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珍：历史好像山海经

“叫我元珍好了。”陈元珍款款落座，言语轻柔。桃红色月牙白滚边姊妹领衬衣，搭配珍珠粉羊绒衣，一袭雅致让旧有的时光凝结了似的。

她在美国用英文写作，曾著自传体小说《The Dragon’s Village》 叙述土改时期的个人际遇和历史境遇，在西方广受好评。其中文版《龙村：一个坐牛车的都市女郎》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而今，以传记写其家翁、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家三代的革命历史《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下称《传奇》），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历史好像山海经，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如果不弄清楚就更像了。”陈元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如此表述研究、写作这段历史的心得。

从小受古希腊悲剧的影响，陈元珍喜欢写作那些故事里有所寄寓的文章。在她看来，古希腊悲剧的境界是一种光亮、明澈之境，纵使历尽劫难，依然能够不为痛苦所压抑。她不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式的悲剧——“因为安娜对痛苦的喜爱，就像对奢侈品的喜爱一样”。在陈元珍看来，生活本来就很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笔下所写，“沉痛、真实，又始终有种向上的力量。”

在“文革”中，陈元珍亲历了丈夫陈依范被红卫兵折磨的痛楚，“真实记述经历、在悲剧中实现人性升华”的写作观，让她决心撰写陈友仁的家史。在此之前，陈依范对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堪称轰轰烈烈的人生从未出声炫耀过，只以文字片断的形式，断断续续地做私人笔记性质的回忆录，16开大小的本子写有大约三五本。陈依范的讲述和笔录，成为陈元珍写作《传奇》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涉及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1927年用外交手段收复汉口、九江两大英租界和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部分，则参考了历史学家李恩涵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约翰·鲍威尔的《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等著作。

陈氏一家三代人的家族历史与中国近代150年有紧密联系，又因为陈友仁“民国著名外交家”和“国民党左派”的特殊身份，梳理和记述陈友仁家史，对研究民国历史、民国时期的国际政治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早期活动有特殊的历史价值。然而，同样因为政治身份的特殊性，陈友仁政治活动和思想鲜有信实、详尽的档案资料和历史记载。

陈友仁的父亲阿陈是太平天国的义军，入伍一年后，被东王杨秀清选为贴身侍卫，但阿陈勇武有力，渴望上战场，颇费周折才成为东王远征武汉的木工营副指挥。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阿陈逃亡海外做苦工，最后定居于加勒比海的英属特立尼达。至今，名字不详。

阿陈的长子陈友仁靠奖学金完成学业，成为当地第一个华人律师。1911年陈友仁携妻儿移居伦敦。同年秋天，在华人社团碰见孙中山，偶然的相逢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折点。几个月后的1912年春天，他决定回国投身革命，因为“政治才是他一生的抱负所系，而流亡生活，让他饱受民族压迫之苦，友仁的妻子是法国和特立尼达土著的混血儿，她支持丈夫的选择，因为人种压迫对这对夫妇来说是共同的。”

在陈元珍眼里，丈夫依范是爱德华时代训练出来的绅士，讲究气质和风度，而依范所受的教育让他对自己值得骄傲的事情、值得骄傲的祖辈采取很内敛、含蓄的态度。依范谈论自己童年都是很快乐的记忆，“妈妈喜欢开Party，而爸爸总是呆在书房里，书房不让小孩子随便进出”之类，“他对父亲首先是敬，但他对父亲的意见和对母亲的同情是有保留的，很含蓄的。”

在陈元珍的叙述中，陈友仁自1912年离开家人只身前往中国干革命以后，只在1913年和1919 年回过伦敦的家，而1919年在伦敦时期，陈友仁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日后孙中山与苏联的谈判积累了政治理论和公关话语资源。

《传奇》虽被评论称为“提供了家族史和宏大历史写作的新的可能”、“有较强的文学价值”，但陈元珍似乎并不擅长抒情，而意在述史。对于陈友仁抛妻别子干革命的经历，也只在类似“1917年晚春陈友仁被段祺瑞的军警逮捕后，远在伦敦的妻子感应强烈而失魂落魄，用颤抖的手挽着儿子依范”的简短叙述中有所体现。寥寥数笔，却记录了大革命时代里，投身民族救亡运动的理想主义者承受的苦痛和牺牲。

第一财经日报：书中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你先生的回忆，这样的回忆通常发生在什么状态下？

陈元珍：有些是专门坐下来谈的，有些是生活中碰到能勾起回忆的事时谈的。此外，（上世纪）80年代大陆出了很多近代史的书，有些跟陈友仁有关，我就问他。他自己也写一些片断。跟私人生活有关的，多依据依范的回忆，而有关大事件的，比如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等等，则勤快地多方求证。

日报：在你看来，陈友仁是个怎样的人？他的性格对他的人生选择有怎样的影响？

陈元珍：他很聪明，对政治有极大的热情。他选择的太太的父亲是白人，虽然母亲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陈友仁有个白人岳父对他发展事业有利。那时候的种族歧视很厉害，华人老是在华人堆里，很难有作为，但他的事业心很强，他安排事情都是围绕他的事业进行的。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历史，说明他对政治很有兴趣，有政治抱负。

日报：1919年到1921年集中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他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有何影响？

陈元珍：他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出于实用目的，他们跟苏联人谈判需要对上话的，孙中山要得到苏联人帮助，向他们借钱，双方谈话得对得上口径。他（陈友仁）曾说，他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怀疑的，他认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理想化，实现起来很难，因为人总是希望付出少、得到多，但他对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很信服，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日报：有没有口述或回忆跟史料记载矛盾的地方？

陈元珍：他姐姐和哥哥强调他跟蒋介石的对立。但在我看的材料上，1927年北伐开始的时候，他跟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很坏，一个搞军事一个搞外交，有很多合作，关系坏是1927年以后的事。当然，陈友仁对蒋介石一直是有戒心的，在政治上，有戒心不一定代表不喜欢，对喜欢的人也可能有戒心。

日报：写家族历史难免投入感情，个人感情和历史的价值判断如何平衡？

陈元珍：我毕竟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我尊敬前辈，但要我认为前辈是完人，也不太可能。我有选择地记述跟他的性格和活动有关的材料，我敬重陈友仁。差不多很多人都说，我这本书有文学味。我尽量力求客观，但是投入感情是否会影响我叙述呢？可能无法避免，也很难意识到，可能很自然地渗入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