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孩子没春天？寒门子弟离名校越来越远

拿到班级花名册时，陆铭注意到了大多数同学没有留意的一个细节——全班60多位同学，农村籍学生只有5个左右。

作为北京大学某文科院系2009级1班的班长，陆铭此前一直以为，通过高考选拔获得中国这所顶尖大学通行证的同龄人，多数该有着和他类似的成长经历：出身农村，家境贫寒，独立自强，品学兼优。

这是这名来自四川的22岁寒门少年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知识改变命运，逆境辈出英杰。

现在，手上的花名册颠覆了他的信仰。而这正是眼下中国名校生源变迁的缩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仅仅是北大清华。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2008年12月，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哪些障碍，垫高了陆铭这样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门槛？封锁了他们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识改变了陆铭的命运，可绝大多数寒门子弟还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吗？

在北大校园，陆铭鲜有同乡，毕业于县级中学的他也没校友可聚，他是传奇，但成了孤独的传奇——眼下，什么样的年轻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华？

寒门少年都去了哪？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北大校园里，学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以为学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车票的方式，鼓励他们假期回到家乡，完成一篇调研报告。今年，这个计划不得不暂停。

“申请经费的学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干脆就没有了。”廉思说，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复旦大学招生办老师的印象中，这几年被招进复旦的寒门子弟的人数不断减少，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与体面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招进来的，还是从来没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他说。

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教育学者杨东平的研究显示，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以湖北省为例，2002~2007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学者廉思更为人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与《蚁族》一书的作者。他与团队走访的蚁族，家庭状况与所考入的学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

连专科都考不上或不愿读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

看着他们在转型期中国一小片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廉思开始觉得，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陷入停顿。

那扇门在高考前就被关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庆幸，自己在上帝关上门的前几秒及时跳了出来。这位来自河北沧州农村的24岁女孩，现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一学生。

儿时，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命运，要么念书，要么参军。她的伯伯与堂哥，就是通过参军，在城市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学率低，但仍旧让寒门子弟心怀憧憬。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三成多北大学子出自寒门。

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底层成为这一阶段社会变革中的受益者。寒门英杰辈出，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变迁。

仝十一妹的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中考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为成绩一路优异的她报考了衡水中学。在这所将应试教育发挥到极致的军营式河北省超级中学，仝十一妹与来自全省最优秀的同龄人度过了紧张且竞争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级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学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共42名，占据两所高校分配给河北省名额的33.87%。

“如果我当时留在县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说，那一年，她所毕业的县城中学年级排名第一的学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线名校。

这是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征兆。超级中学是各省重点中学的升级版，它们大多位于省会城市，拥有丰厚的教育经费与政策支持，像抽水机般吸纳当地及周边县城最优秀的学生与最优秀的老师，每年几乎垄断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的名额。

清华大学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的本科生调研团队以陕西省为样本，统计出当地两所超级中学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占全省名额的六成余，过去七年，陕西省的15位文理科状元，11位来自这两所学校。

这是超级中学与省重点中学选拔机制的结果：根据单独招考成绩，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学，后面的根据相差的分数缴纳赞助费，此外还普遍存在拼爹妈的条子生、择校生。农村孩子，尤其是远离省会城市的农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现再好，考入超级中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不平等的起跑线

超级中学的出现，很大程度成就于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各省最富竞争力的高中包揽。例如，全国十三所外国语学校，每年最优秀的学生都可直接保送进入北大清华。陕西超级中学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招生名额的98.9%、保送名额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垄断。

裸分考上北大清华的几率越来越小。据来自北大招生办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则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径迈入北大。他们绝大多数出自超级中学。

这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竞争力的重点高中实力越来越强，迅速升级为超级中学。绝大多数的普通高中与县城高中，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这台隐形的抽水机还在继续高速运转，向上抽离的垂直距离还在不断延长。

“如果再晚生几年，”仝十一妹说，“我家没条件送我到县城读小学，我就没有办法考上县城中学，更没机会进衡水中学，进不了衡水中学，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学者杨东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现状。在他看来，这一义务教育的过程已然演变为竞争惨烈程度远胜于高考的竞技教育。

“这一被大大拉长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杨东平说，“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越来越窄的向上通道

在北大，陆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门，毕业于一所县城中学，高考没有加分。

过去几十年中，高考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政策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等。但较之特长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奥赛等加分，比例与力度显然偏小。

对于陆铭来说，最有可能的加分是获得省三好或省优干，但这些有限的名额往往更容易被超级中学及省级重点获得。总之，陆铭没有盼来这项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荣誉。最顶尖的考生之间分数往往只有一两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优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赋予部分名校招揽杰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权，有机会通过这一途径直通名校的，是超级中学与省级重点中学的学生。

在甘肃会宁这座以寒窗苦读闻名的状元县做实证研究时，清华新闻学院09级本科生张晔遇上了一名垂头丧气的农村少年，这位被学校推荐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刚从考场上下来。“很多题目，他连看都看不懂。”张晔说。

自主招生的考题涉及面广，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触到的事物，比如五线谱，比如歼十……

清华社科2010级的陈美诗则在自主招生考试中遇到了一道关于费孝通在哪里上大学的题目，她说：“我在进清华前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题清华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艺术加分与寒门子弟更是绝缘。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而艺术特长生，迄今没有一位来自农村。

同样作为农村孩子，出生于黑龙江的宋永亮远没有陆铭的学习禀赋与运气。2002年，他从县城中学考入了黑河学院，1999年高考扩招后，进入类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这所县城中学学生最寻常的出路。

“高考扩招后，寒门子弟考大学不难，难就难在四年后，拿什么改变家族命运？”毕业之后，宋永亮旋即陷入就业痛苦。

其他同学的经历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还无力还清助学贷款。他们也大都出生于农村及乡镇，毕业于当地的县城中学，家中日渐老去的父母还盼着他们从此改变一家的生活际遇。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几组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代达到顶点后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学副教授刘云杉将农村城市化的进度与农村生源考入重点大学几率下降的速度对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远低于后者。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这意味着，中国高校扩招后，并没有增加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杨东平说，“相反，普通高校文凭的市场竞争力在扩招后越来越弱，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难度越来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间培训学校做销售经理，经过5年的奋斗，他终于可以住在北京五环外一间早上醒来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租屋。当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学都回去了，在县城，或周边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学院的文凭，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与他从未有机会上过的超级中学一样，像抽水机般将最优质的资源、机会、人才与财富从四面八方抽离、集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这个国家过去二十载社会变迁的切面——税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使资源向城市集中，财政收入向上级集中，基层政府越来越弱，农村走向凋敝。

他的农村老家距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俨然是另一个世界，节奏缓慢，机会寥寥。马路上，出现越来越多干脆放弃高考，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其他一些留守村庄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他们保守本分，复制着父辈的命运。

他不喜欢笼罩着家乡的失败人生的气味。

陆铭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与小学、初中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围坐在这位北京大学高材生旁边，那些在县城工作或从外地打工返乡过年的同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唯一一个共同的话题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陆铭为化名）

◎走到只剩我一个

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

开学后，我认识一名陕西老乡，她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陕西两所巨无霸超级中学之一，每年几乎垄断了陕西文理状元与北清名额。

但她看上去郁郁寡欢——“我成绩太差，在年级排下游，只能考上这儿。”她和我的高考分数差不多，都刚好过600分，可我的成绩在全县第五。作为县中的一名“尖子生”，我居然和超级中学的一名“差生”，考入了同一所大学。

平利县位于大巴山深处，农村人口占到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2003年我上高中时，类似西北工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加速膨胀，而平利中学这样的普通县中开始走下坡路，陕南地区曾经名声很大的旬阳县中学、汉阴中学也都消沉下去。我第一次高考过了一本线，但我想上一个更好的大学，于是我来到县中复读。

在考生最多2007年到2009年，平利中学考上一本线的考生也仅60人左右，能考600分以上的“尖子生”不足5人。

平利县的其他两所乡镇中学更惨不忍睹。2006年，我曾就读的八仙中学仅3人过一本线，7人过二本线，老县中学有一年甚至仅有一名考生过了二本线。

大学里，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他们有很多高中同学聚会。而我，几乎连一个同县的老乡都找不到。

我们都是“次品生”？

像我这样出身寒门的孩子竞争力差，跟县中的师资有关系。陕西师范大学这类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很少选择到县中教书，作为西部最好的师范院校，它的毕业生多数集中在城市中学。

平利县中迄今仅有一位全国优秀教师。他是高校扩招前招进县中的一批优秀老师之一。2005年开始，很多老师因为随之补充进来的教师水准都不如往前。并且，一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的老师陆续被安康甚至西安实力雄厚的重点中学挖走。

就这样，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师资就像高山的溪水般，一级一级汇入大河岸边的学校。被抽得最干最彻底的，是乡村的中小学。

在八仙中学，大部分老师都是中专毕业，水平稍高的老师很快就会被挖走。我初中的代课老师中后来有4位去了县中和市里的中学。

进入高中后，由于教师太少，我所在班级当时的数学老师就是从小学紧急调入的。高一下期末考试，班上一大批同学的分数都在30分以下（满分150分），我记得自己当时考了13分。

在这所乡镇中学里，专业学语文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数学的老师可能是之前学音乐的。在课堂上，老师经常解不出一道题目，就让“尖子生”去解答，学生讲完，老师就在讲台下补一句“就是这么做的”。

2003年，我参加中考时全中学两个镇的学生只有6人考入县中，我当时考了第7，留在了八仙中学。而在2004年的中考里，全年级仅一人考入县中。

八仙中学的高中生源，就是我们这些被县中和重点中学淘汰下来的“次品”。2006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全年级考生55人，仅有7人过了二本线，还有五十几位同学，干脆连高考都放弃了。

走到最后的幸存者

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教室很破，下雨天石板房漏雨，我们就把桌椅移开滴水的地方。

后来，初小被合并到乡里面的中心小学，这种基于办学成本的合并在当时的农村很普遍，常常三四个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

这种撤并使得学生和家里的负担一下子大了起来，同村和邻村的不少同学都回家帮忙干活了。留下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混日子，每天天不见亮就带着手电筒走山路去上学，到了教室已经是筋疲力尽，下午又要走路回去，从放学走到快天黑才到家。老师们对于学生的境况也是束手无策，水平有限的他们并不懂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的兴趣，他们总认为是我们太懒惰了，于是体罚成为家常便饭。

等到小学毕业时，我所在的班级就只有三十三个人了，同村的同学就只有一个男孩子。初小那些同学，除了两三个留级，其余没有读书了。邻近几个村情况也都一样，辍学成为家常便饭，纵然是集镇上条件好的家庭也有很多人辍学，他们常是因为调皮被老师体罚，跑回家就再也不敢到学校了。

等到上高中时，整个年级就只有一个人是我小学的同学。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农村上学希望太过渺茫了，不如让孩子打工攒钱盖房子，盖好房子娶妻生子则是最实惠的选择。从小到大，我的那些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

今年我大学毕业，回想自己一路来的经历，如果说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比喻为一次探险，我更愿意相信自己只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还记得高中时，政治老师曾经在课程问我们一个问题：政府下决心关闭黑煤窑、黑砖厂，大家说好不好？

我们异口同声回答说，好。汪老师当时很神秘地摇摇头说，对有些同学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学习，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这些厂打工，现在这条路也堵死了。”

大学毕业前夕，我回家参加初小同学的婚礼，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教过我们的大伯今年要退休了，这位有着43年教龄的乡村教师，回想职业生涯最得意的是，这辈子总算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也就是我。他的许多同事，穷尽一生也没教出一个。

坏消息是，村小班上的5个男生，如今就剩下我们俩了。其他三人辍学后到煤矿打工，被埋在了矿下面，回到村里的只有他们的骨灰盒。

◎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美国教育平权运动40年

在纪录片《等待超人》中，来自美国洛杉矶市的西班牙裔小女孩黛西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她梦想成为一个兽医，这个梦想要从学好8年级的数学开始——然而在她所在社区的史蒂文森初中，只有13%的毕业生数学是合格的；而在史蒂文森的直升高中罗斯福中学，只有3%的毕业生成绩可以达到申请四年制大学的最低标准，57%的学生甚至无法毕业。

类似的命运不只降临到黛西一个人身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拜耳凡斯将像罗斯福中学这样，有40%以上学生不能按时毕业的高中称为“辍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在全美有2000所以上。

你所在的地区有100所公立中学，却只有1所“明星学校”。假如你不在那个社区，父母又没钱送你去私立学校，就只好困在自己社区的中学里。在这里，要与那些家庭背景良好、享受优越教育资源的白人孩子公平竞争上大学，几乎难于上青天——这就是美国“穷二代”被复制的逻辑，与世界任何地方并无二致。

然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美国的精英阶层发起的一场教育平权运动，正在使强势群体自觉地为弱势群体做出牺牲，以实现平等的梦想，并为美国社会注入持续不衰的活力。

让落后者先起跑

刚刚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时常提起他的早年经历——1968年，他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考进了耶鲁大学。对他而言，这个转折有改变命运的意义——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好运降临在他要考大学的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骆家辉进入了耶鲁大学。

这样的“优先照顾”，甚至让白人学生认为受到了“反向歧视”：1972年，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拒绝的白人学生艾伦·贝基发现在医学院当年录取的16个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GPA和MCAT（医学院必备标准考试）成绩远远不如自己。他一怒把加州大学一直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虽然判定加州大学必须录取贝基，却认为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源多元化的政策”。

最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更是在意见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的经历与其它族裔群体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要弥合这种差别，强势群体必须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让给弱势群体，在激烈的自由竞争中，让落后者先起跑。

这个法案在而后的30年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1965－1995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经只略低于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把帮助的起点再提前

1985年，温迪·库普从得克萨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入学以后，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己觉得很简单的功课，她来自布鲁克斯地区（纽约著名的黑人区）一所公立中学的室友却觉得很难。

这个困惑成了她大四论文的题目，研究中她发现，是因为公立中学的低教学质量导致了这种差别，而公立中学恰恰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学生聚集的地方。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她面前：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帮助的起点还要提前。

1989年，库普大学毕业，她创办并和未来的丈夫、哈佛毕业生理查德·巴斯发展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后来，巴斯用一句话解释他们最初的动力：“为什么在美国，出身还可以决定命运？”

在二十多年间，“美国援教”共有过14000多名成员，他们大多和巴斯夫妇一样，毕业自“常春藤”大学，在签订2年的服务合约之后，自愿到教育质量最差、最贫困、社会问题最多的社区任教。

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给信心低落的“辍学工厂”带来了希望。尽管2/3的人会在2年服务期满后离开，进入其他行业，但他们以其他方式继续贡献——现在，“美国援教”每年接受来自高盛、谷歌、盖普等众多公司以千万美元计的捐赠；还有1/3留了下来，成为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其中就包括后来创办了全美最成功的特许学校体系KIPP（knowledge is the power program知识就是力量项目）的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

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

如果说公立学校系统是“穷”孩子别无他选之下必须要吃的“大锅饭”，特许学校的设立就是给了他们选择“开小灶”的权利。这类学校虽由政府按人头拨给教育经费，却交给私人经营，不受一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KIPP学校体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如果你走进位于KIPP在休斯顿大本营的KIPP学校，会觉得这里更像一座“军营”，而不是公立学校：学校里井然有序，安静得出奇；教学楼里的柱子上写着“没有捷径！”的标语；不同肤色的孩子穿着统一的T恤，上面写着“2024班”——那是他们将进入大学的年份，从进入KIPP小学的第一天起，他们就被告知自己一定可以进入大学。

1994年，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休斯顿贫民区对50个失去信心的“穷孩子”开始了第一个KIPP班级的尝试，他们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理念转化为“军营”模式：从上午7：30到下午5：00的集中课程和活动，之后还有2个小时做作业；周末要补课，假期也有特别训练；老师手机全天开机，等待任何“求助”--KIPP的设计者相信，要扭转“穷孩子”的恶性循环，就要让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家庭的影响，通过KIPP得到更多资源。

“穷孩子”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根据KIPP2011年4月发布的报告，89%的KIPP学生进入了大学。这些孩子大多是自己家庭中几代里第一个上大学的——KIPP的学生有95%是黑人或拉丁裔，85%来自低收入家庭，而全国平均来看，这样孩子100个里只有7个可以从大学毕业。

目前KIPP在21个州和地区开设了109所分校，受惠的“穷孩子”超过32000个。而从1990年，特许学校在公立学校系统改革受阻的背景下兴起至今，已经有5000所在全美各地展开过尝试。

“美国援教”和KIPP带来的“鲶鱼效应”，已经冲击了陈旧的公立学校体系，并引起联邦政府的行动：布什在2002年签署的《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要求各州政府追踪每一个孩子的阅读、科学与数学成绩，确保在2014年之前达到熟练水平，“没有一个人掉队”；而奥巴马上任后，干脆将联邦政府对于特许学校的拨款增加了一倍。

在更大的背景里，“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的目标正应对了美国人在全球分工时代的远大预见——公立学校系统曾经为美国培养了大量的劳工阶层，而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早已被转移出国，未来美国年轻人的目标应该是政治、商业、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在奥巴马上任之后，大卫·莱分和麦克·芬博格在向新总统的联名信中写道：“奥巴马政府应该有打破成见的目标：在十年内让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上大学或获得职业教育，这将会给他们带来非比寻常的人生机会——在这样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