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纯学术问题丨秒懂金融

李婷：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一直是全球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然而，这一奖项的评选过程和结果却常常引发争议，一个重要的争议点，是它往往涉及了很多非经济问题。应有为，这方面的情况，你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有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初衷，并不是出于纯粹学术目的。我们知道，1895年，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他的遗产将用于设立一系列奖项，表彰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和平领域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这些奖项于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诺贝尔遗嘱中的原始奖项。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了“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以纪念诺贝尔。这一奖项于1969年首次颁发，旨在表彰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然而，这一奖项的设立背景却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当时，激进经济学思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新古典经济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瑞典国家银行通过设立经济学奖，是试图提升新古典经济学的地位，以对抗激进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中具有倾向性

这一奖项的评选过程也反映了它有明显的倾向性。早期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与保守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密切相关的朝圣山学社成员。此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等。这些获奖者的研究大多强调市场自由、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与瑞典国家银行设立奖项的初衷是一致的。

李婷：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些做法，有没有受到外界的批评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倾向性引发批评

应有为：的确。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性立场引发了批评。首先，这一奖项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他流派经济学家的贡献。例如，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尽管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其马克思主义立场，从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选择性忽视不仅限制了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也削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其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标准过于狭隘，过度强调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忽视了其他经济学流派的价值，导致经济学研究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不足。而保守主义的理论经常获奖。比如获奖的弗里德曼是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获奖者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立场明显偏向保守，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后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

李婷：那么，这种做法会带来哪些不良后果呢？

倾向性评选带来不良后果

应有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导向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它可能导致评选过程中的偏见，使得某些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忽视。也可能限制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评选委员会倾向于奖励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研究，而忽视了其他可能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例如，行为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相对较少受到关注。

李婷：偏向单一的评价尺度，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实践中的问题？

应有为：的确。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理论，很容易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中产生深远影响，被很多国家用来指导经济实践。但是理论往往和一国国情脱节。而且，这些获奖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争议。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在解释和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存在不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市场机制的缺陷，显示出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也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忽视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这些争议反映了经济学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李婷：那么，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问题，您有哪些建议吗？

建立更公正包容的经济学评价体系

应有为：在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经济学评价体系至关重要。首先，评选标准应更加多元化，涵盖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评选委员会应包括来自不同学术背景和研究领域的专家，以确保评选过程的公正性和多样性。

其次，应注重经济学研究的实际影响和社会价值，而不仅仅是理论的创新性和学术影响力。例如，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可能不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严谨，但其对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和改善社会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应加强对评选过程的透明度和监督。评选委员会应公开评选标准和评选过程，接受学术界和公众的监督。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评选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也有助于增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李婷：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有名，但是也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经济学评价体系，注重评选标准的多元化，强调研究的实际影响和社会价值，并加强评选过程的透明度和监督。只有这样，诺贝尔经济学奖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推动经济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诺贝尔奖是非常讲究“血统”的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托尔 (Richard SJ Tol)曾经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87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 82 位有着共同的“学术祖先”，而且往往不需要上溯太远。在成为候选人的条件下，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和同学更有可能获奖[1]。

他后来把这项研究扩展到了所有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发现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和经济学奖的 727 名获奖者中，有 696 名来自同一个学术家谱，只有31人例外[2]。

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和学生共有 360 对，其中 255 对属于同一学科。当把师祖与徒孙之间的关系，以及更远的学术联系考虑在内时，这个数字变得更加夸张：共有863对（一位诺奖得主可能对应多位学生、教授、学术祖先和后裔，算作多对）师生或更远的学术关系中的成员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431对是在同一学科领域获奖。

同一位教授可能会有多个学生获得诺奖，比如发现电子的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逊（Joseph Thomson)，本人获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学生中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7名（其中一名是他的儿子），化学奖获得者2名。而在他的徒子徒孙中，一共产生了227名诺奖得主。

得益于汤姆逊的贡献，他的老师雷利勋爵也成了诺贝尔后裔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同时也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后裔最多（126人）的。阿道夫·冯·拜尔 (Adolf von Baeyer)在化学领域位居榜首，共有 107 名诺贝尔奖后裔。

这种关系还能“隔代遗传”。比如奥本海默的求学之路上，布里奇曼（Percy.W.Bridgman）、汤姆逊、玻恩这些当时或者后来的诺奖得主都指导过他，他的学生威利斯·兰姆（Willis Lamb）也获得了诺贝尔奖，只有他错过了诺奖。

“诺贝尔血统”浓度最高的要属克雷格·梅洛(Craig Mello)，他在2006年因为发现RNA干扰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在他的学术家谱上，足足有51位前辈是诺奖得主。虽然梅洛的直接导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五位师祖中有四位获诺奖，都是生理或医学奖的得主。

在727位诺贝尔奖得主中，仅仅有66位既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作为前辈，也没有诺贝尔奖得主作为同辈，但他们仍然通过一些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建立了联系。此外，还有130位诺奖得主的教授中没有人赢得过诺奖，但是同学中有诺奖得主。由于这些间接的联系，他们也被包括在最大的一支诺奖学术家谱上。

参考文献

1.Tol, R. S. (2022). Rise of the Kniesians: the professor-student network of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9(4), 680-703.

2.Tol, R. S. (2024). The Nobel family.Scientometrics,129(3), 1329-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