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寻找新共识丨首席评论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本期嘉宾：龙永图：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马凯硕：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史蒂夫·欧伦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谢淑丽：原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王辉耀：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法比安·祖力格：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保罗·马格里：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咨询委员会主席

当前，全球格局正处于深度调整与重构的关键时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动荡中寻求共识，在变革中重塑韧性”？来自全球的智库专家、知名学者如何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在日前由全球化智库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与全球化研讨会”上，《首席评论》节目专访了相关与会专家。

中东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影响几何？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力格：我们已经能看到（地区冲突的）短期影响了。能源价格在涨，油价也在涨。这对欧洲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我们刚看到德国因此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我觉得，这对欧洲的长期影响要看这场冲突会持续多久，还有对能源市场的长期冲击有多大。我怕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因为伊朗发生的事情，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很大。

全球秩序正面临哪些挑战？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咨询委员会主席保罗·马格里：过去指导全球治理的很多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了。它们是有时代背景的，而且越来越过时了。我们曾以为，经济上互相依赖，就会让战争变得不理性、不可能发生。但现在看到的恰恰相反，战争正在导致经济分裂、脱钩，以及贸易、金融和供应链的武器化。我们曾以为，能源，尤其是石油，属于过去的地缘政治范畴。但现实是，能源安全又回到了战略竞争的核心位置，与之并列的还有关键矿产以及新的技术依赖。我们曾以为，国际机构会在危机发生时第一时间响应。可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追随者，而不是引领者。我们曾以为，冲突会局限在某个地理范围。但如今，冲突的影响——在经济、技术、人道主义方面——是全球性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我们过去的假设是否正确。而是我们能不能一起，尽快构建出更好的新假设。

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在一个充满深刻不确定性和现实阻碍的世界里，坦诚、包容、有建设性的国际对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

面对地区冲突和动荡，联合国在危机响应方面的表现，让其面临一场信任危机。国际上的一些声音质疑，联合国“失效”了。它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了吗？拥有193个会员国，作为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联合国，它的改革出路在哪里？

如何更好发挥联合国作用？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美以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里面，联合国，当然它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它没有阻止冲突，现在和谈也不是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在进行。当然联合国还是围绕着比方说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有很多的讨论，也有一些决议被提出来，当然被否决等等。它在努力，但是它没有制止冲突，可能我们也无法指望在这个平台上结束冲突。其实这也不仅仅是联合国是这样，其实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最近这些年，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这一类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应该说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而且我认为这个挑战还会持续。

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马凯硕：如今，联合国显然正面临严峻挑战，很多人对它失去了信心。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正在变小，变成一个小小相互依存的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里，你需要一个村委会。而我们唯一拥有的村委会就是联合国，所以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加强它。我觉得安理会的构成可能得改一改，因为欧洲的代表性明显过高了。它有两个常任理事国：英国和法国。我在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里建议过，举个例子，比如英国可以把席位让给印度。同时，拉美、非洲和其他全球南方地区也应该有更多代表。另外，我们还得让安理会更有效地制止冲突。我认为这需要所有世界大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之间加强合作。

原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这两个机构都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重新投入精力，去改革和加强这些全球性机构。我们不必另起炉灶。我们只需根据联合国宪章、自由贸易这些重要原则，来改善它们的运作方式。

未来的全球治理既有赖于大国的积极贡献，在自身的自主发展与外部合作间找到平衡点，也有赖于地区组织、区域多边机制等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洲如何在“战略自主”和国际合作间找到平衡？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力格：欧洲推行“开放性战略自主”政策已经有些年了。对欧洲来说，关键在于找到处理依赖关系的方法，无论这些依赖存在于哪里。因为欧洲的经验是，相互依赖可以被武器化。我们在天然气问题上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攻击他国的方式。所以欧洲绝不会回到过去的依赖状态。这并不容易，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但这是必要的，也是欧洲正在走的道路。

欧洲与中国有哪些合作机会？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力格：欧洲也必须与中国合作，在一些全球公共事务上，比如新技术治理、气候变化，还有一些安全问题。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全球大国。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共同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在一些全球公共领域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发展，如何与世界共赢？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中国自己的制造业强大、经济强大、科技强大，是对人类的贡献。但另外一方面，中国发展也要让别人发展，考虑到我们强大的制造业能力、经济能力对别人的冲击，我们怎么能让它缓和，让它被管控。只有双方都觉得获益，我们才能一起走得更远。还有，我们怎么样在让中国的产业和科技走出去的时候，帮助更多的国家跟我们一起共同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这也会让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标准走到全世界。这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有利的。比如人工智能，怎么样让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也能享受到人工智能的红利。

中美如何更好合作？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我将很快卸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一职。这让我有机会回想过去。1972年，我还是在中国台湾留学的一名学生，那时我们要来大陆非常困难。而几个月前，我在深圳，走进高铁站，只用了14分钟就到了香港九龙。55年前我们无法完成的旅程，现在14分钟就能实现了。这给美国的启示是：中国在持续变化，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不是静止不变的。

第二个启示是，我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为万斯国务卿工作。因为我能读写中文，被派去参与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团队。卡特总统跟我们谈到民调。在当时，美国民调对中国的看法相当负面。那是1978年，卡特总统告诉我们，国会参众两院都有反对中美建交的声音。他说，但我们还是要做这件事，因为这对美国是正确的。他没有理会民调，下定决心去做，并且坚持到底。我那时28岁，至今记得，我没有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我的上司去了，我就坐在他后面第二排，听他被委员会问询。而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为之后四十多年的亚洲和平奠定了基础。别忘了在那之前，我们基本上已经在亚洲打了70年的仗，包括二战、越战、朝鲜战争等等。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已经改善了。这很重要，因为民众的看法显然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石。

我们有一位朋友，他曾与我们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中美合资企业。当时我们没有路线图。中国法律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合资的内容。于是我们共同开辟了一条道路，因为美国方面推进中美合资的人、进行投资的美国公司，以及接受投资的中国公司，基本目标一致，并且彼此信任。这对今天的启示是：即使没有路线图，你也能找到办法走下去。几年前，我在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引用过一句话：“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中美现在首先，我们不要把全球治理问题看成是战略竞争，你赢我输，我赢你输，零和游戏，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议题，比方说公共卫生，它的敏感度并没有那么高，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两个国家的医药这方面能力也很强，有责任去做更多的公共卫生的合作。还有比如说人工智能的治理，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2023年旧金山峰会的时候，中美已经有一个中美的人工智能合作的对话机制，我觉得这是最应该做的。

全球化遭遇挑战，前景如何？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我对于全球化的前景是乐观的。这个观察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第一，我对于新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前景感到乐观。记得过去我们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我们说推动全球化需要有三个力量：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以及科学技术的力量。现在看来，一些政府，特别是主要的国家的政府，对全球化的看法改变了。全球经济也起伏不定，所以市场的力量也很难靠得住。那么现在推动全球化最主要的力量，应该就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具有关键的意义。第二个原因是，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乐观。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美关系好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我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和美国朋友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美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利益的强烈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东盟在全球舞台上，如何发挥更大作用？

原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马凯硕：我认为，东亚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东亚各国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但不要行动迟缓，也不要操之过急，而应审慎、渐进地推进。而与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的最佳平台，无疑是东盟。因为东盟赢得了包括俄罗斯、欧洲、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世界重要力量的信任与信心。很少有组织能像东盟这样获得如此广泛的全球信任。因此，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来凝聚东亚共识是最佳路径。

中国正迈入“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中国如何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贡献？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期待的。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其实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那么有善意的观点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中国当然希望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个世界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也不简单的好像是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

在这里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怎么去提高联合国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贡献方，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银行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最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们让它稳定。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