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一体论”为何成为“大东亚共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后盾”

冈仓天心的三部代表作，去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一起推出，其中《茶之书》是重译本，翻译质量不错，而《理想之书》和《觉醒之书》，其实就是《东洋的理想》和《亚洲的觉醒》，都是冈仓论述其“亚洲一体论”的核心论著，对于研究早期泛亚细亚主义非常重要，可惜译本质量很差。这里主要涉及两书中的思想，引用的译文都以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两篇较为可靠的节译版为准。

《茶之书》《理想之书》《觉醒之书》
【日】冈仓天心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2月版

从道德直觉上，冈仓天心是坚决反对战争和杀戮的，他无比热爱平和质朴之美。他对西方人最不满的，是“当日本沉迷于温文尔雅的和平的艺术中时，西方人惯常把日本看做野蛮的民族；相反，当日本在满洲战场开始进行大屠杀时，他们却称日本为文明的国度”。而他自己则态度鲜明：“如果我们所需要的文明是基于令人憎恶的好战，那么我们还不如做野蛮人。”（《茶之书》）然而，天心为了对抗优势的西方文化而提出的著名的“亚洲一体”论，使得一直有人将他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日常生活的极细微的理想主义，与政治行动的宏大叙事的理想主义，这两极的、看似完全悖反的理想主义，是如何于彼时，在天心这一批日本文化人的心目中如此“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的？

就如同自然与永恒自然的概念转换中几乎必然会带上血腥味，从早期泛亚细亚主义到后来的大东亚共荣的转换，也确实难逃对战争肇因的追索。“亚洲一体”的观念背后，是有某种深藏的美学主义的，正是这一点，与天心对茶道、花道等的审美论述挂上了钩。

天心认为，由于中国先后被蒙元和满清征服，中国文化的精髓丧失殆尽：

“对于后世的中国人，茶仅是一种可口的饮品，而绝非理想。国家的长期灾难使人们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追求，他们变成了现代人，也就是说，变得世故成熟。他们失去了让诗人和古人保持永久青春的梦幻的崇拜。他们变得折中，遵循世界的惯例。他们也变得玩世，不愿屈尊去征服或崇拜自然。尽管明代的茶叶中有花的芳香，但是唐宋茶仪的浪漫韵致在茶杯中已丧失殆尽。”（《茶之书》）

然而，这种文化的精髓却为日本所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对我们而言，已经超出了饮品的概念，它变成生活艺术的一种信仰”，形成了一种“神圣仪式”，为的是“创造宇宙间至福的瞬间”。

在这里，为了为日本文化辩护，天心自觉不自觉地拔高了茶道、花道等的“生命意义”，其中便蕴含了为实现更高的价值而可以牺牲当下的价值；尽管他一再强调禅宗及受其极大影响的茶道和花道是对日常现实之美和价值的肯定与赞赏，但实际上，仅仅如此，这辩护是完不成的。天心很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思想中隐藏的这一矛盾——毕竟他更多是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所以他自身的道德直觉或许是反对战争的，但他的思维方式、他为日本文化辩护所采取的路径，却吊诡地为战争的鼓吹者们打开了一条独特而又充满诱惑的通道。所谓“菊与刀”，不过是同一个文化逻辑的不同层面、不同阶段而已。这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生命/生存哲学为纳粹主义打开了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可能性确实很像，虽然他们又确实都不能为人们对其思想的恶性运用负责。

更有甚者，正如竹内好指出的：

“‘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

而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在试图“超克”这些近代“难以逾越之难关”的人们看来，是很可利用的资源。

“亚洲是一体的。尽管喜马拉雅山把两种强大的文明——以孔子的集体主义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和以佛陀的个人主义为代表的印度文明——分隔开来，也仅仅只是为了强调两者各自的特色。然而，即便是这一覆盖着白雪的屏障，一刻也不能阻止亚洲人民对具有终极普遍意义的博大的爱的追求，这种爱是全体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产，这让他们创造出了世界上的所有大宗教。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也正是这种爱，将亚洲民族与喜好探询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或波罗的海沿岸的诸民族区别开来。”

“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都在一一讲述着古代亚洲的和平，那和平之中孕育着一种共通的生活。虽然它让不同的地域盛开不一样的花朵，但要在其中的任何区域划出明确的、不可动摇的分界线也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很容易从史学的角度指出天心的“亚洲一体”这一“美学上的想象物”是多么虚幻。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这种“古代亚洲和平一体”的观念多么不符合史实，而是应该深思天心为什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接受此一非反思的幻想，并进一步视之为自我的根源；对于古代亚洲“和平”与“爱”的想象，又是如何吊诡地导向侵略性的军国主义的。

逻辑其实颇为简单。天心在长篇大论地赞美了古代亚洲一体的“具有终极普遍意义”的文化之后，笔锋一侧，几乎无需过渡就转向了对日本文化独特性的自夸：

“特别明确地实现了这种复杂中的统一，是日本的伟大特权。我们身上流淌着印度与鞑靼的血液，所以从我们自身就可以汲取这两方面的源泉，我们的民族有着适于体现亚洲整体意识的天然秉性。无与伦比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祝福，从未被征服过的民族的引以为豪的自恃，舍弃对外扩张发展、固守祖先传统的观念与本能的岛国性的孤立等等，使日本能够成为保存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

“就这样，日本成了亚洲文明的博物馆。不，远在博物馆之上。因为这个民族不可思议的天性里，有着鲜活的非二元论的精神，在不失本民族的古老传统的同时，他们也欢迎新鲜的事物，因此他们能将过去所有的理想都保留下来……在把日本推向近代强国之列的同时，仍然忠实地守护着亚洲精神的，正是这种艺术的强大凝聚力。”

在天心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条逻辑进路是：由于“亚洲一体”，所以一种文化的精髓究竟根源于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当下由谁在继承和发扬光大。如果彼时承载这一使命的是日本，那么日本就有最强大的理由统治中国以至整个亚洲，因为日本代表了“亚洲”这个概念的更高的价值，这一价值比之自然形成的亚洲的区域分隔要崇高得多。在“一体”的亚洲，不必分中国、印度还是日本，而要看谁在当下更强大、更体现出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亚洲文化”之优越性，那么谁就是亚洲理所应当的统治者。

天心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亚洲一体”论中的诸多致命矛盾。比如，“农业集体主义”大概是他所找到的能够证明“亚洲一体”的最重要的基础，但当他不仅仅将日本、中国和印度视为一体，更试图将波斯、阿拉伯、鞑靼（或广义的草原民族）包括进来时，游牧力量的强大与掠夺成性，其实从一开始就令他基于“农业集体主义”而归纳出来的“和平”、“爱”等所谓“亚洲精神”不能成立。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之确立自我，一向要面对两大“假想敌”，即中国和西洋。与西洋对抗时，冈仓便乞灵于亚洲式的集体主义的“和谐所散发的美”，而与中国对抗时，却为了与儒家集体主义划清界限，不得不乞灵于个人主义的道教式的自由。然而这里的自相矛盾，如果天心有所察觉，也会辩解说，日本文化中“鲜活的非二元论的精神”有能力将它们统一并提升吧。

最致命的一个矛盾，则产生于天心对中国地域文化的分析中。在1894年（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间点恰逢甲午战争前夕）为东邦协会作题为《中国的美术》的演讲时，天心这样说：

“据我所知，现今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据说总计有五十多种……没有语言的统一，绝不会有国家‘国性’的统一。中国国内之所以不统一，就在于异心异性的人民彼此互相猜忌嫌恶。”

“总之，古往今来，中国在政治上能很好地融合、运用河边和江边这两种因素，即能很好地代表整个中国的，唯有初唐盛世之时，其他的时代里则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

如上所述，在所谓的山川风土、生活、语言、人种、政治上，属于中国的共性果真存在吗？想要抽取出这种共性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有南方的中国，有北方的中国；彼处有具备黄河特色的中国，此处有具备长江特色的中国。尽管如此，仍不存在一以贯之的中国，所以说‘中国无共性’。”

本来，强调中国地域空间的差异性及其意义，在学术上是很有价值的。但天心在演讲中的论述却明显不完备，显得十分急切地要导向他预设的结论。比如语言并不只是口语，还有同样重要的文字，南北东西口音固然可称“不通”，但“书同文”已经2000年以上，以天心的学识，何以这么仓促地得出中国“没有语言的统一”这样粗糙的结论？不就是为了能进一步导向中国没有“国家‘国性’的统一”么？

天心自己当然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否则不会做那么多那么细致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但为了论证其“亚洲一体”说，他便急于消解固有的“中国”概念，以更利于“亚洲一体”之成立。即，“亚洲一体”一方面要凸显亚洲之共性，一方面又需尽可能消解亚洲固有区域之特性，尤其是中国。中国之特性，也即中国这一地域本身内部的共性。故“中国无共性”说，对天心而言乃是逻辑之必然。这对于今日持强概念的“大中华”“华夏中心”说的人，可说是一剂解药，但也是双刃剑，很容易就会被“大东亚共荣”的意识形态吸收为论据——既然“中国无共性”，中国基本就可以被判定为一个虚构的历史政治概念，日本进占、蚕食中国的领土，也就称不上是“侵略”，而只是“亚洲一体”范围内的合理调整。但天心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看似完备的逻辑背后的内在矛盾——若中国都无共性可言，则“亚洲一体”之共性又怎么可能呢？

总之，冈仓天心一方面试图通过论证所谓亚洲文化在“美”“和谐”“和平”“爱”等价值上的一体性质，将所有亚洲国家联合起来，以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都已因各种原因而没落，其精髓仅仅保留在日本，“天命”注定要由日本来发扬光大，从而得以将日本凌驾于其他亚洲国家之上，既获得联盟的力量，又窃据联盟的领导权。从这里再逻辑地向前走一步，就是“大东亚圣战”了吧。甚至天心自己都开始激越地呼唤“我们自己的隐修士彼得将说动新的十字军，我们自己的贞德将为亚洲殉难”“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如果允许政府的军队共同参与，或许就已取得了成功”“四千万不惜生命的岛国国民完成了这一丰功伟绩（按：指破解西方的魔力）。有着四亿民众的中国、三亿民众的印度，怎么能任由欧洲掠夺与侵害？为什么伊斯兰的各帝国不发动圣战？为什么雅利安的国土上不再响起印度的古典乐曲？”最后，他直接发出了毁灭西洋的号召：

“让领导者们放弃将希望寄托于通过制定宪法或从经济上进行抗议的梦想的时机终于来临了。各个国家依靠有机的纽带而达成一致的良好时机如今正在形成……欧洲的威信被神秘的力量粉碎，欧洲大陆在一夜之间被毁灭性的大洪水摧毁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当冈仓天心激动地要求放弃宪政，而乞灵于“神秘的力量”、追求“剑”的光荣时，军国主义已经呼之欲出了。柄谷行人在评价西田几多郎后来的思想时指出：“他试图从哲学上寻找根据证明日本操纵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而非帝国主义……但是，他的观点成了他们（按：指他的弟子、支持侵略战争的京都学派学者们）的后盾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天心在主观上更不是军国主义者，但他也难以避免地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思想资源与“后盾”。天心的节制，将在其后不受他控制的思想的挪用中丧失殆尽。尤其进入昭和时代，在被政治和军事集团利用后，这一逻辑进路表现出了强大的征服力，基本上杜绝了“亚洲一体”论其他可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