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震：以“能源电力化+电力零碳化”迈向碳中和丨首席评论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为此，《首席评论》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黄震。

减碳目标已公布，各方如何协同？

第一财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

黄震 ：“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KPI，事关我们在2030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

我国能源（结构）也好，工业（用能）也好，尤其是一些高产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煤炭，当前煤炭占比仍保持在50%以上，像钢铁、冶金、水泥、有色等产业还占较大比重。另外，我们的能源需求还在继续往上走。像AI、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用电的需求。

但是对“十五五”时期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近几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在2020年，我国风光装机只有5.3亿千瓦，到2025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在2024年就超过了煤电装机，2025年超过了火电装机，为我国降低单位GDP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同时，四中全会明确要加快实施从原来的能耗“双控”，要走向碳排“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变革。“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这些具体的抓手在一起推进我们的减碳工作。再辅以我们的碳市场和CCER自愿碳减排市场，这些方式结合在一起，我们“多管齐下”，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绿色电源，同时又从源头上降低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发电行业，把碳降低，因此我相信能够如期实现2030年“碳达峰”。

第一财经：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些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是我国仍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有何战略意义？

黄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提到的要实现“双碳”目标，国际上提出的要实现“碳中和”、“零碳”，说到底都是冲着去改变、去缓解气候变化的问题、冲着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国通过这种减碳（行动），大力发展了可再生能源，使我国能源的自立、自主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

近年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甚至愈演愈烈，对整个世界的能源的价格和传送的通道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非常重要。

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光是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财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绿色燃料”，并把它和氢能并列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黄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要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同时要去发展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

中国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目标，到2035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力争达到 36 亿千瓦，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风电光伏发的绿电做成燃料，可以解决未来绿电的消纳问题。

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在我国“三北”地区，风光的弃风弃光问题日益显现。因为风电光伏大量发电，最大的问题是时空错配的，因为西部发的电如果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它传不到东部地区去使用。同时它又是时间错配的，需要的时候它不一定有电，不需要的时候，它又拼命发电。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而且这是一种长时的储能，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渤海湾、锦州港、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是一个广域共享的。

所以绿色燃料既可以解决新能源消纳的难题，又是一个新能源非常好的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亿千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17.0%。

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十五五”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如何让电“更低碳、更灵活”？

第一财经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地突破了10万亿度，同比增速达5%，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黄震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在这10万亿度用电量中，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这些年“双碳”进程不断推进下，我们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的重大成绩。

刚才问我们将来“碳达峰”，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达峰？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不断推进，老百姓也要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

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对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并且现在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比如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像上海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高达40度，但如果一场雷雨之后，很快就凉快了，这样峰谷差就非常大。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巨量的电量和电力消耗过程当中的能源安全问题、电力安全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些年国家在大力推进的，一个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就变得特别重要。

将来，我们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性电力，使火电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在发电侧要通过“源端储能”、电网侧的“网端储能”、消费侧的“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增加大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在需求侧的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很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虚拟电厂、V2G（车网互动）、工商业储能等等，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去削峰填谷。

其中，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在大力推动，但是我认为我国的（电力）现货市场、容量市场、辅助服务市场，还亟待不断去完善、去推进，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地反映和调节电力需求关系，同时也能够通过电价去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

将来，整个能源系统将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AI、大数据，能够非常好地去预测和调控，使整个系统的电力平衡做到最优。

第一财经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算力的背后需要电力的支撑。最近美国企业家提出美国在AI用电方面的短缺问题，您怎么看， AI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黄震 ：大概在2024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和AI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左右，比较乐观的估计，到2030年，这一数据会增长到占全社会用电量5.3%。

非常可喜的是，我们的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智算中心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电力支撑。而且国家也有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智算中心，要求至少80%以上的电力是来自绿电，所以将来风电光伏发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于支撑我们的智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我们国家的 AI发展的重要优势。

第一财经：近期“Token出海”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

黄震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API来调用我们的国家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实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在国内，最后实现电力的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这是一种全新的服务贸易，或者数字贸易或数字服务的一种未来场景。

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有一个数据，中国的工业电价（均价）大概是6毛多；美国也是（工业电价）比较低的，仍比我们高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欧盟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可能是我们（工业电价）的10倍左右，所以我国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

如果我们未来实现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工业园区、零碳园区、数据中心等，如果绿电直连技术充分发展，再把我们算力放在“三北”地区，我们的（绿色电力）优势将更显著。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

高耗能领域如何进一步降碳？

第一财经：过去几年，我国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转型，但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您有什么建议？

黄震 ：我国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实现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如何实现？我经常说要通过“能源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来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能源安全。

首先，我们要实现“碳中和”，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尽电气化”的过程。电气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比如交通领域，我们已经有了电动汽车，包括我们的高铁、动车全是电气化了。那么在工业领域，原来很多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将来可以用（零碳）电力来驱动，比如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变成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我们的建筑领域，现在我们北方用煤来取暖、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用绿电来烧热水、烧菜烧饭。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尽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

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既可以解决绿电的消纳问题，又可以解决燃料的脱碳问题。

第一财经 ：您提到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电气化、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转型空间。未来，产业的转型要让它加速、自觉去发生，驱动力是否足够？

黄震 ：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国家相关的政策驱动和法规驱动。绿色燃料现在的价格还比较高，一方面我们要从技术层面努力通过技术的进步，比如绿电直连，来降低绿电的价格。

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各个行业，比如航运业，纳入国家碳市场。一旦纳入碳市场，就有了碳配额。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航运公司现在用柴油，如果将来用了绿甲醇了，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这就是个驱动力，另一方面，企业用了柴油、用了重油，国家再给加上碳税，这样两者（相协同）。只要企业用了传统高碳的燃料，就要加一个绿色溢价，用了现在新型的绿色燃料，就可以降低绿色溢价，需要从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层面，去支撑它。

如何考量“绿色燃料”的商业性？

第一财经 ：用绿色燃料的方式来储能，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现在是否具有一定的商业竞争的优势？

黄震 ：现在中国绿色燃料的市场空间主要是由欧盟市场给拉动的，目前中国的市场，尚未形成。

欧盟把整个民用航空、海运航运纳入了EU ETS欧盟碳市场里。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只要用了重油、柴油，就要买它的碳证，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达飞等国际航运公司，纷纷到中国来采购绿色燃料，包括这些年我们不断推出的大型的甲醇船、氨船。

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很大程度是取决于绿电的价格，目前绿电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如绿甲醇的成本还是远高于煤制甲醇，可能是它的两倍甚至更高。

第一财经 ：这个价格如何进一步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黄震 ：根据大量的数据预测，未来如果能够把绿电的价格做到0.2元/吨以下，就有希望和柴油竞争，未来绿电直连等技术（广泛应用），我们有可能能够实现。因为绿电的发电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0.15元/吨以下了。

本期节目

编导 官悦

制片人 尹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