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城乡二元结构 如果农民进城失败怎么办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千万农民工失业，其中大部分返回农村，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工失业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西方媒体本来以为这么多农民工失业必会引发中国社会的危机，但事实不是这样。

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可以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并能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这都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农民进城体制性障碍已大为减少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相对集中和发达的城市及相对分散和不发达的乡村，这样两个不同部分所构成的中国整体。有人夸张地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方面的形容。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有体制性的原因。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管理，户籍制度的核心是背后的福利，比如城市户籍往往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尤其是具有在城市就业的优先权，农村户籍很难获得城市户籍所有的福利，但农村户籍也并非就什么保障都没有，而是包含一块自主经营的土地，以及一块宅基地。

在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之间是相对分开的，即农村户籍人口是不可以随便进入城市工作的。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企改革和城市的制度变革，城市户籍本身所包含的福利开始减少，户籍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逐步脱钩，国家也不再为城市户籍人口优先安排工作。城市的商品粮户口也因为粮食自由流通而失去意义，商品粮并最终被取消。城市户籍的含金量减少，一些地方开始放开城市户籍。

到了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最近几年，进城农民办暂住证的工本费也已取消。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在最近几年已大为减少。农村户籍人口自由进城已不是什么问题。

但农民进城的体制障碍越来越少，并非农民就可以轻松进城，以及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要在城市生活下来，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要有地方住。

收入障碍将农民挡在城外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运气好的可以挣较多的钱，或找到较好的工作。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可以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买房，在城市安家，可以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进城农民中能有这样好运气的人还相当少，其比例恐怕不足进城务工农民的10%。

还有90%的进城农民，他们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经商，一方面还要依靠农村的土地来养活全家。这样的农民家庭是依靠务农的收入再加上务工的收入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

这90%的进城务工农民家庭，他们因为父母仍在家务农，有务农收入，而农村消费又较低，他们才可以获得超出温饱的生活。若仅仅依靠城市务工收入，他们既无力在城市购房，更不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接到城市中生活。这样看来，90%进城务工农民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以来都将这些进城务工农民工统计为城市人口。

因此我们看到，目前不是体制障碍，而是收入障碍，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软性的二元结构，而不是之前的刚性二元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就不再只是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来消除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元结构是与中国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二元结构。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一定必然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相当于欧美日等国的1/10左右，而中国的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世界产业链末端，所谓“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产业无法为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无法发放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工人也不可能产生高消费；并且国家也无法征到足够多的税收，因此国家也就无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没有高的消费，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进城找到工作的机会就有限。

一句话，在“中国制造”还没有变身“中国创造”之时，中国就无法从全球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就只能在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交换中输出利益。

当然，中国仍是全球化的获益者，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更为廉价且素质相当高的劳动力，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能从全球贸易中获取利益。

而之所以中国可以有着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高素质且廉价的劳动力的原因，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家庭可以通过代际分工来分别从务农和务工中获取收入，从而可以在不完全依靠务工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或者说，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秘密，其实正在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农民不可逆地进城对农民不利

有人不满意目前的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希望推动农民的积极进城，从而快速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些人甚至想出通过推动农民土地的永久流转等办法，来让农民不可逆地进城。不只是学者这样想，而且诸如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正在如此实践。

但是，推动农民进城的关键，在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

即使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进城农民离开了土地，也就离开了来自土地的收入。这个进城的五口之家（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夫妻、年幼的子女），父母年老不再能劳动，他们带着孙子在城市生活，年轻的夫妻则在城市打工。城市生活费用高过农村，以前老年父母还可以在农村务农，务农收入可以维持全家温饱及日常支出，现在没有了务农收入，而只能依靠年轻夫妻务工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依靠务工收入，一家人在城市能维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他们显然不能再存下钱来，谈何消费能力？他们全家进城后，生活质量很可能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

想一想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城市里有着大规模的贫民窟，就不免为中国的进城农民的命运担忧了。大量农民进城且失去土地收入，则这些不可逆地进城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就会沦落到贫民窟了。那么这样一来，在城市内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推动农民不可逆地进城，显然对农民不利。有人说政府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保障，但那毕竟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农民进城失败怎么办？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并不在体制上限制农民进城，另一方面，若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得好运气，并感到城市生活过于艰难、辛酸、无根，他们还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将选择的权利留给农民自己，这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优点。总体来讲，最近10年，农民进城的障碍是越来越少了，但农民返乡却变得困难起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回农村生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起了城市梦。他们努力务工挣钱，在城里买房，或依靠父母的积蓄买房。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大中城市买得起房子，于是他们到县城买房。但他们即使买得起房子，他们的务工收入仍不足以养得起自己的全家人，甚至无法维持自己在城市的生活，因此，这些进城的年轻人就让父母在家种地，他们带着子女在城市生活。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就不仅不用养育父母，而且父母种地的收入还被拿到城市供年轻人消费。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依靠代际转移进行的城市对乡村的剥削。

父母正逐渐老去，住在城里的年轻人也正逐渐失去在城市务工的年龄优势。一旦年老的父母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中年的进城农民又越来越少在城市的就业机会，这个时候，他们是否还回去及是否回得去呢？

在积极推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在资本积极下乡的背景下，在舆论一致认为应该尽快缩小小农经济的情绪下，以及舆论一再表示农村土地应市场化、宅基地应市场化之下，在学者一再论证农村要素市场（主要是土地）必须流动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土地。那么，当他们大面积地进城失败之后，如何生活呢？等着到贫民窟去吗？

城市内二元结构更不稳定

城市内的二元结构相对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目前城乡二元结构是建立在农民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没有选择空间的。

第二，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户家庭是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从而可以维持超出温饱生活水平的。且50、60岁的中老年人进城务工没人要，务农则是好把式。

第三，目前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可能将各种矛盾分散到广袤的原野上去，而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在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量人群与矛盾。矛盾不仅难以化解，而且可能激化，不可控。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可以为农民提供进城和返乡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使得一旦城市出现问题，进城农民可以退回农村居住，正如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一样。农民有地方可退，也就缓解了城市的紧张气氛，从而使中国可以有效应对危机。

同时，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户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生活得比较富裕体面，而且无论缺少了哪一笔收入，也仍可以维持温饱。

目前，舆论似乎一律不喜欢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被认为必然要由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所替代，这也成为了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中，可能是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有人说资本下乡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资本下乡了，进城农民在进城失败以后就不再有返乡的机会了。

若政策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根基破坏了，9亿农民这个稳固的重心丧失了，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即使细波微澜也可能成为狂涛巨浪。

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理解西方预言中国崩溃论为何次次落空的原因。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才可以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不犯想当然的错误。令人焦虑的是，当前的农村政策似乎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