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大地 争做新农人

“70后不想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这是前些年在农村流传的一句话。

不过，随着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开始崭露头角，这当中不乏返乡大学生、城市青年、企业家、海归等等。他们上得了山，下得了地，赶得了海，进得了沙漠，带动父老乡亲们一起增收致富。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养蜜蜂”，贵州省纳雍县怕那村90后返乡创业青年袁小梅说，“看到我们爸妈很辛苦，所以实现梦想，让大家都有收入”。

袁小梅在城市学习了新理念、自学掌握了新技能之后，放弃城市里舒适的生活环境、优厚的打工收入，于四年前回到家乡创业，克服困难做起了“养蜂人”。

截至2023年6月，袁小梅养蜂超过600箱，同时带动20多户农户发展蜂厂达27个，年产蜂蜜近10吨。袁小梅对记者表示，她未来想把养蜂业做成产业链，带动父老乡亲一起把它做成一份自己的事业。

有学成回乡，也有远赴他乡。早期随北京援疆项目赴新疆参与乡村振兴创业的崔拥民，本想项目结束就回去，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不仅娶了当地维吾尔族媳妇，还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承包80座示范大棚（其中70座是种植葡萄，10座是种植各种蔬菜）：以葡萄为例，一个承包成本1000元的葡萄大棚年销售收入可超过1万元。

像袁小梅、崔拥民一样主动把在城市收获的资源、技能应用到乡村创业中，而且已经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是很多“新农人”振兴乡村的缩影。大学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农人”的范畴正不断丰富。

日前，由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组织编写的《2023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高素质农民平均年龄为45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0.6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1.95%。

家乡呼唤游子，游子惦记家乡，这是一种“双向奔赴”。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胡银根对记者表示，“乡村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激发民众的内生动力”。

新农人，正成为科学农业、乡村服务的新型“农把式”，正成为“兴农人”。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22年底，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220万人；根据《“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据将超过1500万人。

“新农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搅动了原有的农村生产环境和格局，产生了一定的鲇鱼效应。

第一财经记者在贵州大山、浙江、福建省北部山区的走访中看到，高素质农民依然缺乏、素质仍需提升。建设新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在更广泛的层面培养新型农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看来，只要做好乡村人才的“引、育、留”工作，乡村振兴的路会越走越宽。

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新农人的“引、育、留”，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仝志辉与邓国胜教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要发挥农村的资源禀赋，东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问题是不太一样的，如有些东部农村地区依托美好的生态环境来吸引人、留住人；同时因为它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发达，拥有半小时生活圈优势；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在农村工作。

同时，仝志辉和邓国胜分析称，未来可能是一种多元化的留人方式，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还是要去培育人；尤其是怎么更好地培育自己本地的人才，这才是当务之急。

另外，在北京街头和走访调研中，有的“新农人”表达了对扎根乡村的长期收入、待遇和发展机会等有一定的担心，主要原因来自现阶段在农村的经济业态仍不完善、产业结构仍不完整、配套保障仍不完备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魏后凯对记者表示，采取多方面措施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是未来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可以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为规模化经营提供可能。

特别是魏后凯和仝志辉指出，“新农人”发展的信心是这个群体职业成长原动力、持久力的基础。全面提振新农人扎根信心，必须要推动乡村振兴职业配套支持，必须培育农人发展技能、在产业生态上支持新农人成长，必须多举措有效提升其职业信心，避免由沉没成本带来的职业迷茫和发展惰性，同时加强“新农人”的职业保障、职业认同，以及加强医疗、文化、科技等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让他们愿意返乡入乡、甘愿驻守乡村，让“新农人”真正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兴农人”。

我们看到，“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的“能动力”：是农产品的生产者、是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是乡土文化的传承者、是乡村治理的实践者；他们逐渐解答“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新课题。

 

编导：王双阳

主编：宣继涛

制片人：赵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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