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上海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担当

大都市上海与江浙周边地理上相邻，空间集聚效应可谓潜力巨大。但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分散化格局，地方经济发展多以地方政府的规划来引导和布局。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的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完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间的标尺竞争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先后脱颖而出，均以县或县级市为推手，这是因为拥有土地支配权的恰是县级政府而不是省地级政府，而土地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

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对上世纪90年代之后长三角在工业化方面能冲出重围、赶超珠江三角洲也有如此的解释。在张五常教授看来，主导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的，是分散化的区际（特别是县市一级）竞争力量。但是，为了赢得招商引资的发展机会，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之下，出现了市场分割、相互封锁以及地方行政保护的盛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动力和共识并不强。

可以说，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在相当一段时间，县市竞争驱动的发展模式之下，城市化没有得到快速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大城市的功能没有体现出来，大城市经济和经济空间集聚所具有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潜力没有得到很好释放。

有意思的是，虽然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呈现分散化模式，但上海却很早就看到了长三角经济务必走向一体化的前景。上世纪80年代中就有“上海经济区”的规划设想并成立了经济区规划办。笔者曾多次聆听老市长汪道涵先生就这一话题所做的演讲。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县域工业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长三角14个城市之间还是成立了经济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在10年之后开始扩容，最后达到30个城市。而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最终划定的规划范围，即江浙沪皖的26个城市，也基本上涵盖了早期这个协调会的城市成员。

在经历了将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分散经济的发展模式之后，大约到了本世纪初，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越过了经济发展的粗放阶段，需要走向经济发展的集聚模式，这是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必要。走向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一新阶段上，大城市特别是超级大城市和城市群，在经济发展的动力与载体上开始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到了这个阶段，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才真正有了内生的推进力量，地方政府之间也才有真正的一体化共识。

经济的区域融合乃至经济一体化进程属“空间集聚”（spatial agglomeration）范畴。在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框架里，资源或生产要素总是趋于在空间上实现聚集，盖因市场力量的推动。这意味着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驱动有效资源配置的市场力量会超越行政区划和种种阻碍因素的限制。资源空间集聚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促进更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更高阶段的发展。这是市场逻辑，资本和企业是当然的主角。

本世纪初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上海加快了经济转型和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步伐，对周边显现出巨大外溢影响。比如，昆山因为浦东机场而获得发展的新格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了新的挑战。各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增加。各地对通过发展城市经济和打造城市群来实现经济转型和升级的看法高度一致，于是地方政府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的共识也开始强化。

从城市经济形态上看，长三角地区显现中心-外围的特点。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市，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城市，也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龙头。所以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在本质上是加强大上海与其他地区（城市）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上的集聚。它无疑包含两个重要的推进战略：一是推进大上海都市圈经济的成型，二是通过打造江浙皖三地的城市群，建立上海与长三角多个城市群之间的辐射与融合关系。换句话说，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推进形式上，更像是要推动建设大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

现在是加快建设大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好时机。除了江浙皖各自干预城市群的构想和推进战略之外，上海周边的南通、苏南各主要城市都已在积极对接上海经济的结构转型，加强了与上海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浙北各主要城市也同样如此。浙江提出的环杭州湾大湾区经济的概念与大上海都市圈更是不谋而合。这对于推进大上海都市圈经济的成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通过建设大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战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还有着更重要的新机遇，那就是中国上海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国家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战略。上海要担当“一带一路”倡议的桥头堡，这意味着上海更需要依托长三角的腹地联动发展。

江浙沪皖政府应该尽快研究如何在利用这些战略所提供的机遇上尽快形成联动、共享和合作机制，来加快推动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比如说，上海自由贸易港区的建设必然带动和扩大离案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上海与长三角港口的联动合作和利益分享机制是什么？再比如，如何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推动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战略行业的产业链？

在推进形成大上海都市圈的思路上，上海应该更主动把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全球城市的建设，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周边曾有抱怨上海不够开放，在如何向周边城市提供更多对接和承接机会方面做得不够。对此上海应有更大的胸怀和格局。在全球城市建设中，上海也应该尽快研究和考虑如何疏解一部分非核心功能到周边地区。这是加快建设大上海都市圈所需要的。

另外，在自贸区/自由港建设中，上海应该有更高的视野和格局来考虑与长三角腹地的辐射和融合关系。比如，在自贸区问题上，上海要站在全球角度超前考虑，如何更好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来突破传统自贸区的运作模式，包括交易、物流、金融和海关监管的模式，实现弯道超车。同时也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与融合提供更多机遇。在自贸区，现有的舱单管理模式有待突破，需要改变在内容和传输方式上比较陈旧落后的局面。上海自贸区/自由港区如能建立国际物流的数据平台，建立数据标准，包含整个国际贸易物流链的舱单、状态及商品信息的物流数据和服务的标准化体系，就能大大提高我们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能力和话语权。

观察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便在不少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不可否认中国的一些超级大城市和正在崛起的城市群也必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力，增长极正从中小城市转向大城市，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一些新领域，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未来，包括长三角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群的崛起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会持续下来。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决定用增长质量取代数量作为发展目标，地方领导人接受考核的绩效势必与增长质量的内涵挂钩，而有质量的增长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向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聚集中实现的。这最终需要让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在经济发展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