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德国文人创办的“四七社”，如何变成战后欧洲文学摇篮？

一段传奇，如果它真的是传奇的话，通常有着一个不经意的、没有被美化或浪漫化的起因。70年前，1947年9月，被盟军占领的德国上巴伐利亚地区，12个不知名的作家辗转来到巴恩瓦尔德湖畔，在那里的一栋贵族老宅中举行了一次聚会。老宅的主人是位夫人，当夜，除了12人中的首领兼组织者外，另11人都睡在地板上。次日凌晨，夫人把船划到了湖里，捕了一些鱼上来，煎给作家们吃，算作早餐。

这就是“四七社”的开端，这顿鱼肉宴，是他们一起吃的第一顿早餐。他们果然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到后来，“四七社”出了名，12人中也就是组织者汉斯·维尔纳·里希特比较被人所知，而他的身份也不是作家或诗人，仅仅是一个牵头联络内外活动的人。他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关于“四七社”的回忆文字：这个文学团体成了联邦德国时代的文化重镇，它生产和推出文学作品，制造舆论争议的话题。

“四七社”里出来的文学名人，都是后来才入社的，其领军人物自然是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拉斯的地位更举足轻重一些，因为1958年他第一次朗读《铁皮鼓》的那个夜晚，被认为是四七社乃至战后德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没有之一。理所当然地，像赫尔穆特·伯蒂格的《四七社》这么一本详述这一传奇社团的来龙去脉的著作，必须引用里希特等主要在场者对那一时刻的回忆，那场朗读会的价值，可是100顿湖边早餐都无法匹敌的。

君特·格拉斯(1927年-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等。

“就在他读完开头的几句话之后，整个大厅里的人就像遭了电击。……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停下了笔记，有几个人大张着嘴巴在听，约阿希姆·凯泽微笑着把脑袋轻轻地晃来晃去。我知道，这将是四七社一个巨大成就的开始。我只是担心，格拉斯念到后面，文章会变弱，不过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当格拉斯朗读完之后，很多人都去拥抱他。有些人说‘真是太棒了’或者类似的话，有几个人建议我颁发奖项……我走出人声鼎沸的大厅，遇到了西格弗里德·翁泽尔德。他一把抓住我说：‘汉斯·维尔纳，你必须颁奖。’……”

德国人写东西，文字读起来都相对偏干，但这几句却难得地滋润而动人。里希特当过记者，自然嗅觉敏锐，善于观察，然而，经历了二战结束后的拮据年代，在场的文化人对一部杰作问世的渴望也达到了巅峰，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断定，《铁皮鼓》可以走出文学作者和读者圈，进入到公共讨论之中——一个“文学事件”诞生了。四七社曾有的朗读作品并发奖的传统于1955年停止，现在，里希特当场着手筹集奖金，“一个小时后我总共筹集到三千马克，比奖项所需的金额还多出两千马克”。

每一部德国现代文学史里，都会把这一夜大书特书：格罗斯霍尔茨劳特，一家名叫“老鹰”的酒店，四七社的朗读会上，格拉斯第一次当着所有同仁的面朗读了《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汉斯·维尔纳·里希特的一句话为它盖棺定论：“我以后再也没有经历过四七社里的那种狂热的热情。”然而，当年格拉斯入社的时候，里希特还差点把他拒之门外，理由竟是臃肿老气，实在貌丑。非但如此，根据各种音频和文字描述，格拉斯性格拘谨，嗓音难听，直到朗读《铁皮鼓》，里希特才被“一个有才华的人展现出的原始的语言天赋”所震惊。

《铁皮鼓》不是一般的讽刺纳粹、反思第三帝国灾难史的小说。《铁皮鼓》的主角，长不大的三岁男孩奥斯卡·马策拉特的身份很多变，有时他是纳粹的模仿者，有时又是纳粹的受害者，有时他流露出的性格跟纳粹简直毫无二致，有时他又是一个趁着乱世谋取私利的投机者;他乖谬的行为，常常暴露出那些被纳粹破坏、打击、贬损的事物自身的腐败和虚伪。格拉斯行文中尖锐的反讽，不加节制的语言暴力，语词里的原始气息，对一些事物——例如生肉、硝烟下的纸牌、腐烂马头里的鳗鱼、性器官等等——的惊悚描写，透露出一种狂热的、肉欲的热情。总之，这部小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反思文学”，将所有涉事的人，包括一些抵抗纳粹的勇士，都变成了一出荒诞剧中的演员。

一切都如此顺遂：作为小说，《铁皮鼓》够杰出，而作为“事件”，它则持续发酵。关于书中伤风败俗的描写是否适合推荐给青少年阅读，德国人展开了纷纷扬扬的议论;《时代周刊》发表了文章严厉批评它，当初为此书击节的赖希-拉尼茨基，五年之后改变了看法：“这位叙事者那种热情的、狂野的力量令我印象深刻。可是他同时又让我失望。我感到不满的是，格拉斯没有约束他的生命力，对热情不加控制。”评论家真有翻云覆雨之能，拉尼茨基指责格拉斯挥霍了自己的天赋：“我认为，我有义务去警告作者，并让观众抱有怀疑。”

格拉斯，拉尼茨基，伯尔，这几个并非创始成员的文人才是四七社真正的拳头产品，他们都以脾气火爆、固执己见著称，但他们的分歧、冲突对扩大四七社的影响是有利的。从1947年创立后，四七社的存在感稳步提升，因为这群联邦德国文人，其大多数成员，对昔日独裁政权的可耻崩溃，及对今日民主国家逐渐繁荣，都持有复杂的感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会让他们感到好受，因为他们曾是战败者的一员，均沾过“光荣时刻”的雨露;而战后的“经济奇迹”也不让他们欣慰，因为这种奇迹的背后是美国的援扶，也因为在这种奇迹之中，其实缺失了第三帝国时代一度鼎盛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豪感。

战后西德文化精英的性格，都被这种复杂的心态所浸染。在《四七社》一书中出现的人物个个都很有个性，争吵不休，为一部作品的价值而争吵，也为“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德国”而争吵。四七社的地位之所以举足轻重，正是因为它的成员推出的新作都有很大的几率影响和左右西德公众对重大问题的认识。作家、批评家、诗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他们对成名成家的私下渴望混杂在了一起，出于私人恩怨的争吵都带上了公共性。

四七社既然兴盛于冷战的高潮年代，其文学成就自然也不可能离开政治，只因西德人集体继承了第三帝国的痛苦遗产，像格拉斯、伯尔这样的影响力人物也都免不了要被反对者骂作幼稚或居心叵测，更不用说赖希-拉尼茨基了。他是犹太人，简直可以说，支持他在战后德国攀爬至“文学沙皇”高位的，是一种要报复德国人的潜在心态。世人都传说着德国人对战争罪行忏悔之彻底，这种彻底的一个表现，也许就是赖希-拉尼茨基能够在德语文坛驰骋半个多世纪，到了晚年他就是一个“学阀”式的人物，能以一言捧红或搞臭一位作家。德国人持续地容忍他，这里面，道德负疚感是个很大的因素。

减去几个极端的角色后，四七社的“平均值”落在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身上，这个面相和蔼的小说家总在描绘大变局中困惑的小人物，他那富于同情心的现实主义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德国人之间的裂痕。伯蒂格将伦茨列为“四七社的美学理念的完美体现者，就是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反映社会现实”。被格拉斯的作品打晕了的人，可以去伦茨的代表作《德语课》里找找阅读一部中规中矩的小说的感觉，可是，伦茨的中规中矩逃不过其他人的批评，格拉斯就直言伦茨很传统，很保守，作品的语调“完完全全地不适当”。

即使是伦茨，伯蒂格也不认为他的写作体现了什么文学的社会职能。在四七社留下的遗产里，并没有作家“铁肩担道义”这一项，这也许会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我们一向觉得，以德国人全民忏悔战争的力度，西德作家应该更是其中的翘楚。《四七社》一书告诉我们，四七社做得最成功的，其实是把文学活动“事件化”：每一个活动都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四七社内部的各种争端固然都是认真的，也很有德国特色，但这个文人群体始终占据着高曝光度，拥有强大的存在感，除了《铁皮鼓》这样响当当的创作成就外，他们时不时弄出点动静的优良传统，要记上更大的一笔功劳。

《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

[德]赫尔穆特·伯蒂格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7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