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70000余册古籍善本的藏书狂人，以一只脚寻遍中国破败藏书楼

保存完好藏书楼，梁启超饮冰室（天津） 韦力/摄

韦力在北京有座书库，在一栋居民楼中占据一整层，足有500平方米，出版人绿茶第一次到那里时“傻了眼”。“你不能想象，在这个时代，中国还能有这样的私人藏书楼。”

在绿茶看来，如果横向比较，韦力的藏书量在整个藏书史上应属中上水准，在当世，则是第一人。在韦力天津的别墅、北京的书库和书房中，总共存有8000余部、70000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本近20部、300余册。

今年53岁的韦力爱埋头古书堆，也爱在大江南北跋涉，寻找这些古书的“现场”。4年前，在河南安阳县一座寺庙考察时，一块石碑忽然摔落，韦力左脚被砸中。因为地处深山，赶往医院时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左脚被截肢。可装上假肢，韦力又上路了。每个月，他都有1/3时间不在北京，回来时装着满肚子的素材，开始写作。周末接受完采访，第二天，韦力又要出门了，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很难想象这是少了一只脚的人的行程。

或许是出于媒体人特有的敏感，见到好东西就不想让它埋没，绿茶极力劝说低调的韦力开设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文章和故事推广出去。2013年，绿茶尚在媒体任职，微信公众号正涌起最初的热潮。可韦力始终觉得，新媒体这东西与古书堆里的他没啥关系。“我也不会弄这个。”韦力当时这样回复绿茶。后者于是一拍胸脯，操办起了“芷兰斋”微信号最初的运营。韦力没有想到，古籍收藏这个小众、冷僻的领域，居然也能在热闹无比的新媒体中占据一席。一万多名粉丝，他说，这是“自己原先预想的几十倍”。

如今，绿茶早把微信号的运营交还给了韦力，却又为他策划了一部《书楼觅踪》，最近由中信出版社推出。这部书有三大卷，结集了韦力最近四年在全中国探访藏书遗迹后写下的100多篇文字。每一篇都涉及一次游历、一处遗迹、一位文士。这是一部内容厚重但笔法轻松的游记，因为“不想把它作为研究的书，否则，就又变成一个很小的门类了”。

旁观书楼兴衰

北京西城区大栅栏西街114号院里的椒花吟舫，是清代大藏书家、乾嘉朴学领袖人物朱筠的藏书处。韦力来到114号院时，首先看到的是院子房顶上一溜大红字“北京一低装配厂”，隔壁则是“王麻子”剪刀店。曾经拥有3万卷藏书的椒花吟舫就在它的后院。如今，通往那里的小路只剩半米宽，院里摆放着各色杂物，全无书香门第的气息，更难想象这里曾是鸿儒往来之地。

这是韦力最近几年书楼寻访中的常态，循着书中记载的文采风流来到一个地方，可杂乱的花园、写满了“拆”字的围墙、横七竖八堆满杂物的院落，才是真正呈现眼前的景象。“中国的藏书楼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了，大部分破破烂烂的，这是现实。”

几乎每到一处，他都会用文字记录当时的心情。看到朱筠的椒花吟舫被掩盖于陋巷之中，他发出了“辉煌不再”的感慨;在北京探访纪晓岚故居，却发现这个被拆到只剩一个小院落的地方竟要收40元门票，这位在拍场上一掷千金的藏家“断然决定不进去了”，还顺带批评了一下门口石碑上用错标点符号;在上海延安西路的居民新村，人困腿乏的他终于找到冒广生故居，惊喜之余，不忘称赞新村的卫生情况，以及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的绿植。

寻访前，韦力曾定下一份规模宏大的书楼名录，希望都能走到。可在一年的前期准备中，那份名录在一次次筛选中被砍去了大半。绝大部分遗迹的具体地址，需要在史料中一点点推敲，还需要通过关系了解情况。有时候，到了当地才发现，许多曾经辉煌的人文荟萃之地，早已烟消云散。

韦力感慨，那些名满天下的藏书楼历来难以逃过战火，“每次封建王朝更迭，就要毁掉一些文化”。而一部藏书史，也牵出一条治乱兴衰的历史线索。新朝时，王莽将毗邻汉代未央宫的天禄阁毁弃，改建成铸币场，自此，这座中国最早的官办图书馆就成了史书中的一个名称。同样毁于政权更迭的还有宋代西湖书院、北宋开封的官府公藏图书以及山东聊城的海源阁等。明亡时，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正本就已被毁。另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文献集《四库全书》，以及《永乐大典》副本，又在八国联军侵华时被拆毁、焚烧。藏书30余年，能够拥有一册《永乐大典》，至今是他求而未得的梦想。

韦力藏书 

相比于不断在改朝换代中罹遭厄运的官办藏书楼，韦力觉得，私家藏书楼反而更强韧，而构成这种坚韧的，是以孝道为支柱的宗族观念。浙江海盐张氏的涉园始建于万历年间，明清两代，张家人持续不断地对涉园进行修缮、扩建。太平天国时，涉园被毁。后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回到故乡，花重金买下了当年族人所绘的《涉园图》，重建已成废墟的涉园。这便是如今的张元济图书馆。“目前我所寻访的藏书楼，很多都是经由家族一代代修葺、重建才保存下来的。”

就韦力所见，保存最好的私家藏书楼是南浔嘉业堂，历史最悠久的则是宁波天一阁。这些“名楼”如今都已成为文保单位和旅游景点，被保护起来，但绝大部分遗迹已被雨打风吹去。韦力说，许多古代藏书楼就是近几十年才被毁掉的，而那些保存下来的，也大都是因当初被归入一个比较重要的单位，才得以幸存。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遗迹再度面临不可知的未来，而韦力所做的寻访，用他自己的说法，就像是“一次拉网式的田野调查”，为的是“保留这个时间点上的横截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记录这些地方的样貌，使我们有一天想要恢复文化的时候，还能有迹可循”。

在《书楼觅踪》的编辑过程中，因为照片问题，韦力曾与美术编辑有过争论。美编觉得，书中收录的很多照片画面杂乱，并不美。韦力说，他也知道怎样的照片是具有美学价值的，可他想要拍的只是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要做的也只是一个实录。“做这个探访，不是为了表达书楼之美，而是想要说明今天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是怎样的。”

藏之名山，或分享于当世

十多年前，韦力在天津一个别墅区里购置了别墅。这套600平方米的住宅被他建成了一座书楼，内部装修采用中式风格。古籍的摆放，不同于洋装书，必须书根朝外平放。现成的书架无法用来摆放古籍，韦力买来一批缅甸花梨木料，专门定制了一批中式书架。南方藏书最怕潮，古人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要晒书。而在干燥的北方，除尘成了大问题。韦力为这些书架都安上玻璃门，既方便找书，也可以防尘。他建书楼，最看重的是实用性。虽然探访过无数古代藏书楼，但他自己的藏书楼并未仿照先人。“我现在对藏书楼的寻访是站在精神寄托的角度，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

话虽如此，在书籍的保存上，韦力也没有为自己的书楼添置现代化的恒温恒湿设备，遵循的依旧是古法，或者说是经他改良的古法。据他介绍，古人常用芸香草祛除书中的虫害。他的办法则是，将买来的古籍放入密封袋，再置于冰柜祛虫卵。古人用樟木箱存放书籍，以防霉变。韦力就从木工厂拿来许多樟木刨花，将它们包在报纸里，然后插在书中。因为刨花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更大，他觉得，“这比木板还有用”。

在北京的工作室，韦力聘请了三位助手将入藏的每一本古籍录入、扫描。韦力则为这些书写编目和书志，包括册数、用纸、提款、钤印、版本真伪、古人著录的错误、递藏经过、同类图书的收藏情况等。这样一圈考证做下来，韦力对自己的几万册收藏也记了个大概。难怪绿茶惊讶地发现，自己随手拿出一本书，韦力总能将这本书的前世今生一一道来。

他所做的编目和录入工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与他人一同观赏、研究。“我有这些书籍的产权，但书的内容是作者的思想，我无权锁闭他们的思想。”他说，古代的大藏家常常对自己的家藏秘而不宣，大都是出于自我保护，害怕他人觊觎。但依旧不乏主张分享的收藏家，比如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编纂官周永年。他曾以数十年时间买书十万卷，放在书园中，供人借阅抄写。“到今天的社会，我想态度还是应该开明些。我们有《物权法》保护，《文物法》也规定个人允许拥有文物。”

不过，他强调，“分享于当世”的主张并非绝对真理。保护书籍历史最长也最完好的藏书楼，恰恰是保密最严的天一阁。从明中期到清代早期，范氏族人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从不让外人进入书楼看书。即便是范家人，也必须集中族内各支的全部钥匙，才能打开书楼。直到1676年，黄宗羲才成为第一个进入天一阁的外族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恰恰是完全封闭的方式把这些书保留下来了。”在韦力看来，人们大都站在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但是，“往往许多事情，越接近真相，越觉得自己没了立场，即便先前爱憎分明，也会发现，大家各有各的道理”。

破败的藏书楼 张之洞旧居（北京） 韦力/摄

风流不再

《书楼觅踪》并不是韦力撰写的第一部有关书楼的书。2004年，他的《书楼寻踪》就收录了他所寻访的140处遗迹，赢得了不错的口碑，畅销程度也超过韦力的想象。他暗自盘算着，书楼引起注意后，同样的寻访工作应该有很多人会去做。可他等了几年，却不见任何动静。身边有朋友向他分析：“寻访书楼还是挺难的，要有时间、有精力，还要有钱。文人很少有闲暇去做这样的事儿，有钱人也大多不会这样做。”

《书楼觅踪》，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1980年代，大学毕业后，韦力进入中国外贸总公司工作，两年后，就成了公司与中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共同组建的三资公司总经理。辞职后，他又自己开办公司。现在，东奔西跑、忙于写书的他依然在做一些投资项目，“没有钱，藏书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韦力由考取过秀才的爷爷一手带大。求知欲旺盛的少年时期，正赶上“文革”破四旧与“批林批孔”。因为父亲是干部，家中能找到一些古代小说，封面上写着“供批判用”。在爷爷的解说中，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实际上是忠义之士，而被批判的《水浒传》又极为精彩。在无书可读的岁月，文化上的贫瘠反而催发了韦力的求知欲，他四处搜罗旧书来读。也是在那时，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新书不如旧书，旧书不如古书。

可在当时的书市，价格却与韦力的认知相反。新书的价格远高于旧书，古书更是很少有人问津。他的财富增长恰与古书行当的变革相遇，对他而言，这是个绝好的机遇。古籍价格真正升高还是1995年以后的事。1994年，嘉德举办了第一次级别很高的古籍善本拍卖会，价格让已有十多年古籍收藏经验的韦力大为惊讶，甚至疑心工作人员漏标了小数点。那场拍卖，韦力没有出手。但他意识到，古籍善本的价格从此不一样了。果然，高涨的价格把更多之前散藏于民间的珍稀古籍汇聚到了市场。很快，古籍善本的拍卖价格跳到了另一个数量级。

看了那么多诗礼传家的故事，说起眼下中国的古书收藏情况，韦力心里也会闪过一丝沮丧。在韦力看来，这一代的有钱人、创业者，与古人是非常不同的。“古代，很多人是因为有了知识才有钱，而今天，一个人所拥有的钱和知识并没有太大关联。在古书价格那么高的情况下，让没有知识的人去买，几乎不可能。”

可转而一想，韦力又想开了，自己是将千年来的藏书家们都汇总到一起了，才显得阵势浩大。可事实上，能够青史留名的人已是极少数，而那些藏书家，“将他们放入1000年的历史中，也是稀稀拉拉的了”。无论古今，藏书、建藏书楼，都是一件极小众的事。

2009年前后，韦力曾以逾百万美元买下迄今发现最早的苏东坡诗集刻本《施顾注苏诗》。这部书在藏书界堪称神话，经世代名家递藏。到了乾隆时期，大藏家翁方纲得到此书后十分高兴，定于每年东坡生日那天举办“祭苏会”，邀请名士到家中诗歌酬唱，题写跋语。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还流传到了日本。民国大银行家陈澄中曾收藏过这部书，韦力手中那一册正是得自陈家后人。身边有朋友鼓动他恢复“祭苏会”，可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作罢。“能请人来干嘛呢?总不能作些打油诗，或者撮一顿，就作鸟兽散啊。说到底，现在是风流不再了。”

与这种曲水流觞式的雅集一同消散的，还有藏书楼作为知识载体的历史。韦力能将几乎一切关于古籍的信息电子化，古籍与书楼也就成了供研究或凭吊的文物。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历经数年奔波，寻访书楼，恰是对古代爱书人共同梦想的叩击，以求些许回音。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找到浇自己心中块垒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