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上市公司爱依斯公司也与重庆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备忘录》，将共同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开发建设及运营一系列可再生和碳减排项目。爱依斯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双方估计将先期运行400兆瓦的水电项目、700兆瓦的风电资源开发项目和约100万吨的乏风瓦斯减排项目。中方计划持有合资企业51%的股份，爱依斯将持股49%，未来五年内合资公司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总装机容量可能会达到2G瓦左右。值得注意的是，爱依斯公司曾是中投公司的投资项目之一。

此外，中核集团也计划从西屋公司购买10台套AP1000核燃料制造设备。西屋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西屋公司的合同价值为3500万美元，设备制造涉及的地区包括美国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科罗拉多、密歇根以及南卡罗来纳等多个州，而设备的安装地点则设在内蒙古的包头。有媒体称，中核集团正在包头建设AP1000核燃料制造厂，2015年起将为我国的AP1000核电站提供核燃料换料。

在多年来的双边技术交流中，中美的“师生角色”正悄然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昨日本报报道，美国电力巨头杜克能源公司与中国民企新奥集团达成合作，将向中国企业“学习”未来能源科技示范平台。

事实上，新奥并非是唯一一家向美“输出技术”的企业，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华能集团与美国电力公司当天签署了有关燃煤电厂节能降耗和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合作的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开展在燃煤电厂二氧化碳减排领域的合作研究，双方同意采用华能集团自主开发的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对美国电力公司拥有的一座60万千瓦燃煤电厂进行年捕集150万吨二氧化碳工程可行性研究，适时推进该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的建设。

当天，中国华电集团、神华集团等还分别与美国通用电力、美国铝业等签署了合作协议。

迄今为止，中国和美国在政府间签署的各种协议、备忘录和意向超过100个。

贸促团借势谈生意

由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和王超带队的大型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近期在美国相关州开展活动，也引发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赵忠秀对记者表示，此次采购团与以往派出的采购团有较大区别。“以往派出的采购团都是去解决问题，减少贸易逆差的压力。而此次的范围有了较大扩展，很明显地从采购拓展到了投资及技术合作，这肯定会有技术转让的情况。”

有报道称，此次赴美更多的是为美派送大礼。对此，一位商务部人士对本报记者指出，这是国际惯例。据悉，此次贸促团由商务部投资促进局牵头，带领包括机电进出口商会、食品土畜商会、轻工工艺品商会、医药商会、纺织进出口商会负责人及相关企业组成。不仅配合胡锦涛主席访美以烘托气氛，也是帮助企业对接的好时机。机电商会负责人则对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此次赴美由副会长姚文萍带领的核心团队出行，旨在帮助企业对接项目。

“整个贸促团的运作方式是，由有意向的企业向各个商会报名，经过汇总之后，再由投资促进局具体对接。”上述商务部人士表示，“每次出行的企业都不一样。这些企业可能本身就有项目，或者有投资意向和兴趣，去了或是直接签单，或是进一步考察是否投资。投资促进局更多的是负责组织论坛及相关活动，方便企业对接。”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是国际惯例。“我们也是跟国外学习借鉴过来的方法，因为跟随高层领导出访签订协议，是一个普遍的务实做法。从政府的角度说，这比单个企业分别去对经贸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乐见这种形式，因为有双方首脑在场，表明政府支持力度更大。”一位业内人士指出。

事实上，中美之间不少大单是在国家领导人互访期间签下的。

此外，有商务部相关人士对记者指出，此次赴美招商引资的一个重大进展，很可能是签署《投资谅解备忘录》，使得美方在原则上放松对中国赴美投资的管制。

对此，赵忠秀认为，签署此种政府层面的备忘录的可能性不大。“我认为那是下一步的事情，目前中国政府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私人晚宴拉开胡锦涛访美序幕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9日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胡锦涛表示，中美伙伴合作应该基于互利共赢。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美交往更加紧密，交流互鉴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选择，合作共赢应该成为我们的相处之道。

胡锦涛还指出，中美伙伴合作应该基于相互尊重。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中美两国要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对方核心利益，通过沟通加深了解，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交流扩大共识;中美伙伴合作应该基于共迎挑战。中美两国应该就国际事务加强沟通和协调，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美伙伴合作应该基于人民广泛参与。中美两国人民相互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曾经在决定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并肩战斗。两国人民应该扩大交往、加强友谊，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私人晚宴：仅有6人出席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国家主席胡锦涛18日抵达华盛顿当晚，出席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欢迎他到访专门举行的私人晚宴。

两国元首表示愿意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胡锦涛表示：“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开创中美关系发展新局面，期待着明天同总统先生深入交换意见，共商中美合作大计。”

18日的私人晚宴只有6人参加。除两国元首外，美方出席者有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白宫安全顾问多尼隆，中方陪同胡锦涛出席的则是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外交部长杨洁篪。多尼隆称私人晚宴规模虽小但却不寻常。

事实上，私人晚宴只是个序幕，根据白宫网站公布的奥巴马19日行程，当地时间19：35，奥巴马和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将举行欢迎胡锦涛访美的国宴，奥巴马和胡锦涛将分别发表祝酒词。

这是白宫最盛大的晚宴，也是近13年来，中国领导人访美第一次参加国宴。同时，这是奥巴马上任后举办的第三次国宴，此前两次分别是2008年欢迎印度总理辛格访美，2009年欢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

美联社评论称，美方如此高规格接待，是希望借此缓和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间的关系。

国宴细节：白宫严格保密

19日一天的行程包括欢迎仪式、胡锦涛和奥巴马一对一的会晤、包括双方顾问官员在内的扩大会议、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以及国宴。

谁将参加此次国宴?米歇尔的礼服是否会是东方风情式的?白宫能否保证晚宴顺利无虞，不让客人感到一丝尴尬?截至北京时间19日晚间，所有这些外界关心的问题都还是处于保密状态。

每一次国宴，负责筹划整个活动的米歇尔都会和白宫社交官员一起寻觅一名主厨帮助准备食物，但目前白宫并未透露谁将成为胡锦涛的主厨。

事实上，根据惯例，白宫直到国宴开始前的几个小时才会透露关于菜单的细节、宾客名单、宴会厅装饰、米歇尔着装等。

不过，可以看到，从17日开始，工人们就已经开始装饰白宫南草坪，美国和中国国旗在从白宫到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飘扬。

19日的国宴也是奥巴马对在2009年11月访华时在北京受到礼遇的回报。当时，他就将胡锦涛的此次访问定位为“美中关系和美国外交的头等大事”。

美国媒体将此次奥巴马政府的接待工作和5年前的布什政府相比较，并得出结论称，布什在招待外国宾客时，喜欢选择午餐会等随意的方式，而这并不受到所有国家领导人的欢迎。

亚洲不少观察家评论称，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对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的合作上。

“能令政策发生改变的唯一方法是从最上层开始，这需要个人关系。”布什政府时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负责人维克托·查称，“或许此次访问能够在这方面创造一些机会。”

全球媒体聚焦胡奥会
经过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当地时间周二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2011年中国外交的开篇之作由此揭开序幕。

“中美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洗礼，已经站在了新的出发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鸿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如何能夯实互信，使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没有经验可循，新模式能否以良性方式循序地建立起来，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

美国媒体热议

从18日抵达华盛顿到21日从芝加哥启程回国，68个小时之内，胡锦涛将踏访美国两座重要城市，出席近20场活动，广泛接触美国政、商、学界人士。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各主流媒体均对胡主席的到访进行了充分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频道等主流电视媒体对胡锦涛主席抵达美国访问进行了电视直播。美国各主流平面媒体也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站发布相关消息。

美国之音电台报道说，美中双方都强调彼此合作的意愿。报道援引白宫发言人吉布斯的话说，此次两国领导人会谈的议题将既涉及两国间存在共识的领域，也包括双方分歧之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话说，美中两国的经济已相互交织在一起，两国的未来也是如此。

《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说，此次美中两国首脑会谈将帮助“定义(两国之间的)新关系”，美国希望借此次访问为深化美中关系奠定基础。《纽约时报》网站载文说，美中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建立互信。化解不信任的途径之一在于承认现实，共同努力取得具体成果，从而体现双方善意和合作的好处。

《纽约时报》网站还报道说，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此次胡锦涛访美之行或将提供一个平台，旨在帮助双方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取得进展。此次胡锦涛一行的关键词，仍旧是他最喜欢的“和谐”二字。

《华盛顿邮报》则指出，在历经各种贸易争端、人民币汇率之争、朝鲜半岛和南海博弈后，胡锦涛力图重申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立场，同时也为缓和外界对于中国实力的猜忌。

全球媒体关注

胡锦涛访美引起了东北亚国家的广泛关注，作为同美国打交道的“老手”，俄罗斯学界资深学者也在密切关注。

俄罗斯科学院北美地区研究所区域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特鲁士认为，此次胡锦涛访美活动，不能期待非常有分量的文件出台，也不会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仅仅是双方进行正常的对话。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与上合组织战略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达维多夫则表示，目前说不准奥巴马到底能不能连任，所以现在对中美双方非常重要的是，让双方在所关切的问题上争取找到能相互妥协的方案。

达维多夫认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美已经在进行磋商，可能有进展，但不大可能有新的进展。

据新华社报道，法新社的报道说，胡锦涛主席此访标志着中美关系转折点的到来。白宫为迎接胡锦涛主席到访进行了周密安排，奥巴马政府将向中方坦陈双方分歧，同时强调良好的美中关系对美国的重要性。

路透社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影响力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此次访美可以说是30年来中国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对美外交活动。

比利时法语电视台评论员说，“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予中国领导人国事访问的最高礼遇，反映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新的地位”。

胡锦涛抵美奥巴马变身“推销员”
17日(美国时间，下同)一早，一则醒目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纽约曼哈顿的时报广场户外大屏幕不断播放。

这则《人物篇》宣传片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在短短60秒钟时间内，展示了包括邰丽华、吴宇森、宋祖英在内的，涵盖各行各业的数十个杰出华人。

如此大规模投放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被当地人看作一个重要的前奏，因为18日，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已乘专机飞往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入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来，胡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从18日下午抵达华盛顿到21日中午从芝加哥启程回国，68个小时之内，胡锦涛将出席近20场活动，广泛接触美国政、商、学各界人士。1月19日，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必将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而宣传片中不少陌生的中国面孔似乎在提醒美国人：“你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太少。”

在这场高峰会谈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积极变身“推销员”——其中包括将敦促中国购买几百亿美元的商品，从飞机到农产品，以及汽车零件、清洁能源产品，美方这次的确已经准备好了大手笔的订购合同，就等着中方点头签字。

有消息透露，白宫将把推销波音客机作为中美商业订购单的重点，原因是波音一直是美国出口实力的重要象征。

美官员询问采购意向

有意思的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近日在对一些美国现任政府官员采访期间，曾被询问：是否清楚中方已经流露出的采购意向?

在这些美国官员看来，同很多难以解决的诸如区域安全问题以及政治议题相比，在商业领域取得成效，更像是中美双方都能获得具体利益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而对面临经济复苏不利、中期选举失败等诸多阴影的奥巴马政府来说，从中国得到大手笔的订购合同也可以让他骄傲地宣布：“我有能力为人民创造工作。”

昨日上午，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月度例行发布会间隙对本报记者表示，在经贸领域，中方主要关注三大核心问题：一是美国要放宽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二是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三是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准入问题。

“这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是在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周年和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之际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对中美关系意义重大。”昨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此访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为新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把两国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

中国先派“新年大礼”

事实上，在贸易订单上，中国已经提前派出了大礼。

据姚坚透露，商务部副部长王超带团现在在美国，21日会在芝加哥当地有一个正式的对外发布会。

胡锦涛在华盛顿的行程安排：

●1月18日

奥巴马为胡锦涛举行私人晚宴

●1月19日

奥巴马为胡锦涛举行欢迎仪式

双方举行双边会谈、会见两国商界领袖

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并接受提问

胡锦涛赴美国国务院参加午宴

美方在白宫为胡锦涛举行国宴

●1月20日

胡锦涛会见美国国会两党领袖

胡锦涛参加各合作组织举办的午餐会

胡锦涛飞赴芝加哥并出席晚宴

新华社称，王超率领的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已于昨日在休斯敦同美方签署了六项贸易投资协议，其中四项涉及得克萨斯州，协议总金额约6亿美元。

中国贸易投资促进团由200多家企业的300多名企业家组成。代表团还将前往美国其他一些州访问，举办经贸合作论坛、项目签约仪式和投资环境说明会等。

而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称，在胡锦涛访问芝加哥期间，中美公司将签署约40项协议。

美联社16日称，访问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代表团中，还有中国铁道部官员，因此此行也是一次“高铁公关”。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6日称，中国企业代表团15日在加州勘探地形，准备竞标当地的高铁建设项目。除中国外，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韩国、比利时的公司都有意竞标，陪同视察的美国官员称，中国企业“非常有竞争力”。

胡主席访美前公布的中国2010年全年海关数据显示，全年贸易顺差降至1831亿美元，减少6.4%。而姚坚亦对本报记者表示，预计中国今年的贸易顺差仍将持续收窄。

舒曼瞅准时机搅局

沉寂了许久的著名“汇率”议员——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曼又“碰巧”于本周在美国媒体上重现身影，他表示这个星期提出汇率问题法案。

和他一同支持该法案的是另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密歇根州的德比·斯塔贝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鲍勃·凯西。

该法案意欲对不公平伤害美国贸易的低估货币采取严厉惩罚。惩罚措施包括出口关税和禁止那些国家的公司得到美国政府合同。新任众议院议长博纳曾投票反对同类法案。

对于这些参议员近日敦促美国会就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采取强硬政策的问题，洪磊表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负责任的，希望美国会有关议员认清中美关系重要性，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大局。

胡锦涛美媒专访含蓄批评美货币政策

相互信任决定互利共赢的深度。

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月17日接受了美国两家媒体《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的书面采访。

昨日，部分专业人士与境外媒体对此次采访发表评论，称此次访问重在强调“中美合作”。其中，胡锦涛对美元的评论，带有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含蓄批评。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在此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胡锦涛就推动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举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和平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同亚太国家关系、朝鲜半岛局势等回答了提问。

《华盛顿邮报》在文章中认为，这是一次罕见的美国媒体对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书面采访机会，近两年仅有在2008年奥运会时期美国媒体才有机会采访中国最高领导人。

在此篇书面联合采访中，胡锦涛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

胡锦涛指出了中美之间合作的巨大空间，并强调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一时间看完这篇书面采访的美国摩立特集团中国区董事会主席霍泰德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美之前的冲突也不完全是坏事。”

霍泰德说，现在中国进入转型期，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发达国家阶段，而一个大的发达国家正在意识到，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经济、学界交流之紧密，会让对方在有伤害另一方意图之前要好好想想，因为伤害别人正是伤害自己。”

含蓄批评美国货币政策?

在回答关于美元作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提问时，胡锦涛表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形成的。

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全球相当多的大宗商品交易都使用美元，投资和金融市场交易也大多使用美元。胡锦涛表示，“因此，美国货币政策会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应该保持美元流动性的合理稳定。”

不过，胡锦涛也指出，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货币，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中国在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上对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币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如果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将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此番评论被英美媒体认为，中方是在委婉地批评美国货币政策。

《The telegraph》认为，中方此番评论是在暗示着对美联储最近释放了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入美国经济行为的批评。

《华尔街日报》认为，胡锦涛对美联储的含蓄批评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看法;它们认为，美国的利率政策造成美元低估，推动热钱流往海外，在其他国家引起通货膨胀。

《华尔街日报》并写道：“这有可能成为胡锦涛与奥巴马之间的一个重大争论点。美国将其他国家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与通胀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的低估，而不是美联储的政策。”

在这一点上，目前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意见领袖类媒体也达成了一种共识判断即美国政府正试图改变游说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的方式：将中国国内通胀问题同汇率升值挂钩。

这点可以通过美国财长盖特纳在上周对中国满腹牢骚的演讲中得到证明。

盖特纳表示，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自身的最佳利益，因为它将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而中国的高速增长支持着全球经济复苏，通胀加剧则是这种增长面临的重大风险。

根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报道，在书面采访中，胡锦涛指出，中国采取了一揽子抑制通胀的计划，包括调整利率。

汇率的变化是国际收支平衡和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胡锦涛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很难说是决定汇率政策的主要因素。

对此，霍泰德表示：“我想大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各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本质上是盯住其他货币的货币，那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的是，你是会因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而造成输入性通胀。”

“同时，中国在通胀压力方面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现实，我想这是为什么有对于货币宽松政策的真切担忧。”霍泰德说，“我还是认为汇率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中美贸易情境下的唯一问题，现在看到中国企业已经可以实行对美投资，而且在美方也有对于这种投资的欢迎，这也可以帮助缓解一部分中美贸易逆差压力。”

朝鲜问题

关于朝鲜半岛局势，胡锦涛指出，中方高度重视朝鲜半岛核问题。

“我相信，只要各方相互尊重、平等协商，通过六方会谈全面均衡落实‘9·19’共同声明，就能够妥善解决半岛核问题，推动半岛和东北亚实现长治久安。”胡锦涛表示。

社科院美国所副研究员刘卫东对本报表示，目前由于朝鲜无法威胁到美国本土，而唯一可以威胁到的就是美国驻韩部队，加之真正关切的是自己核心利益，并没有也不需要站在盟国利益立场考虑问题。

因而“美国肯定是想解决问题，然而目前美方的舆论压力已经成为，如果中国不愿意参与，那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刘卫东表示，美方不少人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钥匙是在中国手里。

这导致了只能通过中国来解决问题，刘卫东表示，美方通过国际舆论，通过韩国日本来对中国施压。

同时，客观上目前在六方之中，日本的人质问题没有人关注，韩国仅仅考虑面子问题。“虽然韩国照顾民众情绪一直在军演，但都是在向西边的公海方向打炮，都没往北方打。”刘卫东表示。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之前对本报表示，美方所希望回到的2006年～2009年这一段时间，其实当时制裁没有让这个地区得到稳定，反而让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

“我认为中国应该说服美国采取新的政策而不是走从前的老路。”阎学通表示。

美国政界三大佬展望胡锦涛访美：美中合作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关键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球的目光也再次聚焦华盛顿。目前，在白宫、国务院以及国会正在为胡锦涛的到来进行最后的准备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共同主席布斯塔尼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G2”概念的提出者伯格斯滕就中美关系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胡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美国国务院如何看待这次访问的重要性?

克劳利：我们非常期待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会面，本周胡主席以及随行代表团的访问也是目前在国务院被讨论最多的外交事务。从全球经济到区域安全，美国和中国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有效的对话和合作，是解决这些全球性议题的关键。

日报：美国国务院怎样看待本次胡主席访问的重要性?

克劳利：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经历了许多年的合作和发展，才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美中之间高层互访频繁，双边在区域和平与安全、气候变化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将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关键。

日报：预计“胡奥会”的重点议题有哪些?

克劳利：奥巴马总统任职两年以来，美中双边进行过多次高层对话，这显示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在美国外交领域的重要性。那么在这次的双方首脑会晤中，比如说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将讨论朝鲜问题。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的立场是相同的，也就是确保朝鲜半岛的长期稳定，尽管美中双方可能就这个目标应该在多长时间实现有不同的观点。类似议题都是本周要讨论的。

日报：你认为“胡奥会”的重点在哪里?

伯格斯滕：会有一些区域安全议题——朝鲜以及亚洲安全的议题。但更多的将是经济问题，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以及汇率问题有很多忧虑，国会内部也颇为关注，包括一些新当选的议员也对这些议题颇有微辞。

日报：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

克劳利：美中关系的意义是深远的。很多全球性议题都要通过美国和中国采取有效的行动来解决。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个星期双方将讨论经济和贸易的多项议题，很明显，我们在贸易失衡问题上有很深的忧虑，我们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升值。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的。

日报：刚才你谈到经贸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

克劳利：美中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边贸易规模庞大。我们希望这种经贸关系以平衡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市场，调整人民币汇率，这些都是双方曾经进行过多次深入探讨的领域，双方可能还不能完全达成共识，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的确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日报：议员先生，国会怎样看待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

布斯塔尼：美中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经贸关系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目前双方存在很大的贸易失衡，美方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自主创新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担忧，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能有具体行动的领域。

日报：在你刚才谈到的存在广泛争议的汇率以及贸易议题上，中美之间能否真正实现“互利共赢”?

克劳利：当然。一定存在这样的政策和行动，可以让美中双方以及全球经济都受益。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同其他大经济体的合作是解决全球经济挑战的关键。我曾经和克林顿总统一起访问中国，也亲眼目睹了在过去40年里美中关系的发展，见证了美中关系如何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G2”概念比原来更合适

伯格斯滕：美中两国元首在多个场合进行交流，体现了美中关系已经成为全球双边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体现在经济范畴，也体现在安全领域。我曾经提出过“G2”的概念，也就是说“中美共同体”，两国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和机制，建立双边框架，领导全球经济体制。当然这并不是说两国要形成一个宣布好的“G2”组织。

日报：你所创立的“G2”概念也曾引发过很大的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现在说“G2”是否合适?“G2”过时了吗?

伯格斯滕：我在5年前首次提出了“G2”的概念，从5年前到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以及全球事务中扮演了更深入的角色。所以，现在提“G2”的概念比原来更加合适，两国可能不需要正式承认这样一个称呼，但是从两国之间高层互访的频繁以及双边互动的紧密来看，这本身就是“G2”的一个反映。

伯格斯滕：中美经贸关系整体上是成功的。中国目前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双边经贸数额庞大而且非常成功，但是也存在很多争端。我们应该知道，任何双边贸易频繁的两个国家都会存在很多争端，美国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原因就是双边贸易的规模是最大的。但是，在美中贸易摩擦中，有一些争端是让人担忧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汇率问题，这影响了美国经济关系的很多方面。我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20%左右，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补贴达到20%左右，对进口的壁垒也达到20%左右，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很大影响，这对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非常不公平。

日报：在汇率等问题上，奥巴马将如何同胡锦涛进行讨论?

伯格斯滕：双方可能会花费一定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先强调双边贸易的重要性，引出汇率问题的重要性。要记得，去年11月众议院曾经通过一项针对中国的汇率法案，尽管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没有通过，但新国会开始运作后，相关法案还是会被很快提出的，除非中国在相关问题上做出切实行动。预计奥巴马在本次会晤中还会谈到这个问题，就像去年在20国峰会上一样。

日报：在我们过去的采访中，你曾经给过我不同的研究数字，认为人民币被低估40%、25%等等，现在这个数字又有变化吗?

伯格斯滕：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被低估了大概有15%~20%，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被低估了大概有25%~30%，因此，人民币在大体上应该升值15%~20%，但是对美元要有更大幅度的升值，这也是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和商界人士希望看到的。

众议院或再度发难人民币汇率

日报：那么是否也意味着今年国会将很快就人民币采取新的行动?

伯格斯滕：国会在要求人民币升值上面临很大压力，还有在中国自主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上也有很强的声音。国会中有相当数目的议员，包括一些温和派议员，都支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要求中国做出切实和显著的行动，否则美国国会就应该形成立法，针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状况采取措施。上次的汇率法案获得300多票，估计如果再次进行有关人民币汇率法案的投票，支持的议员数目也不会少。

日报：那么预计接下来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会怎么做?

布斯塔尼：我刚刚听说，现在众议院有些人在讨论要起草一份新的汇率法案，至于是原来已经通过的那份，还是新起草的一份，这还不确定。

日报：你认为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汇率问题才是可行的?

布斯塔尼：我认为解决目前汇率等问题应该通过双边机制，包括当前的S&E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JCCT(中美商贸联委会)，还有包括G20(20国集团)峰会这样的国际多边场合，再有就是双边首脑的会面，以使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利益有更深的了解。

日报：目前新国会对于人民币汇率的主流声音是什么?

布斯塔尼：不要忘记原来那份已通过的汇率法案。国会确实有很强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我个人仍然认为，这应该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场合来解决，同时应该知道，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原因是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日报：你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特别是在新一届国会刚刚开始运作的情况下?

布斯塔尼：要知道，外交政策在中期选举中并不是重点。你可能会发现共和党议员更推崇自由贸易，在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比过去两年更积极地进行对外贸易以及出口。

伯格斯滕：需要知道的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贸关系，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处理目前存在的争端，这其中包括汇率、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自主创新等问题。中国也对美国的相关政策有所担忧，比如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何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我就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应该予以改革，同时美国也应该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但首先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的市场化改革。

克劳利：有关外交关系，美国国会扮演的只是一部分的角色，更多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在扮演主要角色。我认为，任何一方都不能否认美中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双方将在全球区域安全、全球经济复苏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同中国有关的议题上，我想国会也会和政府保持一样的立场，重视同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与沟通，处理目前存在的问题，保持美中关系的持续和稳定发展。

日报：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设国宴款待胡锦涛主席，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菜单的内容?一位议员朋友曾开玩笑说可能会有比萨饼。

克劳利：这绝对是国家机密(笑)。白宫应该会在稍后公布菜单，我可以说的是，这一定会是一次美好的晚宴。

胡锦涛访美行程公布华盛顿进入北京时间

胡锦涛在华盛顿的行程安排：

●1月18日

奥巴马为胡锦涛举行私人晚宴

●1月19日

奥巴马为胡锦涛举行欢迎仪式

双方举行双边会谈、会见两国商界领袖

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并接受提问

胡锦涛赴美国国务院参加午宴

美方在白宫为胡锦涛举行国宴

●1月20日

胡锦涛会见美国国会两党领袖

胡锦涛参加各合作组织举办的午餐会

胡锦涛飞赴芝加哥并出席晚宴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上周五表示，当地时间1月18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为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私人晚宴。据悉，仅有6人会参加这场小型晚宴，除双方元首外，美方的出席者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多尼隆，中方也将相应派出两名官员陪同胡锦涛出席。

继2006年胡锦涛访美以后，上述私人晚宴将揭开备受瞩目的第八次“胡奥会”序幕。白宫于上周五公布了胡锦涛的访美行程，届时，美方将以全套外交礼仪迎接胡锦涛，包括隆重的欢迎仪式、鸣放礼炮、会谈会见、国宴等。据悉，此次访问被美方定位为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

奥巴马特设私人晚宴欢迎胡锦涛

多尼隆表示，胡锦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月18日晚间抵达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夫人届时将到机场欢迎胡锦涛和夫人。

当晚，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为胡主席举行小型晚宴。在座的除奥巴马和胡锦涛以外，美方将只有希拉里和多尼隆。多尼隆表示，中方也将按规格派两名官员随胡锦涛出席晚宴，双方的第一夫人都不会出席这场私人会谈。

多尼隆认为，这一不同寻常的小型晚宴反映了双方建立良好关系的意愿，同时也为双方的坦诚会谈提供了一个良机。

当地时间19日(周三)，奥巴马将在白宫南草坪为胡锦涛举行正式欢迎仪式。此后，双方将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谈，接下来则将在白宫内阁会议厅举行双边会谈。而在双边会谈之后，奥巴马和胡锦涛将在艾森豪威尔办公大楼会见美中商界领袖，主要探讨如何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与工商界见面后，两国元首将在白宫东厅举行联合记者会，并回答美国记者和中国记者各提出的两个问题。新闻发布会后，胡锦涛将赴美国国务院，参加由拜登和希拉里主持的午宴。最后，也就是在19日晚间6时开始，美方将在白宫为胡锦涛举行国宴。

20日(周四)，胡锦涛将前往国会山，与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会面。下午则转飞芝加哥，出席市长戴利安排的大规模晚宴。在访问芝加哥期间(20日到21日)，胡锦涛将参观芝加哥孔子学院和一家中资汽车零件厂，并与当地华侨领袖见面。

多尼隆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本次的双边峰会中，美方将和中方讨论四大议题。第一是双边的总体关系，包括未来10年到20年双边关系走向以及合作的领域等;第二是安全和政治问题，包括美中军事对话以及朝鲜、伊朗和苏丹等国际问题;第三是经贸问题;第四则是广泛意义上的全球性议题。

双方将签多项商务协定

美国商会15日宣布，胡锦涛访美之际将与美方签订多项协定，可能涉及美国向中国销售飞机及零部件、农产品和牛肉等。此外，美中贸易协议还可能涉及开发各种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以及生物燃料和清洁煤技术。预计签约仪式将在白宫举行。

胡锦涛同奥巴马将于19日在白宫与15位美方及5位中方企业负责人举行会谈。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掌握的消息，美方商谈企业可能包括可口可乐、波音、通用电气以及陶氏化学公司。

美中商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合作组织将于20日为胡锦涛联合举办午餐会。会上，美国前国务卿兼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将把胡锦涛介绍给大家，此后将由奥巴马内阁的一位成员致欢迎词。午餐会将在华盛顿西北区的万豪酒店举行。

将要组织午餐会的美中商会主席傅强恩告诉本报记者，美国商界以及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胡锦涛访美将有助于中美经贸摩擦的解决，也为双方提供并增加理解和互信的机会。傅强恩指出，中美双方面临共同问题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共同利益，双方不进行合作就无法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胡主席的访问无疑将把双边经贸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沈丁立：务实地走向强而不霸理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源在于价值观，而它同中国的合作基础在于务实。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务实地走出一条强而不霸的大国崛起之路，才能根本上化解两国的猜疑。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什么?

沈丁立：这个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讲。从中国方面来说，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即台湾问题，但美国认为它的干涉包含了道德的因素。从美国来看，现实的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影响到它国内的就业等多方面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双方互不信任。

美国根深蒂固地对中国存有疑虑，目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比较务实的态度，武力冲突会对双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它不愿意，所以转而采取跟中国合作的办法，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同时，逐步改变中国的想法。总的来说，美国是以自己的善恶观为依据制定出目前这种对华政策的。

日报：你说美国对中国心存疑虑，但目前美国的主流舆论似乎认为，在2008年之前中国外交政策比较温和，在地区事务上处理得很好，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沈丁立：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效果的评价，不等于对中国动机的判断。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我们相信和平，他们认为中国追求和平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出于对和平本身的信仰。他们觉得当中国力量弱的时候，出于务实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今天中国实力强了，就没有必要韬光养晦，就会像美国一样高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人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强大的武力，中国实力弱则可牵制中国，中国强大了仍然能够威慑中国。

日报：那你对胡主席此次访美的成果持乐观还是悲观预期?

沈丁立：虽然我们都期待着中美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也乐于看见双方能够在更多领域取得共识，达成务实性成果，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胡主席一次访问不可能改变很多美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和美国对彼此都有各自的既有看法，这种看法是我们多数人不愿意去了解去面对的。我们多数人认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强了它就会服软，但是我们多数人忘了美国同样是个理想主义的国家，它出于一种固执的价值观而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的强大并不是美国服软的充分条件。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去认识、了解和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症结。

日报：那双方这种既有认识上的矛盾能够得到调和吗?

沈丁立：可以的，这需要改变双方相互认识的方式。

就中国而言，首先要在行动上让美国相信中国的行为是和平的，相信中国追求和平不仅因为和平对中国有利，而是因为中国确信和平是对人类有利。但是，我们近两年的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让美国认为，恰恰是中国的行动证实了它对我们的猜疑是对的，所以中美改变相互之间的看法的过程受到了阻碍。

按照美国理解，相信和平的中国应该是越强大越谦卑，现在看起来却好像是越强大越霸道，于是美国认为原先假定中国崛起对它没有好处是对的，如果这种认识得不到纠正，美国有可能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没好处。

日报：针对这种状况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沈丁立：不管美国怎么样都要坚守和平道路。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和平崛起创造新的国际关系范例，不必再重复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美国则应坚守不管中国崛起如何迅速，美国都不应霸道的底线，要营造“国际关系是有希望的”这样一个氛围，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举个例子，目前美国就用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对中国国家的主权进行干涉。美国这种做法是利己主义：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有利，我就拿国际法来压你，但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不利，就说我的国家利益至上，国际法不重要。美国的这种做法，同样让中国觉得美国不是一个真心信奉和平的国家。

美国长期霸道，美国的霸道是不准别的国家霸道。现在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本性上不相信和平，而只是用和平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国家。过去美国用它的武力塑造了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现在美国认为中国想在东南亚一带、中国南海一带制造一个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目的还是和平，只不过这个和平的定义是由中国来写的。因此去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些矛盾。

日报：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吗?

沈丁立：可以的，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实力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国家实力，2009年GDP是5万亿，美国是14.4万亿，我们是它的34%，美国今年恐怕要冲15万亿，我们冲6万亿，我们会达到美国的41%。我们的军费占GDP的1.7%，美国GDP是我们3倍，它的军费占GDP的5.7%，基数大百分比又大，所以它的军费是我们的9倍，等到我们GDP比它还大，而我们敢于用同等甚至更高GDP占比的军费来建设我们的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军力上就会超过它。

目前我们强调中美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让我们一起维护共同利益，虽然彼此之间的疑虑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但双方还得要来往，还得稳定和发展关系。

所以胡主席此次出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增信释疑，稳定发展双方关系，不能使中美关系出现倒退。

日报：那你觉得这次访问的基调就应该是“稳定两国关系吗”?

沈丁立：应该说是维护和发展。维护就是稳定，因为去年出现了一些倒退，所以我们现在要守住底线。

目前中美之间有三个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改善，一是太空武器，二是海洋争夺，三是互联网攻击。但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一个是全球治理问题，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环境保护等方面，另一个是关系到美国民生的经济方面，如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达成默契，确保彼此关系处在正轨上。我们的目标是构筑相互关系中的信任，让美国感觉到中国是很诚恳的，让美国觉得虽然中国的发展给它带来了压力，但是也带来了机会。

日报：你预计双方在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将如何进行立场协调?

沈丁立：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弃核，又要稳定，但实在弃不了核，起码要保持稳定，稳定不是说不谈能够达到的，而是要通过谈来达到的，所以六方会谈还得继续谈，双方在这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美国认为中国在半岛局势紧张之初发挥作用不够积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令双方的互信有所丧失。但在韩国坚持要搞第二轮军演的时候，朝鲜说不值得反击，没有兑现它第二轮、第三轮甚至包括核圣战的威胁，美国知道这次中国起了作用，维护了地区稳定，美国很认同中国这种做法。

所以这次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定会谈加强稳定，包括继续谈朝鲜弃核。

日报：你觉得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在这次访问里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丁立：会起到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基本规律，但是人的特殊作用，可以在基本规律以外还加上一些个性。

奥巴马在中国政策上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做法。在2009年上任之后，他先来中国，同中国搞战略对话，而且不见达赖喇嘛，同时把给台湾的武器压了一年，这个都是把炸弹往后面移，希望得到中国的回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第一年中美关系比较顺畅。

随着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谈上双方谈崩，他认为这种“先礼后兵”的做法失败了。他的任期只有四年，他必须在中期选举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告诉美国人民，我对中国先礼的办法是达到效果的。如果没有政绩来说服人民，他就必须要换一种办法，软的不行就来点硬的看看，但是硬的结果让中国感到非常愤怒，民主党也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了众议院，这样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之前一年缓和的做法中有个人的因素，虽然美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但仍然没有到必须向中国服输的地步，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回到你的问题，这次胡主席去会怎么样，我觉得奥巴马会大摆国宴，好生相待，这样回到老朋友的氛围中，但在具体事务中保持务实的态度。去年中美两国的摩擦中美国损失也很大，他会吸取经验教训，美国实力已经不再卓尔不群了，而且他个人还要寻求连任。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也希望能达成一些得到选民支持的务实目标。

日报：也就是说双方都有妥协的空间对吗?

沈丁立：对，妥协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人为的。美国必须认识到虽然它不喜欢中国，但是它必须尊重中国这个它不喜欢的对手。而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完全学会了同一个表面上我们很不喜欢的美国和平共处。从过去两年里边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的实力没有超过美国，虽然这不表明美国就可以继续霸道，但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不克制自己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视野，虽然我们心里边不同意美国，还是要认真想一想美国这种做法里边是不是也有些道理。这样一来逐步变得成熟，将来我们能够对美国的相关做法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就成熟了。

打个比方，比如我很强大，一个不如我的人在公交车上打了我一拳，我一笑了之不理他，当我们弱小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但是强大了以后却可以做到，所以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先强大起来。

日报：你说中国和美国矛盾的解决要等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那么我们如何处理从目前到那时之间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第一，当我们比美国弱的时候我们应该现实主义，不要急于去改变现状，现状是一点一点变的，我们实力强本身就在改变现状。

第二，我们实力增长的过程让美国感到焦虑。中国应该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姿态，让美国焦虑但不恐惧，借此在不知不觉当中超过美国。

还有一点，超过美国以后，仍然要保持谨慎的姿态，尊重美国的传统地位，展现合作的意愿。

中国要有这种心态，不称霸。现在没有能力称霸去称霸是愚昧，有了能力称霸就称霸则是重复过去美国的错误道路。有了能力称霸而不称霸，那是真正的和平崛起。

日报：目前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大战略或整体思路吗?

沈丁立：我想我们现在没有清晰的思路，并且有几个问题还亟待解决。

第一我们需要搞清楚美国危害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合理性”是什么;第二我们需要想明白我们到底是热爱和平的还是被迫搞和平这个问题;第三，我们如何疏导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忧虑。

这三点第一是换个角度思考美国反对你里边有什么道理，第二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都很好，第三在想清楚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承认美国也有合理的担心，并着眼于如何才能疏导它的担心。

日报：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此次访问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将为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调，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沈丁立：我们一直都强调奠定一个合作的建设性的基调。但是双方对权力的追求，包括美国对全球权力的追求，以及中国政府如同别的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本国权力坚定不移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双方无法改变自己的心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构建一个全新的关系模式。

日报：你对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你认为双方之间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沈丁立：我还是说要增信释疑，哪怕增不了信释不了疑，目标还是增信释疑。

增信释疑讲到底，就是要让美国相信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是正当的。这其中第一个就是党的领导，要让美国相信我们的党不是自私的，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第二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损害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在谋求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要避免让它变成一个不正当的核心利益;第三就是我们的国家领土主权，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日报：那美国的核心利益又分别是什么呢?

沈丁立：美国的核心利益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价值观，美国认为和美国不同类型的国家不会给美国带来安全，所以它也会认为采取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国的存在是损害美国的价值观的。但美国也很务实，仍然在寻求扩大共同利益并从中受益，这是中美关系内在稳定的原因。

美国的第二个核心利益是国家安全。美国要保卫本土安全，所以美国追求中美合作反对塔利班，反对基地组织，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来说服朝鲜，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支持对伊朗的制裁。

最后一个核心利益是美国的经济安全。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维护自身宏观经济的稳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所以说，虽然大家在竞争，但是不是殊死搏斗零和博弈，这其中存在微妙的分寸。

日报：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你认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缓和余地的?

沈丁立：对，有缓和余地。去年人民币升值了2.5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不升这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也崩溃不了，但升了中美关系会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为了拴住对方，我不惜吃亏也要给它好处。举个例子，美国2005年通过的《舒曼法案》中说，如果到当年9月份人民币再不实现显著升值，美国国会就会通过法律，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再增加27.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后提高了人民币的汇率，这其中的考虑很简单，就是觉得吃一点亏不要紧，但是经济关系不要崩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很多内在的稳定性，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但是需要双方理智的充分的沟通。奥巴马来是沟通，胡主席这次去也是沟通，大家沟通得好了，双方就可能都不用做太多妥协，彼此觉得各有各的困难，但是对方也尽了努力来帮自己了，这就足够了。

王勇：中美经济关系仍是“压舱石”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美经济关系仍是双边关系“压舱石”，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应把美国当做合作伙伴而不是排斥美国，双边经济再平衡则需要双方扩大开放而非采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双边经济关系仍是“压舱石”

第一财经日报：请介绍一下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

王勇：可以说目前中美的经济合作机制形成了一个网络，涉及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除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之外，在中央政府层面，从低到高，双方有几十个部级副部级的功能性的机构，在此之上有战略经济对话、高级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三个副总理级层次的机制。

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以后，我们把战略经济对话和高级对话合二为一，称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此基础之上最主要是两国首脑间的沟通，包括定期不定期的首脑会晤、热线磋商等等。

日报：中美之间在经济方面最主要的相互关切是什么?

王勇：中美双方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使得双方都高度关注对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具体来说，中国的主要关切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别是美元汇率的走向;第二是中国在美资产的安全，这其中主要是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的安全;第三是美国市场的开放性，包括美国对中国增加对美投资的开放，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

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关切也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人民币汇率及其形成机制改革走向的问题;第二个是中美贸易平衡的问题;第三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关注的市场开放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问题，包括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

通过2010年12月结束的第21次JCCT年会，两国在这些共同关注的领域达成了一些协议，双方对结果都比较满意，这也在经济方面为这次胡主席访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日报：你认为目前中美在经济方面到底是竞争者还是合作者?

王勇：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中美经济关系到底是竞争性更强还是合作性更强。从中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来说，双方之间更多的是互补性、合作性更强。而且这样一个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会存在，都会继续推动中美关系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几乎在所有领域中都不是零和游戏，通过营造合作的氛围，改善双方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关系，培养双方之间的互信，这样中美关系才有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那种以合作来促进合作的良性循环的轨道上去。

我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对整个中美关系所起到的“压舱石”作用没有改变。现在有些人认为经贸关系也是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对“压舱石”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但我认为它的稳定关系的功能仍会继续存在，这种关系的破裂对双方来说代价都是非常高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必排斥美国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美国在东亚一体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勇：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涉及到战略和安全问题。

美国作为冷战以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政策倾向是在全球所有重要地区都占有支配性地位。在这种大的前提之下，它不希望在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没有美国主导的地区性合作机制。从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美国也坚决打压，再到最近两年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想，美国非常担心这种合作对美国利益造成损害。

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现在更希望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形式来取代东亚区域的合作，所以美国提出了“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计划作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和日本及东盟国家展开磋商。

日报：也就是说它希望把自己变成东亚整合的领导?

王勇：对的。把美国变成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美国和有关的国家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深化合作的协议，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继续向美国产品敞开大门，同时保证这些国家仍然处于美国的影响之下。

日报：你如何看待目前东亚经济整合中出现排斥美国的现象?

王勇：首先我们对这种合作本身不应该过分解读，本地区国家有共同发展的需要，就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不见得带有更多和美国竞争的意味，而更多出于内在动力。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中，美国过去在很多问题上支配性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它插手。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有关系，也不见得一定要受到美国的影响，因为它有本地区的需求，只要相关的国家有兴趣就可以开展起来，对此美国应调整心态。

另一方面，对这些合作机制和相关机构来说，应该对美国资本进行开放，而不是排斥美国，如果美国愿意做出贡献，应该鼓励它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人描绘的中美之间可能的一些竞争关系化为一种合作的关系。

必须要警惕的是，目前有一种习惯于以零和游戏的心态来看待中美双方的问题的趋势，这使我们寸步难行。多边主义和地区一体化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趋势，不能把所有亚洲地区的合作都看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中国需要更有力的“国际财经外交”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妥善地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王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但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要采取务实的态度。中国方面不应该简单化，情绪化，特别是以阴谋论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的一些看法。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成长到对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程度，但我们定位的变化和我们的意识还是有一些差距，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分量要求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汇率的改革不仅影响中美的经贸关系，也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现在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人民币进行适度升值，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价值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目前通胀问题突出的情况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进口，通过进口来平抑物价，这对于我们整体经济的平衡发展是有利的。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继续改革对于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日报：目前我们很担心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的大幅下降，我们应如何回应这种关切?

王勇：是的，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出口商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进而造成工厂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损失可能和我们具体的衡量方法、计算方法有关系。如果仅就出口商和失业工人而言，损失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就整个国家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我们非常需要更多地借鉴国际经验，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资本管制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通过吸引更多的投资，同时更多进口，促进经济体制创新走得更快更远。

日报：目前大家都很关注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2)造成的中国“输入性通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勇：类似QE2的做法不仅美国在做，欧盟、英国、日本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做，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扩大市场的货币供应量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扩大投资，人为刺激经济发展。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特别关注美国的QE2主要出于两点原因。首先美国在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没有和主要受影响国进行商讨，特别没有和G20成员进行商讨，带有非常强烈的单边主义性质;第二，具体影响来说，美国发行的货币在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要变成其他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增加了其他国家的压力，即我们所说的“输入性通胀”。

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处于全球经济的一个新阶段，最近几年全球性通货膨胀水平都非常厉害，虽然美国多年以来的货币超发导致了这个结果，但不得不说现在主要国家都过于依赖发行货币的手段来刺激经济。这个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

虽然不可能指望把“输入性通货膨胀”在一夜之间解决，但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一些在短期之内有效的措施，未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可能会包括汇率的变化、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日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货币超发等类型的不负责任的政策?

王勇：这涉及到我们能否有效地开展“国际财经外交”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在G20等国际机制中将受到美国政策负面影响的国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加压力，让它政策更负责任。我们也可以动员和我们的利益、政策目标相似的一些国家来向美国施加压力，比如欧盟甚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美元外汇储备很多的国家，都可以展开合作。

很遗憾的是目前这一步我们仍没有看到，相反被美国人所利用。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意识到我们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更重大的责任，这使我们更有基础用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开展有效的“国际财经外交”。

双边经济再平衡需要开放和协同

日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目前中美两国都在着力进行经济调整，你如何看待两国经济调整中的协调问题?

王勇：两国的经济调整也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都受到当前经济状况和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的影响，调整代价对整个社会来说分布是不均匀的，受到损害的产业必然向政府施加压力，造成调整成本上升，这样的经济调整的政治经济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相似的，不会一帆风顺。

就调整的方向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要减少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这样做需要逐步实现产业产品结构的升级，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本地增值份额，从而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在国际价值链上处于低端水平的状态。而美国需要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多地储蓄以减少对外国融资手段的依赖，同时也需要更多地生产更多地出口，目前美国提出要振兴美国制造业，培养自己的战略新兴产业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由于中美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紧密联系，调整必然对对方产生重大影响，但目前的态势可以说是两国从两头向中间进行调整。我们过多依赖海外市场，美国过多依赖海外产品，这种调整有利于双方增加两国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

日报：目前的调整中有什么突出的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王勇：目前调整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矛盾，最根本的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扩大本地生产和出口，同时减少对中国的进口来改善贸易平衡问题。比如在跨国投资方面，美国希望把更多资本留在美国本土来振兴制造业，而中国希望继续吸收美国的来华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高质量投资，这使得两国利益发生了冲突。

但合作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目前看来，首先是双方要尽早缔结双边投资协议。这个议程在2008年布什政府后期已经启动，但目前仍未达成。协议的要点是双方的投资要更加开放，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要更加开放，这样才能弥补美国的流出资本，从而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目前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对中国的投资很欢迎，但是由于认为中国的投资可能导致美国先进技术的流失，这些努力遭遇了所谓“国家安全”的瓶颈。

第二，我觉得可以就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可行性研究。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而且现在双方关税都很低了，缔结协定是完全可行的，虽然双方都有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但这对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是我们应该抓住WTO的新机遇期为“多哈回合”谈判早日结束做出建设性努力。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的谈判能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今年新的WTO部长会议又要召开了，美欧日中这四家需要进一步协调立场，中国在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方面的积极姿态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和美国的关系。总之，面对“多哈回合”的临门一脚，中国应该采取主动来真正地起到大国应有的作用，为维护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做出应有的努力。

切实的行动和积极的姿态有助于改善我们在2010年对外关系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战略互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我们现在最切实的是打好手里的经济牌，创造合作的平台。

日报：布热津斯基最近发表文章把胡锦涛本次访美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你对此如何看?

王勇：布热津斯基作为一个战略家，亲身经历了邓小平1979年1月份的访美，但今天和当时战略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当时中美有一个共同应对前苏联的安全威胁的基础，在此之上中美结成了一个半结盟的关系，现在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竞争对手。

但鉴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调整还没有最后定调，这次访问就显得非常重要。就中国而言，我们必须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来塑造双方的战略互信。而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开放的姿态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非常相信一句话，中国要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中国改变世界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式必然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实现的。

胡主席访美美国怎么看?

1月18日~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对美国展开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在当前国际政治安全经济议题交织、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各方都对这次会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目前舆论普遍认为，自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初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一轮的低潮期，其间摩擦冲突不断，涉及的问题领域不断增多，直接影响到了世界各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判断，特别是在经济危机阴魂不散、朝鲜半岛问题求解无果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迫切需要在适当的协调沟通机制中得到重新定位和确认。

尽管大家都期待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但美国主流舆论的预测光谱却呈现出泾渭不同的分野。一些人力挺本次访问将会成为“破冰之旅”，并为今后的中美关系奠定建设性的基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目前面临的问题多为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解决。更多的中美关系专家则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布热津斯基：期待创造新模式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1月2日为《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将这次胡锦涛访美视为堪比当年邓小平访美的重大举动，并认为“这次访问应该致力于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将建立两国之间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两国对全球的公平承诺”。他期待着双方发表一个以全球相互依存所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来指引的联合公报来指导今后的合作，并且“承诺美中伙伴关系应该有一个比国家自身利益更大的使命”。

《华盛顿邮报》：布热津斯基“盲目挺中国”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则反映了美国社会内部对这次访问存在的疑虑。在1月3日的文章指出布热津斯基在“盲目挺中国”，文章援引多位美国外交资深人士来反驳他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过去一年的行为使中美长期利益是否一致成为了一个问题。“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中国会采取符合一个国际力量身份的负责任的行为方式，中国只期待美国的善意。”该文同时援引前布什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事务专家斯蒂芬·耶茨(Stephen Yates)的话来评估这次会面可能面临的困难，同时反驳布氏的观点：“一次会晤几乎不可能解决根本上的差异，这个设想中的声明成为三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一个奇怪的假设。”

基辛格：“太平洋共同体”可以成为新框架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避免中美冷战》为题发表文章，他认为，中美领导人峰会在即，许多问题都在此之前取得了进展，因此“一个积极的公报是有可能的”。同时他提醒双方“必须警惕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我遇到的许多政府之外的中国人，以及一些政府人士，似乎相信美国寻求遏制中国来限制它的崛起。”他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些互相猜疑可能将中美带入到新的“冷战”当中去。

但在他看来，“冲突不是国家崛起中的固有因素”。目前的关键挑战是“面对一个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技术剧变的全球化的世界，两国还没有共同的概念性框架”。由此他建议构筑“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

包道格：中美须致力于落实访问成果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H. Paal)近日撰文认为，从奥巴马2009年11月访问中国之后，媒体关注的焦点逐渐从合作转向了摩擦。“中美相互之间的战略猜疑在两国媒体和美国国会中都被放大了。”但他同时也认为，自从奥巴马2010年中邀请胡锦涛访美之后，对两国关系走向的预测更加积极，而且双方都在为本次访问的成功积极努力着。

同时他认为比访问本身更重要的是会后的持续努力。“尽管目前为止总的结果看来是良好的，但更为难办的是我们如何使成果在会议之后得到延续。以往经验告诉我们，使两国的精英阶层通过广泛渠道参与到一个包含各项议事日程的交流中来是推动进展的最佳方式。因此，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将是两个领导人及他们的同僚推动这一进程得以继续。”为此，包道格建议“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之间的互访可以成为之后的首个出发点” 。

李侃如：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预测本次访问双方的议题将可能涵盖棘手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以及安全关切和军事扩展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在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消除贫困和发展现代化经济的目标，所面临的仍然是诸如社会不稳定和疾病等方面的挑战。他表示，虽然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关注国内事务，但美国期待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在实力和国际义务之间有些脱钩”。

同时他也指出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问题属于经济领域事务，并且该领域在未来数年可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双方公司可以抢先一步发展部署，通过商业利益的纽带来将两国利益联系起来，形成政府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的模式。”他表示。

格拉汉姆·埃利森：抽象的语言将使双方失去机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中美关系目前是一种“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状态，因此有理由相信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当被问及此次访问中双方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他表示“非常希望能够有双方军事之间的合作，并使这种合作更加透明开放，并更好地理解双方正在做什么，或至少理解彼此的意图而不至于产生误判”，“两国国防部长的会晤并不如预期中的成功，但我认为可能的是双方领导人都有意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他们可能会寻求军事方面合作的方法，使双方都更加克制”。

同时他表示，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议题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我们的对话正在一步步地推进，我们希望的是双方领导人能够继续推动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强调在解决再平衡问题上中国强调更多的是国内问题。“但我们更有兴趣的是胡主席能够就此列举出中国已经在努力和即将准备做的方面，而奥巴马也能够提出美国的行动建议。”但他也指出“通常这样的会议不会提出具体的一二三条措施，而是非常抽象的语言”，“这将会使双方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

第三，平常心态决定看待分歧的气度。崔天凯表示，和任何其他双边关系一样，中美有交往就会有分歧，即使是合作领域，也存在十个手指长短不齐。中美关系顺利时，要放眼长远，对困难估计足一些。关系不顺时，要着眼大局，不让一时一事干扰整体合作。

中美关系2.0：当前中美分歧的背景、根源与应对
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这是自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正式国事访问以来，时隔十四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对美国事访问。

在经历了2009年的高开高走和2010年的急转直下等几番波折之后，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分岔口和关键节点。此访是在中美关系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这一大时空背景下的一次访问。因此，此访首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外，中美目前有很多战略分歧，一些矛盾、摩擦需要双方去务实地面对和解决，需要增信释疑。

此访如何叫成功?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把此访同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访美相类比，自有其意义。小平访美是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此访则是在中美关系遭遇了一些暗礁、湍流后重新定位、重回正轨的一次努力。

双方都在积极努力，确保此访成功。无论是美国防长盖茨访华还是中国外长杨洁篪访美，都可以更宏观地看成是胡主席访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访之所以重要，在于几个特殊原因和任务。

第一，美方对中国有很深的战略疑虑。对于2010年发生的一些事件，美方有不同的解读，包括中国傲慢论、中国自信论、中国强势论，各种各样的论调甚嚣尘上。美方在思考：中国是不是变了?中国是否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战略以及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中国是否还把中美关系当成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去维护?中国在亚太地区会同美国如何相处……美方很希望通过这次来访得到一些解答。

中方同样也有疑惑。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布局到底是针对中国，还是有其他考虑?美国在中国周边合纵连横是不是对华构筑战略包围圈?美国是否打算通过向人民币汇率施压导致中国金融领域出现问题，延迟中国崛起的进程?美国是不是已经开始改变过去建设性合作的对华战略?是否已从前年的示好，转向后来的示强，并将一味地强硬下去……中国也期望得到美方的答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项的任务就是战略“再保证”，相互坦诚沟通，增信释疑。

第二，中美正面对一系列的问题。美国关注朝核、伊核、苏丹、缅甸、人民币汇率问题等;而中国关注美对台军售、出口管制、市场经济地位等。双方都有一个很长的问题清单需要去解决，至少去管理。同时，对于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需要通过此访去挖掘，为未来的发展培植新的共同的土壤。

第三，此访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已经具有全局意义。此访到底意味着中美能够尽弃前嫌，重新携手迈向未来三十年?还是死结解不开，回归到一个全面的战略对抗?因此，这次访问也具有给全世界传递积极信息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其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规划未来。两国关系既有的三十年战略伙伴框架，是否适应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需求?如果不是，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规划未来?新的战略稳定需要做哪些努力?总之，此访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质性意义;既有总结过去，也有展望未来;既要解决当前实际性问题，也要思考一些更长远、更深刻的框架性问题。

此次重要的访问肯定会有某种成果体现，至于其具体形式，是联合公报、联合声明还是新闻公报等等，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质，即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能达成具体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将是经过深度沟通后，中美关系能增信释疑，重回正轨。这个成果如能实现，那么此访就应该说是圆满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能推动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并为两国长远发展设立一些框架，当然更好。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它的成果，一方面也要有合理的期待。我们不要对一次国事访问寄予过高的期待，给它注入太多的内容。中美关系毕竟已经超越了某一位领导人的某一次访问就可以改变历史的那个时代。

中美关系新定位

在美国霸权体系的状态下，中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和平发展了三十年。这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长期和平共处的一个奇迹。问题是：从现在开始，中国还能不能在这个体系下继续生存和发展?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的冲击力很大。尤其是对当前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冲击力更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乐观估计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是在2015年，我们整整提前了五年实现了这一预期，比很多中国人的预期也更快。这跟金融危机爆发有一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力量的上升跟美国遭遇到的困境形成反差，这种反差导致彼此心态发生变化。

如果中国比以前更加自信，那么美国显得比以前更加急躁。这种心态的变化使得两国关系同以前相比出现了变化。过去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准则是否适用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中国成功地跟美国共处了三十年，从今往后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能否做到，我觉得取决于两国的互动，取决于中国能否有效制定和规划新时期的对美外交。未来中美两国能不能避免历史上大国之间由摩擦到对抗的“宿命”，取决于两国的努力。

第二，全球化时代，威胁多元化、信息化、多极化，国与国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度增加。中美经贸38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的巨额美国债权，使得两国经贸关系唇齿相依。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政治上，两国在这个多元化时代里，正如奥巴马所说，都在寻求“多伙伴的世界”，彼此虽然不一定成为朋友，但也没有必要成为对手，大家完全可以成为伙伴——伙伴是可分可合的，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至少可以暂时在一起朝好的方向努力。

威胁多元化意味着美国还难以把中国定位成主要的战略对手。因为，美国目前至少面临着四重挑战：首先，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巴基斯坦反恐局势、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等安全关切，都需要中国的合作、配合、支持和协调。其次，美国需要重建国内经济基础，以此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振经济不仅关系到奥巴马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美国霸权的未来。美国无法承担中美全面交恶的代价，需要中美携手共同实现双边经贸以及全球经贸的再平衡。再次，美国面临气候变化、G20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肩负领导责任，如果缺乏中国的支持就很难有所作为。如果实现不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领导权，何谈对全世界的领导?最后，美国面临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在这方面，中国似乎是一个标志，但中国绝不是唯一的新兴大国，至少有“金砖四国”。面对群体性崛起大国的共同挑战，美国无法集中所有的资源、精力对付中国。这些都决定着它必须找到新的出路和办法跟中国打交道。这是中美可以寻求继续和平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在新时期，两国领导人也应该具有新的战略思维、视野和胸襟，也应该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

最后，中美关系既是双边关系也是全球关系。全球有很多事情等着中美共同去努力应对和解决。如果因双边矛盾而置全局责任于不顾，中美都负不起这个责任。两国的这层顾虑也有利于控制危机。

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国可以找到新的合作基础和稳定的方向，使两国关系继续向前推进。不过，推进以后的前途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但是中美合作已经走过三十年，再走三十年，就已经算是成功。我们不能过于拘泥是否成功，而忽视了过程。有人老想追求幸福，却忽视了身边一点一滴的幸福，殊不知把一点一滴的幸福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幸福。换句话说，重要的是如何把握中美之间一点一滴的合作机会，没有必要老想着未来是什么样。如果老想着未来会成为对手，成为敌人，那么不仅未来不痛快，整个过程中也都不痛快。

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考量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战略轨迹就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过程。冷战时期战略重心在欧洲，围堵苏联。冷战后，随着苏联的解体，西线压力减少，继而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结束，西线已没有太多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东亚的很多战略安全问题没有解决，并且东亚地区经济腾飞，经济重心也在往这个地区偏移。因此，美国已经开始思考战略重心是否东移的问题。小布什上台之初原想收缩战略资源，可是由于突发“9·11”事件，被迫把美国的战略资源调整的冲动转向了中东。

不过，历史的车轮仍是前进的，东亚地区的发展日益迈进，世界权力、经济、战略的重心都在朝这个地方倾斜。美国战略重返东亚是在完成一个历史的逻辑，是一个长时段内自然的过程，只是过去没有条件或者没有紧迫性而搁置了。自奥巴马上台后，伊拉克的撤军问题逐渐缓解，美国就顺势加速这个进程。同时，美国也有一些现实考虑。

其一，这一地区新兴或复兴大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都在崛起。如果美国放任自流不加大投入，它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有可能受到冲击和影响。

其二，这一地区盟国体系出现了松动的趋势，日美矛盾、韩美矛盾，前几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日本思考脱美入亚，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韩国想扮演东北亚平衡者的角色，多多少少显示出想跳出美国手心、追求独立自主发展的冲动。如果美国不施以重手任由盟国体系松散，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其三，除了战略和安全的考量之外，美国重返东亚的重要因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奥巴马信誓旦旦提出未来五年的出口倍增目标。知易行难，要实现这个目标，无法寄托于同样处于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亚太。除了中国，这一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市场，印度、越南都在崛起、印尼也在腾飞。

综合起来说，美国对东亚有四大担心。一是担心有其他大国主导东亚，取代美国的地位;二是东亚同盟体系崩盘，削弱美国地区影响;三是担心地区热点失控，干扰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布局;四是防止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得过快，排挤美国地区利益。过去几年，这四大担心全部出现，其中经济一体化是最成功的，不仅表现在中日韩、中国—东盟经贸领域，最深刻地还表现在金融领域，比如，中国和东亚六个国家商讨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倡议、湄公河计划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确实担心被排挤，因此通过三个办法想挽回一程。

首先，继续强化APEC的主导地位。APEC一直是由美国主导的，放大它的作用，希望仍由APEC来主导东亚一体化，而不是由其他组织主导;其次，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重新搭建以美国为主导、有意愿的伙伴国参与的一个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再次，就是通过双边渠道，构建双边自贸区——构建美韩、美新，甚至推动美台自贸区。

因此，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或者东亚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冲中国而来的，当然中国因素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毕竟中国是东亚地区最主要的新兴大国，而中国因素又为美国尽快重返东亚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中国要接受现实主动开创新局面

美国虽然声称一直没有丢掉东亚，但既然是所谓“重返亚洲”，多少也反映了客观事实。此前，美国大量精力、资源一直投在中东，对东亚地区相对忽视，导致东亚形成了自己的内在发展步调。美国要想在短时期内回归，必须找到切入点，安全议题是很好的切入点。看到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在主权和领土上存在矛盾，美国就大加利用。

现在看来，美国前一段做得比较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但并不是说取得了全面成功，因为这些目标的基础并不牢固。换句话说，美国进来以后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还是更大的动荡，值得观察。美国没有到来之前，这一地区的关键词是经济发展、崛起、一体化和合作。最近两年的关键词变成了冲突、军演和战争。美国到底能带来什么?未来东亚由谁主导，归根结底还是看谁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经济繁荣。

去年美国重返东亚的进程异乎寻常地迅速和顺利，几乎是一夜之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

第一，我们要相信过去十年中国的周边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过去十年间，我们经营周边，比如东盟自贸区、中日韩、上合组织等等的努力，不要因为美国一夜重来就全盘否定。需要看到中国十年的努力不会白费，中国与东亚国家形成的一些内在联系，已不是某个外来势力能一夜之间改变的。美国军事上的重返，改变不了中国同东亚国家经济上的连通，这是个基本现实。

第二，美国的重返看似各国都很欢迎，一些中小国家确实有借美国抗衡中国的考虑。但为了制衡中国而顺势引美入室，并不表示没有戒心和顾虑。比如越南担心美国进入会对其社会制度不利，担心过于依赖美国而失去中国，因此在安全上靠美，经济上靠华，政治上靠东盟，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其他国家莫不如此。

如果美国自以为其他国家欢迎它的到来，就兴高采烈，置中国于不顾，把中国推向对立面，那么美国将犯与当年进入中东时同样的错误。如果美国在今日东亚不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一味发挥破坏性作用，或者把矛头错误对准中国，也会得不偿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明智的办法是进入东亚后全面发展关系，否则半年、一年之后，就绝不会像进入时那样一帆风顺。在东亚地区，经济利益还是最高利益，谁能给大家带来经济红利，才是长久的考量。美国可能把这个地区当成未来的出口市场，而中国能给地区各国带来投资、市场等等，地区各国对此势必会权衡，而且，一些国家跟美国也不是没有芥蒂和矛盾的。

所以，中国要防止自己对号入座，把自己摆在美国的对立面，甚至摆在其他小国的对立面，否则就把两股力量人为挤在一起，这个难题就没法破解。中国要保持必要的战略自信，把握基本的战略格局，然后深刻分析这个地区的主次矛盾，善于抓住各种机会，这是我们看待东亚新变局的一个根本路径。

有美国参与的东亚已是事实，美国一直把自己当成亚太的一员，中国则是天然的亚太国家，中国没有否认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只是期待它能发挥建设性作用。中美需要彼此确认对方合理的身份，实现在重要问题上的妥协、沟通。

中国过去十年在周边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努力，不能由于美国的一夜重返而乱了方寸，松动了一些既有的战略布局。不能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丧失对大战略的判断，也不要因此而小肚鸡肠，不要因为美国跟这些国家好，我们就与这些国家交恶。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应该从双赢的角度去规划和思考。

首先，一定要坚持睦邻政策，对周边国家要宽大、宽容，别咄咄逼人，多一点包容，然后把经济上的优势放大，还要发掘文化相通的地方，加大建立政治互信，做好这些，冷静观察美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最后破局的是要实现三赢，即中美邻共赢。

其次，中美能否与第三方建立和谐的关系，不被第三方牵着鼻子走。东亚峰会是一个契机，美国进入东亚峰会后，中国理想的格局是既能实现中美沟通，又能同周边周家沟通协调，共同解决这一地区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思考，以及务实面对的新局面。

第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也可以拓展同其他区域的经贸合作，比如对欧洲，通过对欧洲债务的援助，通过中法之间的经济合作、中欧论坛、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开辟新天地。世界市场足够广阔。保存既有优势，放眼更大天地，整盘棋就活了，不至于局限在东亚斗气、斗计，自己伤了肝火，对方还没有伤元气。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中美唯有合作，别无选择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于本月14日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唯有合作，别无选择。加强合作将带来中美两国和世界的共赢。推进合作，应该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在外交部举行的第二届蓝厅论坛上，崔天凯表示，中美双方甚至国际上仍然有人心存疑问：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时，两国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世界为之瞩目。但此后一年，更吸引眼球的似乎是两国关系中的“坏消息”。

面对风风雨雨，中美关系这艘航船究竟能不能继续向着合作的方向前行，驶向更加广阔的前景?崔天凯表示，我们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明确的。

首先，中美合作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崔天凯表示，中美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彼此关系的基调更加积极。政治上，两国不再相互敌对，而是积极谋求战略合作。经贸上，两国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双方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军事上，两国不再是战场的对手，两军已在许多领域开展务实交流。盖茨国防部长近日成功访华，促进了两军关系发展。

崔天凯指出，中美合作的现实步伐不可阻挡。

奥巴马总统就职后，中美关系自冷战后第一次打破怪圈，迅速实现平稳过渡。在过去两年内，中美元首已七次会晤，两国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领导人也成功实现互访或会晤，两国高层往来的密度、广度和深度都创造了新纪录。崔天凯表示。

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不断上升，各种全球性议题也不断进入两国合作的视野。崔天凯表示，我们从来不赞成“中美共治”的说法，但中美合作对于促进世界上许多问题的解决的确必不可少。

当然，必须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中美关系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中前进，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不可谓不多。有的问题长期存在，而且事关重大。其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涉及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遭受干扰和挫折。这已经为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

崔天凯认为：“联系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需要，有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平等和尊重决定相互交往的高度。崔天凯表示，中美交往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谁求谁、谁依附谁的问题。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原则，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

其次，相互信任决定互利共赢的深度。崔天凯表示，无端猜疑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十分有害于双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