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世锦：抓住“三个平等”，产业不升级也可支持一定的增长︱2024经济展望

本期嘉宾：

刘世锦：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中国2023年实际GDP将增长5.4%，相比2023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值，上调了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合组织（OECD）在近日发布的报告中将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上调至5.2%。这表明，尽管2023年中国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但依然在荆棘中韧性前行。

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我们靠什么可以继续保持未来5-10年的中速和高质量增长？要继续挖掘增长潜能，为何体制机制性改革更重要？为何解决了两亿进城农民工的“三个平等”，就找到了扩大需求的真正痛点？为何稳住了房地产就稳住了供给端带来的增长？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专访了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他指出，要实现2035年人均收入3-4万美元的目标，关键变量是汇率，而汇率升值背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就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他强调，在需求端，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关键是要解决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三个平等”问题，即身份平等、公共服务平等、土地和不动产平等。在供给端，要稳住房地产这一支柱产业，抓住“第二次城市化”的机遇。

以下为采访实录，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有所调整。

要达到人均3万—4万美元的目标，关键变量是汇率

第一财经：为何2024年中国GDP增速不容易预测？为何年均至少4.7%的增长也要踮起脚尖跳一跳

刘世锦：关于2024年的经济增速，最近国际上一些大的机构预测大体上都是在5%以下，百分之四点几，应该是低于中国目前的潜在增长水平的，因为我们目前的潜在增长水平大概是5%-5.5%之间。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这个角度来看，东亚经济体大体上经历了由高速到中速再到低速的三个阶段，我们很可能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中速增长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以后有可能还会有5-10年以5%为中枢的一个增长平台。

我们确定了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也就是人均GDP要达到3-4万美元，目前我们的人均GDP大概是1.3万美元，这个数据翻一番，每年需要至少4.7%的增长速度。过去4.7%应该不成问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中枢实际上有所下调，所以今后10年，很可能需要踮起脚尖来跳一跳，才有可能够得着这样一个增长速度。

第一财经：要达到人均3万—4万美元的目标，关键变量是什么？

刘世锦：实际增速、物价水平、汇率的上升，这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把国内的经济增速转化成现价美元的名义增速，可能每年要达到10%左右才能够达到人均3-4万美元。从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当时这两个国家GDP的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是由汇率升值贡献的。汇率升值背后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关键性变量。

提高中低阶层收入，关键要解决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三个平等”问题

第一财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要依靠宏观政策还是体制机制的改革？

刘世锦：潜在增长率有三种类型，由技术水平决定的增长率，或者叫自然增长率，这就决定了增长速度的一个上限；体制机制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约束下的潜在增长率。

我想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对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发达经济体经常出现低速甚至负增长，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就决定了它们的增长水平。但是对我们来说，宏观政策主要起到稳定和平衡的作用，它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如果潜在增长率是5%，宏观政策最多能够影响1%，剩下4%要靠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政策。

第一财经：需求端，体制机制改革应该向谁释放红利？产业不升级也能拉动一定的增长？如何改革才能能让5亿人用上马桶，10亿人坐上飞机？

刘世锦：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关注9亿中低收入阶层。我们能不能制定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到2035年，让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如果让5亿人中的3亿坐上马桶，10亿人中的5亿能坐上飞机，那么我们现有的产业不用转型升级，它们本身的产能所对应的需求就可以支持一定增速的增长。

反回来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如何才能够提高？再分配是必要的，但我认为它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要在发展权利、开放和人力资本成长环境的改进方面下功夫。

实际上，我们是要解决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平等”问题：第一，农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平等，比如户籍制度，可以实行负面清单，除了少数特殊地区或城市，其他地方都可以放开；第二，基本公共服务获取的平等，就是在对近2亿进城农民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这是中国扩大消费的关键；第三，城乡居民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权利平等，一项财产或者一个物品可交易不可交易、可不可以流转、可担保可抵押和不可担保不可抵押，它的市场价值差别很大。这也是为什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提出，农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应该是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另外，农民的宅基地在集体组织之外流转，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探索。我们也建议，农村土地、宅基地流转后所获取的收入，应该首先用于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保体系，解决保障性住房的问题。

房地产负增长不符合现阶段客观规律对应的形态

第一财经：供给端改革，为何首先要稳住房地产？怎样才能稳住？

刘世锦：房地产是一个支柱产业，关联了50多个行业，房地产往上走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往下走的下拉力度也相当大。所以当我们预期房地产整体会从高速逐步向中速，甚至将来可能向中低速转换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需要平稳过渡。

前两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速最低已经降到了约-20%，这已经不符合现阶段房地产增长客观规律所对应的形态了。因为现在房地产至少还可以保持一个中速或者中低速的增长，比如3%，甚至5%。要稳住房地产，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一些新的发展空间。我们建议，现在有些城市住房滞销，政府是否可以收购一部分，转换成农民工的保障性住房。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二次城市化”的发展新机会。就是当城市的核心区的发展进入饱和期以后，它会有一个所谓郊区化的趋势，实际上是一个都市圈形成的过程。怎么能够抓住这个机遇呢？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相当重要，就是要推动城乡，包括人员、资金、土地这些要素能够双向流动，既要让农民能够进城，也应该允许和鼓励城里人下乡。

第一财经：供给端改革，为何要重视企业家精神？

刘世锦：这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涉及到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如何理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如何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我们可能需要从理论上来区分资本家和企业家。

工业革命初期，办企业的都是一些有资本的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提供者、企业创立者、企业经营管理者，这三者是可以分开的，他们有不同的职能。当然有人说还要用资本家这个概念，实际上现在资本提供者已经社会化了，比如资本市场，有上亿人参与。

企业家才能和精神，是一种超越资本、劳动、土地、技术要素等资源的另外一种资源，也是更为稀缺的一种资源。企业家才能也是一种劳动，是一种具有更大创造力，能带来更大价值的一种劳动。因此，市场给他的回报也是比较高的。

制片人 张言

编导 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