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民主和人权等概念将在生命科学的洪水中坍塌？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常识”，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人类将面临着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 “神人”。

未来，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的分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将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新锐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这部《未来简史》，正是解读这一进程的既震撼人心又趣味盎然的作品。第一财经阅读周刊节选书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未来简史》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月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个问题〉(A Problem)正是以叙事自我做为重点。故事的主人翁是唐吉诃德(Don Quixote)，与塞万提斯(Miguel Cervantes)著名小说的主角同名。唐吉诃德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传奇骑士，四处对抗巨人，拯救托波索的杜尔西内亚(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实际上，唐吉诃德本名叫做阿隆索.吉哈诺(Alonso Quijano)，是乡下一位上了年纪的没落贵族;那位高贵的杜尔西内亚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个养猪的村姑;至于巨人，则是一些风车。波赫士就在想，如果唐吉诃德因为相信这些幻想，攻击、杀死了一个真正的人，后续会如何?波赫士提出了关于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叙事自我讲出的那套故事，对我们自己或周围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之后会怎样?波赫士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没什么影响。虽然唐吉诃德杀了一个真正的人，却毫无悔意。因为这些妄想已经太过鲜明，他一心认为自己在对抗风车巨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实际杀了人。第二种可能：在夺走他人生命那一刻，会让唐吉诃德大受惊骇，打破他的妄想。这种情况类似于初上战场的新兵，原本深信为国捐躯是件好事，最后却被战场现实狠狠打醒。

另外还有更为复杂和深远的第三种可能：原本与想象的巨人战斗时，唐吉诃德只是在演戏。但等到真的杀了人，他就会开始坚持他的妄想，因为只有这样，他不幸犯下的错误才会有意义。荒谬的是，我们对一个想象故事做出的牺牲愈多，就可能愈是坚持，只为了让我们的一切牺牲和痛苦有意义。

在政治里，这称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症候群。1915年，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参战。意大利宣告的目标是要“解放”由奥匈帝国“不当”占有的特伦托(Trento)和提里雅斯特(Trieste)这两处“意大利领土”。意大利政客在国会里发表义愤填膺的演说，誓言要补正历史的错误、恢复古罗马的光荣。数十万意大利士兵开往前线，高喊“为了特伦托和提里雅斯特!”以为这两地唾手可得。

情况大出意料。奥匈帝国的军队在伊索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组织了强大的防线。意大利总共发动了十一次血淋淋的战役，最多只攻下几公里，从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场战役，他们失去了15000人。第二场战役，他们失去了4万人。第三场战役，他们失去了6万人。就这样持续了腥风血雨的两年，直到第十一场战役。但接着，奥地利人终于反击了，这第十二场战役一般称为卡波雷托战役(Battle of Caporetto)，德奥大败意大利，一路杀到威尼斯门口。光荣出征成了一片血海的溃败。等到战争结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数达70万，伤兵人数超过百万。

几位在伊索佐战役的受害者。他们是白白牺牲吗?

输掉第一场伊索佐河战役后，意大利政客有两种选择。他们本来大可承认自己犯了错，要求签署和平条约。奥匈帝国根本和意大利无怨无仇，又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强大的俄罗斯打个焦头烂额，必然乐意讲和。然而，这些政客怎么能面对这15000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诉他们：“对不起，出了一点错，你家的乔望尼白死了，还有你家的马克也是，希望你们别太难过。”另一种选择，这些政客可以说：“乔望尼和马克是英雄!他们的死，是为了让提里雅斯特回归意大利，他们的血不能白流!我们会继续战斗，直到胜利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个选项。因此他们打了第二场战役，又失去了4万人。政客再次决定，最好继续战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白白牺牲”。

但我们也不能只怪政客，就连群众对战争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战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领土，意大利人民透过民主，选出的就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法西斯伙伴们，这些人的选举要求正是要为所有意大利人的牺牲取得适当的赔偿。讲到要承认一切是白白牺牲，政客要对这些人的父母开口已经够难，但父母要对自己承认还要更为困难，而在其中受害的人更是不在话下。失去双腿的残废士兵，会宁愿告诉自己“我的牺牲，都是为了能让意大利民族永存的荣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没了腿，是因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里是一个远远较为轻松的选项，唯有这样，才能让一切痛苦有了意义。

早在几千年前，神职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原则，许多宗教仪式和诫命都以此为基础。如果想让人相信某些假想实体，像是神、或是国家，就要让他们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牺牲叫人愈痛苦，他们就愈会相信牺牲奉献的对象确实存在。如果有个贫穷的农民，把自己一头珍贵的牛都献给了宙斯，就会开始对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则要怎么解释自己竟然蠢成这样?这个农民还会再献出一头、一头、再一头，才不用承认以前所有的牛都是白白牺牲……

经济上也会看到同样的逻辑。1999年，苏格兰决定盖一座新的国会大厦。原本预计施工时间两年，预算四千万英镑。但到头来，施工时间长达五年，成本高达4亿英镑。每当承包商遇到未预期的困难和费用，就会找上苏格兰政府，要求工期展延、增加预算。而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政府就会对自己说：“我们已经投入几千万英镑，如果现在停手，只能拿到一个盖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会彻底信用扫地。还是再拨个四千万英镑吧。”再过几个月，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这时候，建物无法完工的压力也更大了。再过几个月，故事继续重复，就这样下去，直到实际成本足足是原来估计的十倍。

苏格兰国会大厦。我们的英镑不能白白牺牲

不是只有政府会陷入这个陷阱。企业集团也常常把几百万美金丢进失败的子企业，至于个人，也常常依恋着不开心的婚姻、没前途的工作。我们的叙事自我宁可在未来继续痛苦，也不想承认过去的痛苦完全没有意义。最后，如果我们想把过去的错误一笔勾销，叙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节中安排某个转折，为错误注入意义。例如，一个和平主义的退伍军人可能告诉自己：“确实，我犯了个错，才没了双腿。但因为这个错，我才看清战争是个地狱;从现在开始，我要奉献我的生命、为和平而战。因此，我受到的伤还是有些正面意义：让我学会重视和平。”

于是我们知道，“自我”也像国家、神祗和金钱一样，都只是个虚构想象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系统，会丢下我们大部分的经验，只精挑细选留下几样，再与我们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听过的演讲、做过的白日梦全部混和在一起，编织出一个看似一致连贯的故事，告诉我们自己是谁、来自哪里、又要去哪里。正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该爱谁、讨厌谁、该怎么对待自己。而如果情节需要，这个故事甚至也可能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故事都各有文类。有些人活在悲剧之中，有些人上演着永止境的宗教戏剧，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像是部动作片，也有不少人过着喜剧人生。但到头来，一切就是故事罢了。

这样说的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自由主义认为，我们不应期待外界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义。每位个别选民、顾客和观者，都应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意义，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

但生命科学却戳破了自由主义的想法，认为所谓的“自由个人”也是个虚构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组合。每时每刻，大脑的生化机制都会创造经验，但一闪即逝，接着就是更多经验闪现、消失、闪现、消失，彼此快速相连。这些瞬间的经验并不会累积构成什么永续的本质。而在这一片混乱中，叙事自我试着找出秩序，于是编织出一则永无止境的故事，让每项经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长久的意义。只不过，虽然这让一切合理且诱人，却仍然只是虚构故事。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让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现代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是个人自由选择让生活有意义。但不论如何，都一样是妄想。

当然，早已有人质疑自由意志和个人的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印度、中国和希腊的思想家就已经认为个人概念是一种虚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响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则光是怀疑，并不足以改变历史。人类很能应付认知上的矛盾，能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国会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是基督教并未在达尔文发表《物种原始》的那天消失，自由主义也不会因为科学家结论认为并没有自由个人便就此灭亡。

事实上，就连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学世界观拥护者，也并未放弃自由主义。就算他们已经用丰富的学理、数百页的篇幅解构了所谓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却接着像是做了一个智识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迹似地一跃回到十八世纪，好像演化生物学和大脑科学所有惊人的发现完全不会影响洛克、鲁索和杰佛逊所提出的伦理及政治观念。

然而，等到这些异端科学见解逐渐成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动和经济结构，也就不可能再这样两面讨好，我们(或后代)很有可能会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这第三个千禧年的初端，自由主义受到的威胁不再是来自“没有自由个人”这种哲学问题，而是来自扎扎实实的科技挑战。我们即将拥有各种极实用的设备、工具和制度，但这些设备、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许个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利伯维尔场和人权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这场洪水中存活下来?

尤瓦尔·赫拉利：新锐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国际畅销书《人类简史》   摄影/王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