的诗化，让我们重归人类的思想家园和生存家园。但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家”避开了家人，是一种精神的、完全社团化的世界，和原初的亲人没有直接关系。他把这个“家”称为“真态的家”。海德格尔没有反对世俗的家，他只是避开了亲子关系。而儒家强调的“家”就是我们世俗生活中的家。但是，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通过孝、悌，通过六艺，能够把这个家调弄到合适和美好的状态，而达到近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真态的家”。儒家的“家”是具有伸缩性的，它可以推向“天下”，但世俗的“家”依旧是它的源头。

第一财经：《家与孝》中涉及了很多中西哲学的比较。你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也显而易见。但西方哲学的体系如此庞大，他们对“家”或许也有积极的论述，这一点，你是否有所遮蔽?

张祥龙：西方在讨论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时，也都会谈到“家”，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说的“传统西方哲学无家可言”，指的是他们哲学的核心部分，即本体论和认识论部分，没有和“家”有关的探讨，更没有强调。他们认为，人类的这种有家庭的生活是比较低级的，也提出了很多明显的否定“家”的说法。最著名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里头的统治阶级就是无家的，因为有家就意味着有私，意味着有私有财产。在那里，孩子出生就要交给社会，大家共产共妻。

而中国古代哲学的源头部分就有“家”。比如，我们古代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易经》，它也被视为儒家和道家的源头。《易经》中就分阴阳，就是男女、父母。这本身就包含着家庭的存在了。

第一财经：《易经》中的阴阳就是指“父母”吗?它也可能作其他解释，比如，任意男女。

张祥龙：这就可以探讨。我们理解《易经》，很多时候是通过战国时期完成的著名哲学著作《易传》。《易传》认为，阴阳、乾坤就是指父母，这就是一种家庭关系。“《乾》《坤》生六子”，也就是生出八卦中的其他六个卦，相当于形成一个家庭。我所理解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单位，它恰恰是原发生存的基本结构。我们最初的生存和意识发展都是依靠家而来的。家对于人类来说有终极性和致命性，也就是人类的根本命运所在。

第一财经：当年新文化运动批判中国式家族，也是因为其中出现了很多悲剧，比如压制人的个性与自由等等。但你在书中对儒家的“家”观念却推崇备至，未加任何批判。

张祥龙：儒家传统下的家庭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中国文明有这样的韧性，它对家的重视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家庭当然也可能出问题。《孔雀东南飞》、《红楼梦》中都讲述了中国传统家庭或家族的悲剧。《红楼梦》中贾府的衰败正是因为亲子关系的破败，贾宝玉根本就不信服贾政，更不会听其教化。一个家庭中的人不修身，不齐家，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但传统社会中更多的是好的家庭，比如《儿女英雄传》，反映的就是清代一个美好家庭的典范。总之，儒家应该顺应时代来调整齐家的方式，但总要珍视和维持家与孝的本原地位。

第一财经：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然儒家将“家”认作社会生活的系统化的源头，那么反过来，当“天下”出现问题，知识分子为了反帝反封建，而将问题归结到“家”，不是也很符合逻辑吗?

张祥龙：我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引进民主、科学有时代的合理性，尽管也有其局限，但它对家庭进行激烈批判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我不觉得他们对中国家庭的污损有任何意义，他们当时这样骂中国的家庭是昏了头了。家，是儒家的根本所在，而儒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精神的脊梁。中国文化需要调整自己，但其根本不能被打倒。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主流是要把这种根本都挖掉。

我曾经逐期看过《新青年》杂志，感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情绪非常激烈。很多文章，完全是情绪的发泄，没有论证，水平很低。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一点论证的是鲁迅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否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恩，这个观点可能也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我在书里对他的观点也做了反驳。

我根本不同意“反封建”这样的表达。从学术的或技术的角度来说，“封建”这个概念意味着封邦建国、封土建藩，仅限于先秦，比如周代的封建制。中国在秦汉以后其实就不是封建社会了。而流行话语中的“反封建”，就带着反儒家、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它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反对以儒家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三联书店 2007年8月版；《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4月版；《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

《〈尚书·尧典〉解说 : 以时、孝为源的正治》三联书店2015年9月版 ；《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版；《先秦儒家哲学九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人物档案

张祥龙，1949年8月出生于香港九龙。现任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曾任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著有《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海德格尔传》、《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