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丨博纳影业于冬：资本对电影行业要有容错机制

“中国电影的核心，一定是内容为王。同时，我也呼吁我们的媒体、政府、社会公众、股民都可以理性、宽容建设性地看待电影行业。中国电影今天的成就真的是来之不易。”6月17日，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场论坛“新时代的中国电影”上，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如是说。作为本场论坛主持人，他的这番话是对一场持续了两小时的激烈讨论的总结。

与尹鸿一起参与本场论坛的嘉宾，从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到华谊兄弟CEO王中磊、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樊路远，以及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江平，都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大佬。

2003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仅为9亿元，今年，内地电影市场仅春节档一天的票房就高达12.6亿元。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影票房为202亿元，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一。据统计，2017年，中国电影年人次是16.3亿。业内预计，2018年观影人次将会突破20亿。面对行业高速增长，在场的嘉宾普遍对行业的未来表达了信心，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忧虑的声音。

2016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产出接近700部。如果按平均每部电影制作成本为两千万元到三千万元计算，每年仅是电影内容制作方面，就需要150亿元到200亿元的资金。但王长田认为，中国电影业正经历融资难的困扰。

“中国电影行业的一次危机正在到来。危机到来的标志就是，资本投入的大幅度减少。”王长田谈到，中国电影公司无论做得多大，事实上都是小企业。而且，现在很多电影公司融资艰难，就连上市的电影公司手里也没钱，社会资本也不愿意投钱。另一方面，电影的制作成本不断上升，版权销售价格却在下降。

电影行业是对税收优惠高度敏感的行业，在整个销售过程中，除去宣发费用，出品方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总票房，却几乎承担了所有风险。没有税收优惠，行业赚不了多少钱。在他看来，社会公众对电影行业有很多非议，包装套现或是电影票房造价，都伤害着整个行业。他认为，一些自媒体“情绪化的道听途说，使整个行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王长田剖析了电影行业内存在的乱象，“现在中国电影业的从业者多得不得了，你在北京任何一个酒吧、餐厅，都能听到有人在谈影视剧。但我们的很多从业者，并没有善待投资者。凭什么这样一个亏损行业，管理层出差要坐头等舱，住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为什么（从业者）永远都出现在公馆里、酒吧里，都在参加Party，喝着红酒？他们的生活，完全就是投资银行最火热的时代，那些银行高管曾经的生活。”在王长田看来，一些电影从业者的收入动辄几百万，其工作强度及其创造的价值根本不成正比。这些伤害投资者的行为，以及行业内外面临的其他问题，都值得电影人好好反思，怎么面对中国电影的未来。

出品了多部爱国主旋律电影的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也点出了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导演越来越缺乏预算意识，把制片人的话抛在脑后。电影行业一味依靠资本市场输血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坚持“不请贵的演员，请不起，也不愿花这个钱。我们只请最合适的。”他举例说，博纳影业的《红海行动》邀请了8位演员，几乎都是替补进组的，他事先想要的演员都不愿参演。

于冬还表示，拍电影“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跟风”。他笑言，博纳影业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十分孤独。当时青春片盛行，王长田的光线传媒出品的电影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大IP流行的时候，华谊兄弟又收获了很好的票房。近年来出品了《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的博纳也逐渐迎来了春天。去年，《红海行动》更是斩获36.48亿票房，也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于冬指出，电影公司始终不能放弃在内容和题材上深耕。从行业外部环境上，外界应给电影行业更多的扶持和理解。在他看来，电影公司一旦要面对资本市场，就会面临一系列压力。上市公司就要面临各种财报，但电影的创作周期又不是现有的财务模型可以计算的。

资本趋利的本质，导致现在很多中国电影都追逐票房，只要能赚钱的电影就拼命写，烂片层出不穷。于冬认为，好莱坞也面临同样的资本控制，“好莱坞被银行家、金融家控制之后。这些老板、职业经理人做得最坚决的一件事就是不停地拍续集，拍科幻英雄、动漫英雄。因为这些IP都成熟了，不会犯错，甚至蝙蝠侠大战超人这样的IP都能想得出来。”

于冬呼吁，资本市场要对电影行业有一定的容忍度，要意识到电影行业的特殊性，才能够出好电影，“资本对电影行业要有容错机制，不能都当是茅台酒上市。”毕竟，全世界最好的电影不都是赚钱的，最赚钱的电影，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电影。好的资本力量，有远见的战略布局和洞察力，才能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走向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