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金融危机中的特殊手段

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至今已经10年。在2007年7月前，次贷危机只局限于美国内部，但随着德国两大地区性公有银行——萨克森银行和德国工业银行受到波及，不得不请求援助，政策制定者们突然意识到，全球金融系统已经变得紧密相连。

2007年危机后遗症至今仍伴随我们。它最具毁灭性的影响是加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不幸的是，当政策制定者10年前争先恐后地寻找“长枪大炮”对付危机时，他们就为一种古老角色的回归搭起舞台：准备扣动扳机的铁腕人物。

在金融危机的顶峰时期，政治家们得出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依赖商业本身。中央银行需要提供大量的流动性，政府需要用扩张的财政来补充货币政策。于是中国和美国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

然而，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手段中有一部分已经被证明收效很差，并且遭到遗弃和修正。比如在美国，随着2008年10月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签署生效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 (TARP)生效，美国财政部启动项目，直接出资从金融机构手中购买抵押贷款率高的不良资产。但实际操作过程比最初预想的更加复杂，政府在几个星期内只是简单地重新调整美国银行的资本结构。

还有些错误决策更是难以轻松扭转。比如，为了防止银行系统挤兑，爱尔兰政府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全面担保。爱尔兰这一单方面决定造成了欧洲其他国家银行系统的不稳定。一时间，其他国家政府不得不担心自家银行的储户会集体逃往有国家作后盾的爱尔兰银行(不考虑爱尔兰政府根本无法负担这一保证带来的开支)。

虽然这样，但从整体上看，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还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场拯救行动的领导者们有资格为阻止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而志得意满。但是，由于非常规政策作用明显，它们现在被滥用于应对任何问题，宪法保障正在被逐渐抛弃，并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官僚主义忧虑。

早在2008年，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就曾警告称，美联储正处于“其法律和默示权力(丧失)的极端边缘”。当然，有些人会问，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不应该能为了国家的福祉忽视此边缘。但援引“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是为专制独裁辩护的惯用伎俩。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注意到这个概念危险的模糊性，并写到，“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是所有政府宣称的终极目标，是最专制的，同时也是最自由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观点认为，一位强势的领导人可以而且应该能自己解决问题(女性很少成为强势领袖)。这种做法已经在2009年俄罗斯政府应对铝价暴跌的反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强人倾向于标榜自己在处理特定问题时的独一无二性。通过聚焦于一场狭窄的“危机”，那些些领导人创造了一种思维模式，即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变成危机，而应对危机需要立即、有效且不受约束地行动。

这种危机后产生的心态与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的“决断论”学说一致。曾于1933年加入了纳粹党的施密特认为主权决策是政治进程的核心特征。当领导人作出政治决定时，他们重申对主权概念本身的控制，而主权概念正随着全球化各个阶段的推进被逐渐侵蚀和改变。

对于施密特来说，重要的是决定已经被作出的事实，而不是领导人如何作出决定的过程。一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利益。通常，这需要象征性的姿态。例如，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挑选出瑞士手表、日本丝绸产品以及其他具有国家特色的进口产品(提高关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1930年签署成为法律，将美国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关税壁垒和贸易战，加剧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

今天的保护主义也不例外。想想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曾威胁对德国两大汽车巨头——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征收高额关税。

为了应对特朗普的威胁，欧洲也进入了象征主义政治。如果特朗普目前的政策继续跟进，欧盟可能会将报复目标锁定为代表着独特美国精神的波旁威士忌。这种威士忌大量产自美国肯塔基州，而这里也恰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家乡。

令人感到不幸的是，这种方法创造出一种政治环境，过去确立的规范已经被侵蚀，而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出生在苏联的英国记者彼得•波梅兰采夫把他描述苏联解体后生活的著作命名为《一切都是假的，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名字完美地诠释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状况。既然危机已经成为常态，我们都是解体后的苏联。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翻译：孙维维。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