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巨著《地中海三部曲》，回溯帝国的没落与过时的政治野心

五六百年前，在地中海世界爆发了一系列漫长的冲突，大体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开始，以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海战中战败告终。以后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冲突有几分像20世纪的冷战：东西两大集团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断碰撞，彼此都无法妥协；但对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真心以为自己是在为争夺世界中心而战——不仅因为地中海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也因为那里自古埃及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带。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场争夺战在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覆灭之后，已延续了一千年之久。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还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联合教皇和威尼斯势力阻止土耳其军，背后所隐藏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谁有权继承罗马帝国的遗产，统治整个地中海，占据“恺撒”这个世界之王的头衔。早先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恩怨是为此，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重夺君士坦丁堡是为此，甚至奥斯曼帝国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统治，却也怀抱着同样的梦想——其前身“罗姆苏丹国”便得名于“罗马”；直至1530年，苏莱曼大帝在听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加冕称帝并拥有“恺撒”头衔时，仍火冒三丈，因为他觉得那是属于他的称号。这场争夺战甚至还有其他角逐者：以拜占庭遗产继承者自居的俄罗斯帝国，当时虽然羽翼未丰，但1547年伊凡雷帝也自封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Tsar），而这便是“恺撒”（Caesar）一词的俄语发音；直至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数百年里始终念念不忘想要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

因此，对参与这些征战的人们（尤其是君主们）来说，这原本是一种朝向过去的努力——“恢复罗马帝国的辉煌”，他们并不认为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正在改变历史，而以为那是在“重现历史”。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与其说是缘于宗教上的争端，倒不如说是缘于一种排他性的政治野心：谁才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继承人，实现“一个帝国、一个信仰、一个君主”的普世统治，因为“正如天上只能有一个神，地上也只能有一个统治者”——而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拜占庭皇帝、奥斯曼苏丹还是西班牙国王，都毫不犹豫地认为必须是自己。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为何会把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视为自己的楷模。事实上，后来的苏莱曼苏丹也一样：虽然罗杰•克劳利在《海洋帝国》中说他的日记“充满了如同奥林匹斯诸神静观凡人打仗一般的冷静和超然……苏丹写到自己的时候都是用第三人称，似乎真主在人间的影子已经超脱凡人的情感”，但这恐怕也是对恺撒《高卢战记》的有意效仿，在那本古罗马散文典范中，恺撒每次提到自己也都使用第三人称。

但历史并不会真的重复，相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景象是：试图“恢复原状”的努力却在无意中开创了新的局面。地中海世界的这场争夺战也是如此。虽然战争双方的眼里也许只有宗教辞令、历史辉煌与战士荣耀，但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打仗是世上最花钱的事。战争毕竟不只是个人决斗，仅靠个人勇气无济于事，尽管这些和军事技能一样也重要，但对于像征服君士坦丁堡、夺取地中海制海权这样的大战来说，更重要的恐怕是看谁能开动战争机器组织起足够的资源，在这上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很难赢。在随着15世纪到来的火药时代中，军队及其装备都消耗着越来越多的金钱与物资。这一点，在海战上尤为突出，因为和陆军不同，要打造、维持和训练一支海军不但需要技术熟练的多种人才（海流、气候和地形千变万化，不懂得操纵驾驶船只的话连船都开不出去），还首先得花大钱建造一支舰队——简言之，海上战争不是人力密集型的，而更偏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

在其史诗般的“地中海三部曲”中，罗杰•克劳利刻画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战、1571年勒班陀战役前对东地中海的争夺战，以及威尼斯帝国的兴衰，这些当然是生动的历史，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跌宕起伏“故事”，那无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借助于后人所特有的后见之明，我们可以看清当事人成败的真正原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几百年历史的尾声，这是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必然结果，这座城市作为孤立的前哨越来越无法阻挡来自东方的攻击；奥斯曼人虽然攻城略地，但他们的胜利其实更多地得益于对手的分裂、孤立与软弱，它自身的战争机器虽然看似能有效组织动员起各种资源，但却缺乏新的机制来灵活应对新局面；不仅如此，奥斯曼帝国虽然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海岸与海岛，也不乏优秀的海军将领，但其最高战略思维，却无意中在“用陆战的方式打海战”——将战士运到一个海岛，登陆攻占那里的城堡，对苏丹来说那只是个特殊的据点，即便夺取了制海权，也并未真正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因而后来也就毫不可惜地丢失了。

《地中海三部曲》

[英] 罗杰·克劳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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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平地说，这一点其实是很难弄明白的。如果没有海外贸易需要保护，如果海上航道的安全性并不是关系到帝国安危的至关重要因素，那么，没有制海权的确也最多就只是受到一些骚扰劫掠的“烦恼”而已。“地中海三部曲”由于把目光集中在地中海，自然让我们觉得这是双方激烈争夺的核心之地，但从奥斯曼帝国的视角来说也许有着微妙但重大的差异：他们的确也想控制地中海世界，但想控制的并不是海洋本身（至少是通过岛屿和前哨来控制海洋），而是想通过海洋来控制那些陆地。从这种观点来看，无论是罗德岛还是马耳他岛，都是贫瘠的小岛，甚至不值得占领，想攻占它们的目的倒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在前进道路上制造了麻烦。奥斯曼舰队一旦获取了掠夺物，很少关心继续推进。因此，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虽然很快于1477年就蹂躏了威尼斯腹地，1517年征服埃及，1529年甚至进逼维也纳城下，但对近在咫尺的罗德岛，却直至1522年才设法攻占，至于塞浦路斯，甚至容忍它被基督徒一直统治到1571年。

别说是奥斯曼帝国，它的对手西班牙其实也没真正意识到时代的变化。西班牙与威尼斯联军虽然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大获全胜，但对腓力二世来说，至关重要的政治使命却不是巩固这一新获得的制海权，而是镇压基督教世界的异端：1568年尼德兰新教徒发起后来导致荷兰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为了扑灭这里和英格兰的新教异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国，试图让这些可恶的异端重归顺从，却遭到惨重失败。相比起来，真正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的倒是弹丸之地威尼斯：这个由一群精明狡诈的商人组成的海洋霸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因经济目的而组成的国家，国家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的。由于在陆地上没有立足之地，专心致志且精打细算地经营着自己的每一点资源，威尼斯人极其务实和讲究效率，连筹备战争都是如此，不会为不确定的事多花一分钱。正如《财富之城》中所言：“威尼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它紧抓几个世纪以来商业活动的供需规律，并以无以匹敌的效率去遵守这种规律。秘诀在于规律性。”这些在后来都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质。

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当年争霸地中海的主角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王国都没落了，为信仰和霸业而战成了可笑而过时的政治野心。在1571年决定性的勒班陀海战之后，它们分别转向波斯和大西洋，用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说，自此“地中海已经退出舞台的中心”，在新时代里沦为一个不受人关注的安静角落。甚至威尼斯也是输家：它虽然堪称资本主义先驱，但长久以来过深地涉足于东地中海贸易和教皇事务，而北大西洋的英荷等新教国家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在海外实现了弯道超车，开辟了新的竞争场所，那里比地中海大出数百倍，但却没有位置留给威尼斯人。

这正是那段历史对我们的另一重意义：当你受困于固有的思维定式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努力的时候，小心在你未察觉的地方所发生的那些即将颠覆你整盘计划的微小变化。那个时代的土耳其人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或许也知道英法百年战争于同年结束，但恐怕没留意到《古登堡圣经》也在差不多时候问世；西班牙人虽然赞助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却只是用新大陆的资源来进行原有的战争模式；至于威尼斯人，倒是以其敏感意识到了新航路对自己的威胁，但却不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束手无策。为什么它们无法意识到这些新变化并作出积极调适与回应？除了固有思维的强大惯性之外，或许也因那些变化都是逐步累积的，在起先无人能预料到它的后果。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远比奥斯曼帝国更强的活力：正因西欧的多元分裂，创新的模式可以在远离地中海的北大西洋出现，这在更为铁板一块的奥斯曼帝国内部是很难做到的。就此而言，这不是某一两个人物的过错，而是制度本身已经决定了这些国家乃至地中海世界在随后几百年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