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 | 《繁花》可能将引领一批上海题材电影出现

什么是好电影？“好电影就是，你看完以后会坐在椅子上，长久思索它给你带来的情感冲击，然后在回家路上还在不断思索人物的命运与遭遇。”《日出》《生死抉择》《信访办主任》等电影的导演于本正如今已是满头银发，许久不看电影的他最近陪着孙子去看了好莱坞大片《黑豹》，感觉“不怎么样”。对于超高票房，他感到很惊讶：“没想到在北美市场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应该大大地呼吁一下作品的思想深度。”

对电影的文学感染力与票房不成比例的现象，许多人都有所感受。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观察到，随着文学感染力的弱化，电影对人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曾经，中国电影对人的精神是有影响的。但现在，它影响的是人的业余生活，成了一种消遣”。对此他觉得自己“不适应”，但还是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更年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这对中国电影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

作为上海电影节系列活动的一部分，6月15日至6月18日，电影与文学季设立了五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电影与文学系列论坛”。 6月15日的“文学力量·光影绵长——上海电影与文学经典的双向互动”论坛上，嘉宾就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

80年代的争论

于本正认为，电影对人心的冲击，正来自文学对生活的深沉观察，“许多好电影都是站在小说巨人的肩膀上的”。他执导的电影《日出》改编自曹禺的剧本《日出》，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曹禺极为细致的指导。

电影曾经被视为启迪思想的艺术，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则提供给人感官上的刺激。脱离了文学赋予的深厚生活体验，电影还能否依靠自身的传统继续向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曾有过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提出，“电影要与文学离婚”、“要丢掉文学这根拐杖”。原《文汇电影时报》常务副主编罗君是当年这场争论的见证者。她记得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张骏祥说的一番话：“最近电影市场出现了一些很庸俗低级的作品，我很担忧，电影如果真的能够出现大发展，非要有赖于电影文学，只有电影和文学的结合才能出现电影史上的莎士比亚。”但也有专业人士以一些好莱坞大片举例，与之针锋相对。这派观点认为，如《大白鲨》《侏罗纪公园》《外星人》，还有《星球大战》这样的电影，并没有多少文学性，也很难将这种题材的电影与文学结合，却依然十分卖座。

当年的争论，直到如今也很难得出结论。论坛上，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明确提出他对文学性、探索性选题的支持。他举出上影集团与贾樟柯长达15年合作的例子。去年，上影还投资了郑大圣执导的乡村题材影片《村戏》。

“文学不光给了电影好的故事、好的人物，也非常细致地滋养了电影的各个方面，这样的关系是无法剪断的。”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伟说。他认为，哪怕是电影技术的运用，与文学依然关系密切。

从《风月》到《繁花》

说起上海作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话题，嘉宾提到了金宇澄的《繁花》。这部小说是近年来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被王家卫买走了电影版权，但至今没有开拍的消息。上海作家小白的小说《租界》也被华谊兄弟买走了版权，同样是迟迟未见开拍。

“相比解放前，现在上海作家作品被改变成电影的数量反而更少了”，孙甘露说。在他看来，这其中有一些微妙的错位。上海题材的电影，陈凯歌拍过《风月》，张艺谋拍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姜文拍过《一步之遥》。这些电影的背景年代集中在民国时期。在上海籍作家孙甘露看来，那个充满了流氓、军阀、妓女的旧上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上海，是没有日常生活的上海，是一个误区。

根据王安忆小说改编的电影版《长恨歌》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这部电影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执导，香港演员郑秀文、梁家辉主演。如今，作为出品方负责人的任仲伦回看这部电影，如此评论，“后来才发现，一个城市的真正细微之处，应该由上海的导演来拍”。在他看来，不是有几句上海话就能带出上海底蕴的，“这座城市特别微妙，要拍好不容易”。

王伟则看到，这一问题背后还是对上海文化理解的缺失。民国时的摩登上海的确很有特点，但后来的文艺创作中并没有塑造一个新的上海。“我觉得，随着《繁花》的改编，很可能会有一批写六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出来，同时也会有一些被改编成比较好的电影和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