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去世，他为美国梦造了一座镜宫

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5月22日逝世，享年85岁。

罗思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1959年以小说《再见吧，哥伦布》一举成名。代表作有《美国牧歌》、《反人生》、《夏洛克行动》、《萨巴斯剧院》、《人性的污秽》、《反美阴谋》等。

到小说家菲利普•罗思的时代，本杰明•富兰克林已经走出去好远了。生活在18世纪的富兰克林是美国梦的缔造者，勤俭、谦逊、奋斗乃至关心公益，是这个梦的坐标。但到了菲茨杰拉德的时代，美国梦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破灭，勤俭之类成了挂起来的高标，实际上代言的是膨胀的野心、浮夸的仪态和实在不怎么地的运气。

接下去，约翰•斯坦贝克用他广为流传的长篇和中篇小说，道破了美国梦的地域性和阶级性。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梦的，背着贷款的佃农就不行，一场天灾就能让你流离失所。还有福克纳，他说想做梦的人，首先得打得过流氓，然后你得摆脱你所在的家族，你的族人里找不出一个能好好跟你说话的。当然，福克纳也发出了关于地域性的警告：美国地大物博，落生于南方，你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

索尔•贝娄把人们的目光重新移回了城市——老老实实关注那些城市中产吧，那些有知识，很有知识的人，他们渊博到了不屑于谈梦想了，可是，他们被妻子背叛，被朋友出卖，被街上小混混欺负，又被同事挤对，这时才想到了原来自己那看似丰盈的现实，其实少了哪一块都不行。这种感觉，差可以同所谓的“流散犹太人”，也就是不在祖先土地上生活的犹太人相比拟：他们本来都快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了，可是有一天发现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心里就咯噔一下：坏了，他们还是拿我当犹太人。

那么到了菲利普•罗思，这个梦又成了怎样的呢？

罗思对读者的审美是有苛刻的要求的，他在他最成熟的状态下，是那种恨不能在展览的入口处就震慑并筛选一下观众，让那些不愿付出足够注意力的观众绕道走的策展人。但是，跟同样是刚刚去世的另一位美国名家汤姆•沃尔夫相比，罗思身上又有着最少的知识分子虚荣，最少的“让我来测测你的level”的矜傲感；他熟知西方社会几乎一切社交套路，就连幼稚都是交往的手段，可是推进他的故事情节的主要力量，则常常是一时难耐的冲动，因为冲动才是人走向成熟的开端，或者摆脱成熟的起点。

我想到《再见，哥伦布》，想到《人性的污秽》，想到《美国牧歌》，想到《遗产》。罗思是个多么综合的作家，艾伦•金斯堡那种刹不住车的句子，瓦尔特•惠特曼那种铺张流泻的绮丽描述，在他每本书里都有，不过，看看《遗产》中，父亲把“我”排除出继承人之外，“我”对此左思右想，反复揣摩，既认为这是自我选择，无可抱怨，又因为父亲真的抛弃了自己而耿耿于怀，更通过这事反思自己一贯表现出的淡看物质利益的作风，就知道罗思对亨利•詹姆斯笔下那种纠缠内卷的内心戏也是深明三昧。罗思特爱琢磨离经叛道的举动，他年事已高时写少男少女，也毫无那种不正经的意淫的腔调，但是，他又很乐于待在《遗产》的主角——一位成名作家、一位端正的美国公民——的身份里面，去代表那些被时光摧磨到容易感伤的凡人。

他当然是古斯塔夫•马勒的拥趸——20世纪以来精英而体面的西方犹太人的标配，那是一种可以延续一生的节奏，但他也热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式的爆破力，透过他的文字，你可以看出一种近似性行为的、在达到巅峰时迅速陨落的热情，就像《人性的污秽》里，72岁的科尔曼教授，在与福妮雅私会时常常想象的那样。他很知道粗野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不回避，他笔下的美国人，从来没有谁会因为躲开那些肮脏的字眼而获得他的肯定，但他又要我们看到，内心的肮脏与粗野已经拆毁了这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富兰克林示范的“美国梦”早已垮塌了半边，只剩下一意孤行的对成功的追求。

在一个高度综合的罗思身上，道德恐怕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而罗思的道德感官则主要是耳朵，而非眼睛，因为听到的话语，远比看到的行为更能证明一个人所处的道德境界，或者更中立点说，证明一个人的趣味。在《人性的污秽》里，光是写科尔曼听到的三个学生议论克林顿性丑闻，一些跟主线情节完全无关的对话，罗思就写了五页之多，这些学生的洞察力，完全建基于他们对总统究竟干了点什么的兴趣，他们表达对国事和国际事务的“公共关怀”，是通过揣摩丑闻来进行的：

“无论如何，她是个自恋狂，诡计多端的小婊子……他可以看透她，要是他连莫妮卡•莱温斯基都看不透，怎么能看透萨达姆•侯赛因？要是他真的看不透莫妮卡•莱温斯基，又不如她狡猾，这家伙就不该当总统。弹劾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不，他全都明白，我不认为他会长期受她封面故事的蛊惑。她败坏透顶又十足地天真，当然他明白。十足的天真便是败坏——她的败坏，她的疯狂，她的狡猾。这就是她的力量，全部的综合。她没有深度，而这正是她在当了一天总司令的他面前的魅力所在……”

话语构成了画面——发出话语的人构成了画面，话语本身又召唤出了画面，画面与画面交错、碰撞，话里话外的人都没有确定无疑的动机，仿佛只跟随本能行事，但读的人却被一种恐怖的感觉击中了。中国人说“积毁销骨”，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下判断而已，判断乃自由，乃饭食，乃空气，乃日常的语言操练和寒暄，它不过如此，它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

罗思是多么敏锐的倾听者，又是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写作者。他想说，道德之所以构成压迫人的枷锁，正是因为人们滥用的判断，而道德的枷锁力量也正是它沦落、瓦解的标志所在，但是，他不能因此就把人们真正的街谈巷议原封不动地移植进小说里。据说，每部小说的开头，都要让罗思踌躇良久，以至痛苦不堪：对他来说，要保持住文学的格调，同时传递社会和道德人心的真实样子，两个目的真是很难兼得。

罗思曾说，他始终保有一个“业余作家”的本色：始终为了“更专业一点”而努力，而警惕笔下出现敷衍的描写、滥俗的比喻、早已不新鲜的组合。这样未必好，也许，甚至会让人感到他太用力了。于是他又设法去开发滥俗中蕴藏的力量。在他的小说里，他巧妙地让主角们——一些具有鲜明弱点、只是被悲剧宿命所选中的人类，沦为滥俗的受害者；他们面对的敌人，往往是一些懒于思考，却又自以为自己很熟谙世故，并且安全地躲在世故之下的人。要认识他们，只需带着耳朵走进人群，不必睁眼。

世故即霸道，滥俗是湮灭个性的海洋，道德的状况体现在各种随风而至的话语之中。因为足够敏锐，也足够细致，罗思的小说，从根本上说是无法被“梗概”的，所有的梗概，都类似一种宰杀行为。尤其是《美国牧歌》，从“瑞典佬”利沃夫的女儿梅丽炸毁纽瓦克邮局开始，故事就进入了“漫漶”阶段，从相对固定的移民往事，到父女之间渐渐离散的关系，再到民权运动、越战等等对这个家庭的拦腰一击。就像一棵树在湖面上洇开了倒影，必须追踪它始终不断的变化。

他的小说也无法改成电影。《人性的污秽》暴露了电影的单调——除了表现火辣辣的性关系，它一无所长，而穷尽妮可•基德曼的全部演技，也无法呈现出罗思笔下福妮雅的气质之一半：

“……（她）属于那种传统观念中严守教规、勤俭持家，在新英格兰严苛的早期吃尽苦头却忍辱负重、从不越轨的殖民时代铁娘子……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

我总觉得，随便哪个人从他面前走过，罗思都能从他/她身上制造惊奇，一系列的惊奇。每个人都有梦，都要并且正在做点什么，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在北美这片土地上造就的“天职”（calling）观，同时也是罗思作为犹太人，从其文化渊源中继承下来的“事功”热情，都表现在他笔下的每个人物身上，即使是懒而苟安、歆享俗见的芸芸大众，也都相信自己在创造一点什么，要么增益秩序，消灭动乱因子，要么舒张言论和思想的自由。自由，这是美国的馈赠，美国降在它子民身上的祝福，可是，当所有人都在自由行事的时候，主角们的结果，与其说是做成了一些什么，不如说是醒悟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美国梦在罗思这里是一个镜宫：以梦想为前进的方向，以被他人所界定而告终。科尔曼是白皮肤，却有着黑人血统，利沃夫融入了美国，但终是犹太人。他们要追梦，都得压抑一些个人的本质属性。所有的压抑，日后都会引来反弹，不过，这不代表美国梦是伪的，美式自由是一个骗局，毋宁说，这是在舞台、布景、演员一应俱全之后自然产生的戏剧，总要有人跑龙套，总要有人成为主人公和最大受害者。

富兰克林当年畅想的美国，是一个个人修为和公共利益兼有的道德共同体，为此，他在自己办报的时候，甚至严控登报的内容，绝不容许任何不负责任的议论进入公众视野。这是18世纪的事情了，那时最有远见的人，都预想不到在200年后的美国，最了不起的文学家是菲茨杰拉德，是斯坦贝克，是贝娄，是罗思。这些人各施所长，破析上至大学教授、下至季节短工的美国梦，而在罗思这里，美国梦尤其呈现为一种普遍自由的代价，一种必须通过受挫来看清的真实。他写得辛苦，他的小说人生就是一场苦旅，他那些精密的描写，那些可以同时融合极度粗野与极度犀利的话语，那些被切割得如此之细的内心感觉，也让人叹息生而为人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