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有强烈消费意愿却缺乏足够消费能力的大量低收入群体,能够尽快提升收入水平,释放强大消费潜能,这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逻辑所在。
一方面,农民工低门槛就业并未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靠的不是人力资本提升。
实践中尤其应当避免搞选择性落户,即宁要一小拨高层次人才,不要一大批农民工,而应打破观念上的束缚,把农民工当作一笔重要的财富。
只有让制造业农民工真正感受到从事制造业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他们才能真正在这一行沉潜下来、精研技艺,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一旦引入随迁子女,出于让子女拥有更好生活、接受更好教育的渴望,进城农民工即便一时失业,也会尽可能留在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非轻言返乡。
农民工工资上涨的真正动因何在?答案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农民工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就越难就地市民化。
集体协商最应当也最能够做的,就是从农民工权益受损害最突出之处入手,通过集体协商的力量一点点推动问题的解决和条件的改善。
应当加大对农民工就业集聚行业的扶持力度,在融资、税收、补贴等方面给予这些行业适当的政策倾斜,帮助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个别协商能力和集体协商能力的双重不足,使得农民工虽然有协商的意愿,但其协商意愿很难转化为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效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毕竟,如果理性协商的诉求总是“有去无回”,那么转向非理性维权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短期看,要尽快让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在各个行业中处于优势地位,把制造业留不住农民工的势头遏制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超时劳动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时间长的问题,必须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加以审视。
无论是培养“工匠精神”,还是企业打造“百年老店”,都需要摒弃急功近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不能把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矛头指向农民工。
虽然雾霾人人都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程度却有明显差异。进而言之,如果把雾霾问题还原为一个健康问题,问题的症结恰恰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
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