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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飘向全世界的工业浪漫主义之雾

第一财经APP2017-09-23 08:49:00

在伦敦历史上,从无雾到有雾再到无雾,可以说大体对应着这座城市的三个阶段:前工业化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化时代。

世界上的首都不少,但被称为“雾都”的则只有近代的伦敦。这并非偶然。因为历史上的各国都城,大体上都只是政治、文化、商贸中心,但只有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创造了一个新形态:它把自己的心脏地带也变成了一个工业中心。“伦敦雾”(London fog)乃是一种“现代工业之雾”,在伦敦历史上,从无雾到有雾再到无雾,可以说大体对应着这座城市的三个阶段:前工业化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化时代。

19世纪的“伦敦雾”,不仅象征了工业化的力量及其巨大代价,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灵感来源。 视觉中国图

到烟里去

无论何时何地,工业化总是意味着资源(尤其是“无生命能源”)的进一步集中化使用。早期社会在这方面大多受限于地理因素,因为那时的资源大多依赖分布不均的木材和水力,但发明了蒸汽机的英国人,开始围绕着煤炭、蒸汽机、工厂和铁路创造出了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借用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里的“煤炭城”(Coketown),将这一类型称为“煤炭城群聚”(coketown cluster)——他认为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别肮脏”,会带来严重的工业污染,尤其在初期能源效率还很低的时候更是如此;英国经济的能源密集度(能源使用与GDP之比)在1850~1880年之间达到高峰,“这可能是史上最没有效率、消耗最多能量的经济体”。

并不意外,那也正是伦敦雾最浓的时期,“伦敦雾”一词在1840年代应运而生。1874年问世的《俚语词典》中新收录了“烟”这个早已存在的惯用语:“乡下人要去伦敦时,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smoke)里去;而伦敦人要去往乡村,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那时的英国人常用“豌豆汤”(“这是一种可以维生,但人们能避则避的食物”)来形容伦敦雾的暗黄色以及浓厚的质感,这一说法盛行多年,甚至被收录进了《牛津英语词典》。

部分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其危害(毕竟环保主义兴起的1960年代,伦敦雾已开始消散),部分也因英国人渗透到骨子里的幽默感,当时的人们对它似乎并不怎么当回事,倒更多是以一种调侃的口吻泰然处之。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娜·科顿在《伦敦雾:一部演变史》中梳理了19世纪以来那100多年里英国人在报章、文学、词典、绘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所谈到的伦敦雾,勾勒出伦敦人对雾的暧昧态度:他们将雾称作“伦敦特色”(London particular),既“体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属性,一种首都之城令人艳羡的优越感,但也包含着反讽意味”,因为这毕竟又不算是多值得羡慕的特色;与此同时,人们虽然对雾感到无奈,但一切工作似乎又运转如常(反正有人工照明),以至于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并没有多大动力去改变这一点。没有了雾,冬季似乎都不算完整,而伦敦好像也都少了点什么似的。

那正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日不落帝国蒸蒸日上,而在它的首都却常常不见天日,以至于1897年的一幅英国漫画上借用初抵伦敦的法国人口吻自嘲:“哈哈!我的朋友,现在我知道你说的日不落帝国是什么意思了!绝对是!因为太阳根本就不升起来!”正如书中所言,“雾已经变成了伦敦本身,还夺去了伦敦原有的形貌和界限,把它变得模糊、神秘、令人困惑……这座城市将自己隐匿在大雾中,试图挫败每一个冒险者,制造混乱和痛苦。”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笔下,进入了文学想象世界的伦敦雾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隐喻,承载了诸多意义——事实上,它的许多特征,例如模糊、危险、犯罪、感官与理性的迷乱等等,都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对此态度最悲观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某种程度上,他把雾看作是伦敦自身恰到好处的隐喻,是工业化的化身,每个人都受困在这团模模糊糊的空气中,看不到光明。不过仅仅讨论伦敦雾本身是无法充分理解狄更斯的抨击的,倒不如这么说:在他说“没有生命的伦敦是一个浑身煤炭的幽灵”时,隐含的另一层意味是:他所赞许的是那个“乡村的英格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当时的欧洲虽然进入了城市文明的新时期,却又普遍向往自然:“十九世纪早期发明了治疗结核病的一种方法,即前往气候更适宜的地方旅行,但医生所建议的旅行目的地却矛盾至极。南方、山区、沙漠、岛屿——地点尽管各不相同,却恰好有一个共同点:离弃城市。”兴许在狄更斯心目中,雾也是伦敦的一种“疾病”:与那种自然的、具有神性的乡村相比,伦敦则是一个充满人为(雾中的路灯甚至取代了太阳)的世界,这里的人们追名逐利,生活干瘪无趣,雾是他们本性迷失的象征;而这种高速发展的城市,正是以牺牲田园牧歌的生活为代价的。

雾似乎还契合了现代大都市的一个基本特征:匿名性。与乡村这种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不同,都市里是大量的陌生人在互动。这带来一种矛盾的后果:身份地位的模糊性和流动性既给人以不受约束的自由,同时又制造了混乱、威胁与无序。其中,女性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她们既是受保护的对象,又常被视为社会堕落的象征。然而,尽管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认为“女性在没有男性陪同下走在街上是不体面的”,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意味着女性单独上街在当时并不少见。时代已经变了,雾也为女性走向公共空间带来掩护。就像《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所指出的,近代初期的巴黎也催生了一类新型的女性,她们更美丽动人、世故老练,也因而更危险;在自由出入公共场所时,上层社会女性想有一种“随时能戴面具出行的特权”,因为这可以使她们“随心所欲地隐藏或者展示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伦敦雾对女性而言,也是浪漫爱情的隐匿与掩护,尽管它也常常意味着有不可预测的危险埋伏在暗处。

19世纪的伦敦。视觉中国图

雾的消退

英国诗人雪莱曾说过,“伦敦有如地狱,一个人口稠密又烟雾弥漫的城市”。然而,现在看来似乎很难理解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尽管深受其害(维多利亚时期空气污染致死的英国人数量,粗估为1890年代全球平均值的4~7倍),但正如杰克逊·雷牧师所讥讽的,“伦敦人宁愿呼吸碳、灰尘、水汽混合的浓浆,被呛个半死,也不愿处理他们生产的烟尘”。主要原因之一是整个19世纪都在争论污染的根源究竟主要是工业还是家庭燃煤——但显然,无论是哪一个都很难避免,在没找到替代能源和优化能源效率的办法之前,英国人既不可能放弃工业立国,更不可能触犯民众。即便工业家们后来在政治压力和效率驱使之下提高了燃烧效率,但家用炉床的燃煤仍是改革者不敢触碰的禁区。迟至1945年,英国政府试图趁战后伦敦重建的契机彻底去除煤烟时,乔治·奥威尔仍激烈为家内炭火辩护,说它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直到1952年12月一场连续一周的大雾夺走伦敦4000人的性命,才结束了这场争议。

然而,当一种事物消逝之后,它往往就变成了人们怀念的对象。在作家伊夫琳·沃写于1941年的小说《打出更多旗帜》中,雾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象征:原先“我们有雾蒙蒙的生活习惯,我们有一堆丰富的、模糊的、美得令人窒息的话语”,而如今,“雾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们现在这副样子。更糟糕的是,我们自己也认同了这副样子。”这并不仅仅是说一种审美上的趣味(“雾中的伦敦有如仙境”之类),而是一声更为沉重的叹息,因为雾的消散有其代价,简单地说,意味着大英帝国不再是那个主导着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厂了。

由于《伦敦雾》一书原先的基础是文学研究(作者原本只想写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雾形象),因而侧重的终究是“英国人如何看待伦敦雾”的问题,不经意间更多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阐释它所蕴含的象征意味,然而,身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或许未能深切意识到,伴随这种现代产业之雾的,还有另一种工业浪漫主义想象:它不仅是一种“伦敦特色”,一种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忍耐的存在,还是国家富强的象征。这种心态在后发国家中更为常见,他们往往怀着羡慕而非嘲讽的心态在看待伦敦雾。

在19世纪,无论是美国工业城镇的要员、德国工业领袖、俄国大臣还是日本改革家、中国知识分子,都把不断冒烟的工业烟囱看作是进步、繁荣和权力的象征。美国商人W.P.伦德在1892年宣称:“烟雾是工业祭坛上所焚烧的香,这在我看来很美。它代表人类正在改变大自然力量的潜力,让人类生活更为舒适。”1872年到访伦敦的日本岩仓使团发现,当地“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日本政治史》)。在这些人眼里,这意味着理性战胜了迷信,象征着人类所能驾驭的恐怖力量,可以不断服务于人民生活的提升,最终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权力——至于长期的环境后果,那还没空为此操心。1900年,一些地处化工厂烟囱下风向的巴塞尔居民曾试图抗议厂房扩建,但即刻遭到否决,因为化工是德国强大、瑞士繁荣的重要原因,“别指望工厂区有阿尔卑斯山的好空气”。在当时那个“强权即公理”的时代,人们也顺理成章将这种工业潜力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一战前有位英国作家到德国旅行,觉得“这些新工厂的每一根烟囱都像炮一样指着英国”;诗人穆木天也在1936年的《黄浦江舟中》一诗里将日本人在上海开设的工厂视为莫大的威胁:“恒丰纱厂的烟囱突立着,/宛如无数的待命的枪支,/向着我们在瞄准着。/在云烟尘雾的层中,/像是一涡一涡的毒瓦斯……”

在急切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人心目中,“伦敦雾”恐怕正是美妙的象征,但那不是出于审美,而是为了谋求力量。1932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前往苏联考察,他眼中的苏联一切均美好而伟大:“汽锅的声响是刺耳的,黑烟是受人嫌厌的,不过此时将自然和人为的整个看起来,反形成起美观而伟大。”(《从东北到苏联》)因为“黑烟”正代表着一种改造自然的工业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发展规划的重心之一,就是把中国城市的职能从“消费”转向“生产”。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想选一家上海工厂采访,有关部门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选定了上海炼油厂,原因是炼油厂有大烟囱,有高炉管道,很有一些现代化工业的气派。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去了,但却只拍了上班工人。

这在现在看来,已多少有几分不可思议。在这个意义上,把对“伦敦雾”的观察重点放在文化心理上,或许是适宜的:这一工业浪漫主义之雾的消散,毕竟首先是在人心里。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

【英】克里斯蒂娜·科顿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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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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