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人口减少，经济增长潜力仍在

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同等发力

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按照15～64岁这个口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3年达到峰值，随后就以加速度绝对减少：每年减少人数以万、十万、百万到千万的量级递增，到2020年已经累计减少了4170万人。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第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速。但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是劳动力数量，还表现在一旦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素质的改善速度也就放慢；机器过快替代劳动力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比率提高，资本回报率就下降；劳动力流动减速，也导致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了下来。这都是造成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实际增长率随之降低。我们已经看到，伴随着人口变化趋势，GDP增长率从2012年开始减慢。

第二，经济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就意味着处于合理区间。根据劳动力和资本的供给情况与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一个国家在特定阶段具有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没有特殊因素的干扰，实际增长率通常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实际增长率是符合潜在增长率的，所以是合理的增速。然而，如果需求因素对实现增长潜力构成制约的情况发生，实际增长速度就会跌到潜力以下，就不再处于合理增长区间了。

第三，要防止总人口达峰的需求侧冲击。202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已降至0.34‰，接近于零增长，即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与此相伴的是老龄化加深。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根据一般定义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一方面，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较低，因此，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必然对消费需求造成冲击。所以，从2022年开始，中国需要高度关注需求侧。

或迟或早，人口峰值和负增长终将到来，产生对增长速度的需求侧冲击。如果说经济发展新常态，过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的话，现在同时表现在供需两侧。

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要同等发力。党的十九大和历次中央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相关部署，现在要做的就是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无缝连接方式，落实好这些战略和政策。从短期来看，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处理好“保市场主体”和“保民生”的关系。保市场主体是为了从供给侧促进经济复苏，使增速尽快回到潜在增长率的轨道；保民生则是为了稳定居民消费，稳住内需以便支撑合理的经济增速。稳住市场主体和保护好家庭都是“留得青山在”。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生育养育教育子女的主体和扩大消费的载体，家庭也应该成为应对周期举措的政策目标。

从中期来看，推动改革并赢得改革红利，可以从供求两侧保证实现增长目标。认识到需求制约这个新常态，促进共同富裕的举措需要加大力度，以破解消费制约。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可以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城镇户籍人口，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长期来看，分阶段不停步地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合理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立足于在2035年之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0.4以下。其次，围绕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升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最后，建立完善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人民福祉，增进幸福感，同时促进生育率向可持续水平回升。

争夺高素质劳动者

中国教育发展既要参考一般规律，也要从自身国情出发，特别是从当前和今后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

制造业升级换代也好，高端服务业发展也好，都需要高素质劳动者。我们说的“高素质”，应该包括几个内涵。培养更高水平的技能无疑是职业教育所要发挥的功能。不过，技能是不断变化的，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更是日新月异。因此，还要培养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这就需要通过更加通识的教育，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画地为牢，要以通识教育为基础。所以，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不应该有那么严格的区别，应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出口，也不应该做人为的区分，要形成一个人力资本培养的立交桥，条条大路通罗马。第三，并不必要事先把比例确定下来而一成不变。应该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标准，哪种类型的教育办得好、受群众欢迎，哪种类型的教育就应该获得相对领先的发展。

“人往高处走”。用较好的物质条件打造人才高地，无疑是吸引人才流动的制胜法宝。除了地方政府优惠政策之外，就业创业环境、城市宜居性、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发达地区都占优势，导致人才和劳动力“孔雀东南飞”。目前实施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将进一步改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条件，提高对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其他举措可以加快这个趋势。

首先，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甚至中小城市，可以在物质条件之外挖掘自身吸引力，即借助“水往低处流”的势能，主动降低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譬如，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力度和更快的步伐，就可以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和劳动力的先发优势。

其次，从国家层面协同整合各种类型的区域发展战略。每个地区实施的战略都为该区域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但是，如果每种战略实施效果相同的话，例如，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沿海率先同步推进，区域差距仍然会存在。因此，区域均衡发展既要关注区域内的发展，也要关注区域间的均衡。

最后，国家层面促进区域均衡的最重要举措，就是加大再分配力度，尽快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均等化。区域均衡发展是在解决一个不均衡后，继续解决新出现的不均衡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均衡，有利于稳定区域人口格局。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便可以因势而上。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