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曹远征：应对经济新变化，要稳杠杆、上轨道、可持续丨2025经济展望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经济面对着“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2024年，从“926”中央政治局会议果断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到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5年九项重点任务，传递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其中又蕴含了怎样的增长机遇？《2025经济展望》系列第一期，对话曹远征。

2025，全球经济风险点在哪里？

第一财经：2024年是全球的大选之年，在经济波动之外又叠加了地缘政治的因素，使得全球经济出现了复杂多变的特点。展望2025年，您怎么判断全球经济的走势？

曹远征：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方向感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前一阵正好写了一本书《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讨论的就是百年变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这本书我也没想到买的人很多都是非经济专业的，而且都是年轻人。他们告诉我，说是要寻找方向，这个世界变得陌生了，变得不认识了，跟他们过去理解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这是个最重大的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其实回顾2024年，你会看到大选年代表了未来一个世界的变动，最重要是特朗普再次回归，他讲的是美国优先，是给逆全球化而做的一种建制性的安排。那么过去全球化的世界会变成碎片化的安排。我们说在这个意义上，2024年可能是载入史册的。

第一财经：2025年全球经济有哪些确定性的事件？有哪些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是风险点？

曹远征：最大的不确定性，像美国这种新政的实施到底怎么实施？会走哪一步，这是全球所关注的。那么最大的确定性就突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你只能靠自己。于是对中国来说，扩大内需，过去可能还有其他可以选的，但现在必须的、只能这样，这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2024，中国宏观经济数字有什么明显变化？

第一财经：聚焦到中国经济，您总结，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用一个经济学常用指标，就是国民经济平减指数为负。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曹远征：国民经济平减指数为负，它是什么意思？很简单，你生产这么多东西，但卖出的价钱比过去卖的少。那么，因为你的收入在减少，对微观来说，现金流会有困难，企业的债务负担会加重。对宏观来说，你发现增速尽管实际上好像是生产东西很多，但收入没有过去高。这种现象就称为所谓平减指数为负。有人把它总结为通缩，但从中国来看，它不是通缩，货币供应量是足够的。它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一次，一定需要有财政的大规模的投资和刺激。2024年11月，从全国人大提供12万亿所谓三年的化债计划就跟此有关。2024年9月一揽子增量计划，是走出这样境况的一个选择。至于你说为什么中国这次在没有外部冲击情况下会出现这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所带来的问题。第一个，中国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门槛。世界银行有一个指标是14000美元，中国如果按人民币现价后来算到13000左右。如果按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算，可能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了。我不想强调高收入社会有多高，收入是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高收入社会的发展战略、发展策略、发展路径跟低收入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什么叫低收入社会？就是穷。穷了，就什么都缺。那么，生产什么都可以，都是合理的。于是发展经济、增加供给、努力生产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基本选择。但是进入高收入社会，你发现需求是最重要的，如何能创造需求就变成最核心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低收入社会是供给为主的经济政策，在高收入社会是需求为主的经济政策。举例来说，恩格尔系数就是指在居民收入中d，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占整个居民收入的比重。从2017年开始，中国的这个比重下降到30%以下，已经连续8年了。那么，这个30%也就是说，在你收入中间只有30%的钱花在生活必需品上。中国现在老百姓谈论什么问题？是教育问题，是养老问题，是医疗问题。这些都跟发展型消费相关，是消费重心开始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意味着，高收入社会就是服务型社会。老百姓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但是供给还是一个传统的供给，那么一定会错位。供给也应该发生相应的调整，创造需求去满足需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全方位扩大内需，其中扩大消费是核心，那么消费核心最重要的又是服务业。第二个，中国人口开始出现了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也带来经济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房地产曾经每年新增面积在15亿到17亿平方米，正在向10亿方向收敛。要防止房地产去产能速度过快，幅度过大，那么这叫宏观调控，这就叫止跌企稳。这两个因素就产生了我们刚刚说的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这样一个现象。

财政政策从哪里发力？

第一财经：出现了名义增长低于实际增长的情况，可以做些什么？财政刺激政策备受期待，那么财政的发力点有哪些？

曹远征：我认为就三件事，第一要稳杠杆，第二要上轨道，第三要维持可持续。名义GDP增长低于实际GDP增长，那么它意味着价格在下行中间，这很容易导致一个去杠杆的问题。其实房地产你看价格的快速下落，就是一个去杠杆，它会引起系统性风险，那么稳杠杆就是必要的。政策正在这方面更大地发力，现在变成更有力的逆周期调节。股市价格基本稳住在3000点以上，房价也开始出现稳定。尤其在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就会看到二手房的交易已经开始活跃。那么稳了杠杆以后，就在上轨道。这次我们看到一揽子增量投资，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是化债。化债比如说是帮助地方政府在疫情几年中欠企业的这些钱还给企业，那么这企业就可以上轨道了。第三要讲到可持续就要改革。那么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在未来5年中间60项300多个改革措施，要求2029年前完成。那么在这些措施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城市化率是6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8%，那么48%到66%是2.8亿农民工的一个差距。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获得收入，但是他的消费不像城市居民。我们做银行的我们能看得很清楚，这些人的储蓄率高于城市一般储蓄率一倍以上。他攒钱干什么？他担心他的未来。他把这个钱赚了以后弄回家盖了个漂亮的房子，又没有收入对吧？还得出来打工。于是农民就变成了有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有收入，但是不敢花。不敢花，形成财产，形成财产又没有收入，还得出来挣钱。这样一种情况显然对消费不利。能不能通过改革把新的体制和机制建立起来，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是城乡一体化。无外乎就三件事。第一，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在城里入学？比如说中央政府把责任承担下来，通过发教育券的形式，农民工拿着教育券到他打工的城市，孩子到那就学。然后学校拿教育券找财政报销。这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叫中央的支出责任。再比如说，现在农民工要进城，最终是房子问题。政府能出钱把楼买出来，然后变成保障房、廉租房，给农民工使用，使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安居乐业。第三，如果他的宅基地附着物房子可以出租、可以经营、可以转让等等，那么就解决了他未来的养老问题、社保问题。那么这时候中国的城市化率在提高的过程中间，消费在释放之中。想想看2.8亿的人口，这是几乎跟美国人口相当啊。那么如果他能真正变成城市人口，真正能开始转变成中产人口的话，是个很大的消费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5年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2035年就能为实现现代化奠定基础。因此我们想这是个深刻的改革，既能够短期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从未来能奠定一个现代化的基础。

加大民生投入有哪些着力点？

第一财经：财政投资应该有非常大的比例可以用在提高民生福祉方面，包括您所提到的给进城的农民工家庭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也有人提出社保的投入应该适度超前，您怎么看？

曹远征：过去投都是砖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等。“铁公基”，这都可以用个砖头来做比喻。现在很多人说，是不是要投人头？你讲社会保障、讲教育、讲医疗，讲的这些东西都跟人头相关，它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有了这种保障，然后你才敢花钱。已经开始转向除了硬的基建“铁公基”以外，也还是有软基建。我们看到是，比如说投的保障房，比如说提高社保水平，比如说投医院，比如说投学校，尽管你看他也是投的砖头，但这个砖头跟那砖头不是一个砖头，是跟人头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同样能带动经济，但是更是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何提高居民收入？

第一财经：另外一个层面，现在宏观政策特别重视消费。消费的背后其实是居民的收入，怎么提高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因为他们的边际消费意愿是最强的。

曹远征：这一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又重新提出来，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因为中国还是中低收入群体占人口大多数，那么他的收入来源主要就是工薪收入，扩大就业是核心问题。怎么扩大就业？服务业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就业的吸纳能力高于制造业。通过扩大服务业，扩大就业，通过服务业的高质量的发展，来创造高收入的机会。扩大就业和扩大高收入就业岗位结合起来，然后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从而使低收入阶层以更快的速度壮大成中等收入阶层。

人民币汇率背后，国际货币体系正如何变化？

第一财经：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稳定。“合理均衡”的区间应该是在哪里？

曹远征：你谈到汇率问题，其实我们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次特朗普特别强调数字货币，特别强调比特币。包括马斯克等等，他们都是说这个数字货币和比特币很重要的。你知道过去央行都是反对这种东西的，美联储也是反对的，为什么突然变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8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它的1.0版本就是美元跟黄金挂钩，1973年黄金退出挂钩，美元开始跟国债，跟石油挂钩，那么现在是不是要跟数字货币、跟比特币挂钩？所以在金融市场中他们有一个讨论，说这可能是美国逃债的一个办法，因为美国现在债务负担很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讨论人民币汇率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全球货币体系在重新寻锚的过程中间，人民币会不会是个锚？比如说这次金砖国家在俄罗斯开会，就是货币桥的安排，作为一个新的支付手段，那么其中人民币就是个很重要的选项了。第二即使不考虑什么美元跟数字货币挂钩，汇率中间也有一个浮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政策会使美元指数升高，美元指数升高就意味着人民币会相对美元贬值。通常我们认为大概人民币的汇率取决于美元指数升高的速度。现在很难预测美元指数升高速度，因为特朗普上台，他的加税的政策和其他政策究竟怎么安排尚且不太清楚，但这个大趋势可以看得清楚，就是美元指数可能会在持续升高过程中间，全球对美元的比值都会有一个趋贬的态势。

第一财经：对我们的出口企业来说，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曹远征：与其说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如说美元指数波动，这肯定是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中间避险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要选用波动率比较低的货币，那是什么呢？人民币。并不是你们说的人民币在贬值，是美元在升高。

第一财经：它是一个被动的相对的概念。

曹远征：是个相对价格。

第一财经：波动区间不会特别剧烈？

曹远征：不是，很剧烈，人民币不会有多大的贬值，是美元的升值幅度很大。所以它波动变得比较剧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金砖国家都开始去美元化，开始用更稳定的货币来进行安排的原因，那么其中人民币是首选货币之一。也就是说，如果你进出口能用人民币结算就用人民币，不用考虑汇率的变动问题。

中国货币政策有哪些新变化？

第一财经：2025年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怎么去界定宽松的范围？

曹远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14年以后重新提的。过去我们讲货币政策是跟通货膨胀挂钩，但过去中国经济中间、增长中间一直有通货膨胀现象，也就是说要控制物价上涨。但现在突然发现物价下跌了，货币政策是不是要跟这个目标挂钩？那么如果跟这个挂钩变成了要叫价格适度稳定的提高，这是个重大的变化。定位发生重大变化，它不仅要控制通货膨胀，还要控制价格过度收缩，要求价格合理增长。那么这是一个新定位。这是这次货币所谓适度宽松，我认为最革命性的变化。

第一财经：要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钱如何流到终端企业，信贷投放如何放出去，使得适度宽松真正落到实处？

曹远征：适度宽松，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是在价格上，是这个目标有所变化，给财政的配合上也发生变化。就是利率形成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你做财政开支计划，尤其维持长期的财政开支计划，一定要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保持一致性对吧？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一致性的问题，一致性怎么做呢？如果你看美国，中央银行要在公债市场发挥作用。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货币政策跟财政政策正好也朝这个方向转变。也就是说，未来超长期国债的发行，未来重大的国债发行，那国债就得影响利率。中央银行来吞吐国债，就是在调控利率。那么有一种设想，比如说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置换成国债，商业银行通过吞吐国债来获得流动性，中央银行来通过吞吐国债来影响流动性的价格。这就是利率。那么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

2025，经济“三驾马车”贡献如何排序？

第一财经：2025年“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度怎么样？请您做一个简单的排序。

曹远征：如果从经济增长，从边际贡献力量来说，2025年肯定是投资的贡献在加大之中，其中政府在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消费来讲，我们说消费在改善中，就是边际改善。但消费因为在过去增长也都是相对稳定的，特别在2024年9月份以后，消费已经基本稳定起来，那么2025年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超越性的增长，对吧？那么这是贡献第二位的。2025年大概影响增长最大的是出口，一方面外需在减少，另一方面美国在加税，但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它的排序是投资第一，消费第二，出口第三。大概总的增长我们认为如果做得好，还能维持在5%左右。

第一财经：通胀、PPI会怎么样？

曹远征：我们希望在2025年上半年是应该名义增长与GDP实际增长相一致，也就是国民经济平减指数应该变成正的，PPI也要变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