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人口问题是根本。
“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崩溃论的版本在不断演化,而每一个版本最后都自己崩溃了。
大V有话说 | 日本病三个关键症状,核心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企业不投资,居民不消费”。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22年财政政策的三个要点: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即增支、减税和控制债务。
2021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由年初63.7%的同比增长率持续下滑至年末的4.8%,下滑了58.9个百分点,主要受政策层面的土地市场严监管以及企业方面的房地产市场投资放缓所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增速持续下滑。
企业负债动力弱,归根到底是因为宏观上的投资回报太低,利率太高,因而降准已经没有用处。经济起底回升一看财政支出,二看央行能否大幅降息。
发国债补贴生育养育不仅可以直接从未来产出和总需求的增加中获得财政收入,因而从财政收支等式看是完全可持续的,而且,历史早已证明,发达的国债市场也是国家兴盛的前提。
2022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稳经济,而稳经济的关键在于财政政策。
应对复杂动荡的局势,明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将会发力,并且力度可能超过市场预期。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自然是理解其成因。相比之下,2020年我国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券等三项政府债务的存量规模不到57万亿元,加上其他政府负债,政府杠杆率仅为60%。第二,我国政府债务负担呈现中央负担较轻、地方负担较重的央地不平衡特征。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中,政府债务都是以中央财政或联邦财政的债务为主。所以,如果不考虑货币统一、财政分散的欧元区(从统一的货币区看,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国债实际上也是地方政府债),那么,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我国的政府债务是以地方政府债务为主。
中国人口已经度过了两个峰值: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自2016年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产业结构的演化。工业化早期,经济从农业向高污染的工业迁移,污染程度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完成,经济发展开始偏向服务业,污染程度又随经济发展不断下降。中国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已经度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而且,中国的产业结构早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服务业大发展阶段。双碳的第一个经济意义是推动大规模的新型投资。双碳的第二个经济意义是能源进口替代。
因为央行降的准是准备金,这是银行在央行的存款,不是市场主体拥有的在银行的存款,而市场主体在银行的存款只能通过银行贷款才能创造出来。假设央行规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是10%,银行每拥有1元准备金,最多可以通过发放贷款创造10元的存款(=1/10%);现在央行降准,将法定准备金率下降到5%,银行每拥有1元的准备金,就可以最多发放20元的贷款,进而创造20元的存款(=1/5%)。但其他经济主体借钱的积极性和能力看起来都有很大问题。此外,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也低于去年同期,加上进入偿还高峰,企业债券净发行量也是萎缩的。
针对导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一系列结构因素,公报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解决方案。
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速,公报只字未提,只是提出要充分发挥增长潜力。而即使这样,离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2019年为43624美元)依然相差甚远。所以,在看似低调的公报中,实际上已经通过远景目标的设定对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可以看到,以不变价来衡量,我国人均GDP增速已经从2010年的10%不断下降到2019年的5.7%。2010年后,随着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要素投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是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关键,尤其是一些掐脖子的关键技术更会制约产业升级发展。
按照资源配置功能、收入分配功能和经济稳定功能,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据此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以及对应的收入划分。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之间、整个金融市场与传统存贷款市场之间的分割依然严重,不解决这些问题,货币政策转型恐难实现。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