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全面控药减“肥” 零增长政策带来新机遇

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为一些致力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带来切实的机遇。

化肥农药零增长这一目标，从2015年启动开始，到2017年底已然实现，这比预定时间提前了3年。

当农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源时，中国决心要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攻坚战。在农业农村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正扎实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起来，一批样板模式显现出来，农业发展方式更“绿”了。

截至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化肥农药零增长提前三年实现。规模化养殖污染防治有序推进，以农村能源和有机肥为主要方向的资源化利用产业日益壮大。秸秆农用为主、多元发展的利用格局基本形成，农膜回收体系和制约化能力不断加强。

中国农业“魔咒”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农药使用量减少、畜禽粪便秸秆地膜基本资源化利用的“一控两减三基本”的目标任务。2017年则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启动实施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东北地区秸秆处理、农膜回收和以长江为重点的水生生物保护行动等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

起源于欧洲的化肥，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得益于化肥的施用，农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欧洲人口才有了成倍增长，而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改革开放前后，进入中国的化肥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一度举全国之力来生产。考虑到我国耕地基础地力偏低，化肥的施用更是对粮食增产的贡献较大。有业内人士统计称，大体在40%以上。

农药也是中国农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2013年，中国农药产量由69.6万吨增至319万吨，年复合增长率为13.53%。这与粮食总产量的连增趋势相吻合。考虑到气候变化和耕作制度的改变，导致农作物病虫害呈多发、频发、重发的态势。如果病虫害不防治，就会造成大幅度减产。不可否认，农药仍然是目前“从病虫害口中夺食”实现增产最有效的措施。

据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高级农艺师周喜应刊发的论文《浅谈我国的农药与粮食安全》提到，通过防治病虫草鼠害等植保措施，中国每年挽回粮食损失2000亿斤左右，占总产量的15%以上，相当于增加1亿多亩耕地出产的粮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过去粗放的农业发展模式下，过量施用化肥、农药已然成为中国农业的“魔咒”。

目前，中国的化肥总产量和消费量，均占世界1/3以上，居世界第一。

据统计，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城市郊区施肥量偏高，蔬菜、果树等附加值较高的经济园艺作物过量施肥比较普遍。

然而，有机肥资源总养分约7000万吨，实际利用不足40%。其中，畜禽粪便养分还田率为50%左右，农作物秸秆养分还田率为35%左右。

此外，重化肥、轻有机肥，重大量元素肥料、轻中微量元素肥料，重氮肥、轻磷钾肥的“三重三轻”问题突出。传统人工施肥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化肥撒施、表施现象比较普遍，机械施肥仅占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30%左右。

大量使用化肥也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比如，过量使用化肥不但浪费了不可再生的煤炭、磷矿等能源和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国内对硫、钾的对外依存度。还有，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和江河污染。

在农药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农药生产和使用大国，中国的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2.5~5倍。农药用量偏高、利用率偏低，成为当前农业病虫防治中的突出问题。

尽管农药能防治病虫草鼠害、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但缺乏专业培训的农业从业者不科学不合理地使用化学农药，直接导致了农药滥用，害虫抗药性加大、防治成本居高不下。农药残留超标及农业生态污染，直接威胁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

业内有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农药利用率在50%到60%，比中国高15到25个百分点。肥料利用率，美国达到50%，欧洲主要国家达到65%，也比中国高15到30个百分点。

全行业减“肥”
当前，国家大力推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相继颁布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关于推进化肥行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等相关政策，这些举措对行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提出了日益紧迫的要求。

“控量提效”成为化肥、农药零增长的必要措施。

从过去的“化肥是个宝”，到现在“化肥是棵草”，业内人士称，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化肥就要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

于是，全行业开始努力减“肥”。从产品方面，开展零增长行动，引导农业绿色发展，重点研发高效缓释肥料、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肥料农药等新型产品，并加快推广新型高效肥料和农药；从技术方面，因地制宜推广机械深施、机械追肥、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根据不同作物和病虫害，推广应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礼胜称，2015年以来，国家开展的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一方面，化肥农药使用量少了。2017年，农药使用量连续三年减少，化肥使用量连续两年减少，提前三年实现了行动的目标。另一方面，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提高了。2017年，三大粮食中化肥利用率是37.8%，农药利用率是38.8%，这比2015年都提高2.2个百分点，成绩来之不易。

他说，这是阶段性的成效，要把这一成效巩固完善，持续推进，由零增长提升为负增长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受益于本轮绿色农业的国家战略，农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也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金正大集团CEO白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农业一般被认为是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行业，但实际上不是。新型肥料要研发成功，要真正适合中国“土情”，必须靠核心科技。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和服务，将成为未来制胜市场的决定因素。

他说，农民是最纯朴、最实际的一个群体，新型肥料能不能赢得农民信任，关键是看好不好用，能不能增收。对于农户来说，最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性价比，或说投入产出比。“相对于传统化肥来说，科技含量高的新型肥料研发成本高，但是这些成本最终会在农作物的提质增收中消化，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买着贵用着便宜，按收益的增长来算，肥料是免费的。农民的种植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对新型肥料已经不是被动接受。能增产增收，所以愿意多花钱，毕竟投入产出比摆在那里。”

在中国农资行业经历复合肥1.0时代、缓控释肥2.0时代之后，当前正迎来改土养地的3.0时代。白瑛称，也许用不了几年，环境友好型的新型肥料，就会成为3.0时代的行业准入门槛。这是一个时代大趋势，不转型就变形，就会被淘汰。

“化肥零增长”让堆肥重获新生

千百年来，依靠间作套种、废物利用以及种养结合等农作经验，中国农业保持了数千年的持续稳定发展。直至上世纪60年代，中国农村仍普遍进行着堆肥。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有机肥还占到肥料总量的50%左右。然而，在过去这30年来，过度依赖化肥、种养分离、农村劳动力流失等因素，使得农村传统堆肥逐渐退出了公众视野，有机肥在肥料总量中的比重也下降到当前的20%左右。

事实上，可以用来进行堆肥处理的原料来源广泛，包括秸秆、畜禽粪便、谷物加工副产品、饼粕、城市污泥、厨余垃圾等有机废弃物。近些年来，由于农业生产种养分离非常突出，这些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率并不高。

这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土地缺乏有机肥施入而面临退化；另一方面，大量有机废物得不到有效处理和利用，造成环境特别是水体的污染。

巨量的有机废弃物未被利用，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更成了污染之源。数据显示，中国农作物秸秆约有30%（2亿多吨）被直接焚烧，既浪费了养分资源，又导致严重的大气污染；另外，许多规模化养殖场过度集中，种养分离和粪尿治理已成为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一旦这些有机废弃物得到充分利用，将蕴藏巨大的产业空间。

据业内测算，通过发展循环农业和“变废为宝”，每年40亿吨的有机废弃物可产生约10亿吨标煤（约为中国能耗总量的1/4）、1000万吨饲料（占饲料产量的1/10）和5500万吨肥料（纯养分与化肥施用总量相当），全产业链潜在产值可达1500亿元以上。

在堆肥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厨余垃圾方面，离不开可堆肥塑料袋。

巴斯夫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巴斯夫生产的粒状ecovio，是由可堆肥的并且可生物降解的巴斯夫聚合物材料ecoflex，以及从玉米或其他如木薯等糖类作物中提炼的聚乳酸 (PLA)组成。它是一种高品质、用途广泛的生物聚合物。ecovio有部分生物基成分，已通过可堆肥材料认证，主要用于生产农业和园艺所需的可生物降解膜、可降解垃圾袋、包装材料等。

（应用巴斯夫ecovio生物降解地膜的新疆棉田。)

据了解，在欧洲，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正在使用ecovio可堆肥塑料袋。

前述负责人称，建立堆肥的闭环产业链需要多方的合作，比如，在垃圾的回收和处理阶段，需要政府的引导和配合。巴斯夫在中国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利用ecovio可堆肥垃圾袋收集的有机垃圾（厨余垃圾）可被转化为宝贵的堆肥，无需进行填埋处理。

自2014年起，巴斯夫与环保公益社会组织“绿点”合作，在广州部分居民小区开展了“厨余投进袋”垃圾分类宣传项目，劝导居民参与有机垃圾分类，并使用通过认证的可堆肥垃圾袋进行收集和堆肥处理。2016年，有4500个家庭参与到该项目中，充分体现了其服务居民、改善环境的宗旨。

值得关注的是，ecovio的一项重要且有益的应用是地膜。巴斯夫曾在新疆做过大量试验，ecovio可生物降解地膜尚未能在这个地区实现商业化。前述负责人称，ecovio可生物降解地膜的商业化普及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为农户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原因在于，目前，PE地膜的原材料价格只有生物可降解地膜原材料的四分之一。

该负责人表示，一次性的成本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还需要计算农户使用PE膜的整个过程所产生的成本和代价。比如，清理PE残膜、符合官方标准的废弃物处理，诸如被污染的PE残膜的处理等成本。与之相反，经认证的生物可降解膜，可在收割后直接犁入耕地中。这一点至今尚未在各类中国政府补贴的农业项目中反映出来，所以农户不愿意多花一点费用使用可降解农膜。并且，目前中国尚未形成可参考的土壤中可生物降解标准。因此，更难比较两种方式的优劣。

虽然回收塑料对环境大有裨益，然而，使用过的PE地膜破损严重很难回收利用，除非耗费大量的水和能源等稀缺资源，因此造成对土壤的大面积白色污染。根据调查研究发现，地膜的污染率（水平）达到70％到90％。而地膜厚度是污染率的关键因素，最薄的膜（例如小于25µm）污染最为严重，很难去除、回收或者再循环。机械回收利用非常繁琐耗时，并且成本昂贵。所以，生物可降解地膜就成了首选的解决方案。

由于政府强制要求农户在收割后完全清理农田里的PE地膜，考虑到中国的地膜生产商们并不一定按照规定向农户提供厚度为10µm以上的地膜，目前有的地膜厚度仅为5µm，而这样厚度的地膜不可能被完全清理，一定会有残膜散落在农田中。因此，生物可降解方案将成为一个大趋势，不过，农户尚无法获得与此相关的政府补贴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