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十世纪初的现代舞蹈，真正解放了女性的身体

编者按：

衣服的功用最初是御寒蔽体，尔后渐渐演化为身份、阶级、地位的象征。不同时代的服饰变化，往往揭示了审美及社会风潮的轮转。在《衣不蔽体》中，作者赤桦由文史资料、书籍、影像入手，观察穿衣打扮背后的故事。

经授权，第一财经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今天女人的内衣，款式和内涵大同小异：保护身体，或放纵身体。保护，放纵，都是女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民主自由，是走过相当漫长曲折的路程后才取得的。女人内衣同其外套一样，也是在与掌握话语权的男人无休止的斗争中，逐渐形成进而取得独立地位的。

今人熟悉的女式三角内裤，是从十九世纪西方男人内裤演变而来的。那时，欧美女人内裤长至膝盖，颇似今日女人外穿的七分裤。女式三角裤，曾被视为挑衅男权最明火执仗的符号。十九世纪的美国，宗教势力强大，主宰着人们精神和肉体，是社会道德秩序至高无上的监督者。然而，男人一面挥舞宗教这把利剑，要求女人品行端庄，一面又要她们轻佻可及。品行端庄变现在服装上，便是以曲曲折折的式样隐藏女人身体，摧毁她跑步或疾走的欲望。有教养的女人，步态如微风划过水面，轻盈和煦，赏心悦目。

女人同时又被看成是满足男人欲望的客体，又必须是唾手可得的。于是，隐藏在跌宕起伏外衣下的十九世纪或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基本不穿内裤。要穿，也只能穿开裆灯笼短裤。如果穿封裆裤，这女人一定被视为模仿男人的佻薄之流。

由英、美、法联合制作的故事片《心火》再现了这一细节。瑞士女子伊丽莎白为了替父亲还清债务，把自己出卖给英国贵族查理三个晚上。在海边酒店相会的第一个晚上，伊丽莎白脱去厚重的外衣，一条长至小腿的白色开裆内裤赫然出现。出卖肉体和接受出卖仿佛都是道义上的，然而那开裆裤却颠覆了道义，更像反讽男权之虚伪，反讽男权为女性设置的所谓道德标准之谬妄无稽。

异国男人对内裤开裆与封裆的道德阐释，让人记起中国的一个娃娃皇帝——汉昭帝。《汉书》说，昭帝八岁登基，天子年少，“政事一决于光”。大臣霍光专权，染指朝廷与后宫。昭帝十二岁大婚，皇后是霍光六岁的外孙女上官氏。为了防范宫嫔宫女亲近小皇帝，于是宫中女子“皆为穷绔，多其带”。穷绔近似今天的裤子，前后有裆，用带系住，还不是完全的封裆。这样做是为了防御的需要：一是阻挡宫女勾引天子，坏了皇后独享雨露、独揽孕育太子的事；二是阻挠天子企图荒唐时，不那么方便。史书没有交代令宫女穿穷绔究竟有多大作用，反正娃娃皇帝在位十三年，二十一岁就归了西。汉昭帝是病死还是他杀，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这事发生在公元前几十年，比维多利亚时代早多了。可是，男人对女人是万恶之源的认识，却如此相似。

东西方女人被禁锢的肉体与灵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迎来了解放的黎明。社会的进步使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有了直接介入男性群体的机会。在男性社会的默许下，她们开始穿上漂亮的裙装参与到专属男人的体育运动中。

上流社会的一些男人主张民主自由，允许女人同他们一道在溜冰场上旋转，在网球场上步履蹒跚地挥动拍子，或昂首挺胸地骑自行车，等等；但整个社会而言，鼓励女人在运动场上夺取胜利的人寥寥无几。

参与体育运动，促使女装从里到外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化，首先是思想前卫的女性穿上了男性象征的长裤。进步服装杂志推波助澜，乘机刊登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内衣广告，女人内裤居然以两条腿分开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

嚣张的广告旋即惹怒了卫道士，说这不是简单的平面广告，是别有用心。教会也以“道德领袖”姿态，出来指指点点。结果，广告中的女式内裤再出现时，裤腿又叠在了一起。

真正在服饰上动摇男权根基的，是二十世纪初横扫整个欧美大陆的现代舞蹈狂飙。充满情欲暗示的伦巴、摇摆舞，把美国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男女圈了进去。女人同男人一起公开演示着一场集体的狂欢，她们狂热而恣意地同男人一起扭臀摆腰，要在疯狂的肢体摆动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快乐，挣脱男人为她们预设的窈窕淑女的角色定位。商人适时地开设了大众舞厅，便宜的入场券让普通阶层的女人获得了涉足舞厅的社交机会。

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女人都在跳舞。伦巴和摇摆舞，肢体动作剧烈，穿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胸衣，就限制了自己在新潮社交舞中放纵。从前上流社会流行的正式交谊舞，要求男人和女人严格按照既定的舞步，矜持地旋转，身体不可有丝毫摇摆。摇摆就是浪荡。当然，女人身体牢牢禁锢在塑造蜂腰身材的束腰紧身胸衣中，胸衣有若干层，面料多是坚固的亚麻、帆布、棉布，并且还用鲸鱼骨加固。如此这般，女人想摇摆也摇摆不得。胸衣压迫了正常的呼吸，稍微剧烈的运动就可能导致晕厥。沉湎于伦巴和摇摆舞的女人们，迫切需要解放身体，于是，轻便的胸罩应运而生。

柔软轻便的胸罩，让跳摇摆舞的年轻女性欣喜若狂，却把卫道气得咬牙切齿。鲸骨紧身胸衣塑造了男人眼中完美迷人的女性身材，又杜绝了女人身体随意晃动勾引男人。因此，在象征的意义上，鲸骨胸衣是女人坚守妇德的盾牌，放弃鲸骨胸衣，拥抱胸罩，无疑是放弃自律。

然而，极端女权主义者也曾号召女人放弃胸罩，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革命的爆发，她们还当街焚烧为强调女人乳房而加了钢托的胸罩。她们对胸罩有很深的怨恨，视它为男权强加给女性的精神枷锁的物化表现。这个光天化日下的焚烧行为，更像是争平权的象征，挣开了枷锁，意味着和男人站在了一个平台上。六十年代的女性，出门依然是要穿胸罩的，她们更多是选择轻便、轻薄甚至所谓无痕的款式。后来的女权主义者，理性而温和，不刻意在穿衣打扮上向男性靠拢，也不刻意在服装上搞出动静。所以，她们也会流连于凸显女性妩媚的胸罩，也会为心仪男人穿撩拨性趣的情趣内衣。

《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赤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