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对策丨专访《大国大城》作者陆铭：中国未来发展路径依然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已经出现房价、租金高企，城市雾霾严重、交通堵塞的“城市病”，三四线城市、乡村则呈现人口凋敝、基础设施投资利用率低的隐痛。那么，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就能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吗？中国未来人口流动将呈现怎样的路径？如何解释近年来城市房价的上涨？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要如何作为？城市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为了解答城市化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陆铭教授。陆铭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促进中国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陆铭的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回答了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比较全球经验，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他在专访中再次强调，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仍然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未来路径，而政府要做的是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造更多的房子来使得这个城市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基建投资也要投在人口流入地区，考虑投资的回报率。

陆铭还认为，房价的高涨本质上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的短缺问题。大城市要严格控制房价和房租价格上涨，因为房租、房价上涨的压力最终会转嫁到企业和老百姓身上，这会影响到城市营商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最后会让企业的竞争力下降，中国一些一线城市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

而在大城市内部，陆铭认为，人口的流动方向将是从郊区到中心城区，因为中心城区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他提出需要关注中国2.7亿流动人口潜在的消费能力。

以下为精选的《首席对策》访谈实录：

一个城市产业有竞争力才能吸引并留住人才

第一财经: 你曾经提到，人口是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需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那么你认为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什么？区域发展如何走向平衡？

陆铭：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高是一个世界普遍的规律。第二个规律就是人口不断地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这个趋势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哪怕是在那些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0%、80%的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世界上应对人口增长的普遍做法是从供给方入手，增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造更多的房子来使得城市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

供给方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相应地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学校、医院，还有基础设施；二是均等化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就是在人口流出地要通过政府的投资来帮助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可以比较好地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第一财经: 今年以来，多个新一线城市都在想法引才引智，你认为目前新兴的二线城市是否真的能吸引到有用的人才，又是否能留得住并且用好这些人才呢？

陆铭：一个城市引进人才，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为这些人提供发展的机会。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是由产业带动的，如果产业有竞争力，相应就会形成对人才的吸引力。但如果反过来，先把大学生吸引到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却没有让大学生发挥才能的产业和相应的职位，你留得住这个人吗？一个人不会一辈子就冲着那里有一套得到政府补贴的房子就去就业和居住的。

在一个国家内部，人和人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人到底到哪里去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有必要提醒：第一，如果想让人才能够在一个地方待下去，就必须找到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竞争力，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是改善营商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第二，其实用公共财政资源来补贴大学生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公共服务资源要讲究均等化，如果要对一个人群有所倾向的话，公共服务应该更加倾向于提供给相对来说比较低收入的阶层，这样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房租房价上涨会影响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第一财经: 你曾经提到，目前一线城市房租上涨并不仅仅因为中介囤房，也深层次地反映出城市人口调控政策所引起的市场的反弹，可否解释一下这背后的逻辑？房租上涨带来的影响又是哪些？

陆铭：真正决定房租的因素就是供给和需求，而从需求角度来讲，两个因素会推升房租，第一是人口数量，第二是收入水平。比如说北京去年常住人口减少2.2万，从人口数量角度来讲，北京租房的需求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供给方面，最近这些年的几拨政策——拆违章建筑、打击群租，实际上都在制约供给的增长，甚至供给是下降的。一方面需求没有下降，一方面供给在萎缩，最简单的基本经济学道理就会告诉你，价格是一定会上涨的。

这一波房租的上涨应该给我们的政策决策者提个醒：控制大城市人口主要用的就是两个手段，第一个是想通过公共服务的门槛能够把人口数量给控制住，第二就是控制住房的供应。这两个办法中，其实人口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人天然的就要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岗位，在国家的具体政策背景下，能够控制的实际上就是土地和住房。

房租和房价的上涨最后会让谁来买单呢？表面上看起来是租户在买单，但接下来呢？租房者一定会跟自己的雇主要求涨工资，所以最后房租上涨一定会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因为我们要使用服务的，还有就是雇佣这些劳动力的企业身上，因为他们要付更高的工资，能让自己的员工在这个城市生活下来。所以目前第一波的反应是房租开始涨起来了，接下来一波可以预测的就是工资要进一步上涨。但是涨工资是由成本推进导致的，并不是好事，它会影响到城市营商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最后会让企业的竞争力下降。所以我认为真的应该调整政策，否则中国一些一线城市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

第一财经: 收入、人口和土地供应等是城市房价变化的关键因素，你认为如何从这几个关键因素看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上涨？政府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政策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陆铭：房价本身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根据我的研究，大概从2003年以来，中国实际上是在人口流入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一线城市，相对收紧土地供应，这样就会导致供给增长跟不上需求增长，结果房价就上去了，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讲清楚，我们一直是在通过打压需求的方式来控制由供给短缺所导致的房价上涨，这一轮的房价调控出现了很多怪象：第一，地方政府在发预售证的时候，高房价的预售证少发放，低房价的预售证多发放；第二，房价转嫁到其他价格里，比如车位、装修的价格上；第三，通过其他方式变相提高房价，比如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所谓茶水费、中介费、指标费。甚至出现一手房房价和二手房房价的倒挂问题。这些现象都说明，这些城市房价的高涨本质上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的短缺问题。

前段时间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就是因在调控一线城市楼市的时候，一些对于住房有实际需求、又在一线城市买不到房子的人转移到三四线城市去买房子了，这种需求的空间转移带动了三四线城市的涨价，但从中长期角度来讲，一个城市住房需求的来源还是人口的流入，来自于需求方的推动力。接下来，对房价和人口流动的判断要区分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因素还是政府政策调控的因素，如果市场驱动的因素导致一个地方人口流入，这种需求是可持续的，如果是政府调控的，我认为是时候调整了，而不是进一步去施行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那些调控政策。

第一财经: 住房市场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陆铭：前面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住房市场主要是增量的过程，现在很多房子的品质并不高，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水平不断提高，对住房的品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比如说原来没有电梯的是不是要改造成电梯房？原来保暖、隔热功能不强的一些房子是不是也要再优化？还有小区的环境，是否也需要进一步改善？

还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结构，随着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其实中国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住房市场发展还有空间，不只是商品房，也包括租赁房、长租公寓，总量还要增加，去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但是人口流出的地方，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有大量的空置，所以房屋还存在一波结构性的调整空间。

我们现在需要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住房这个市场应该是成为产业之一，而不是唯一，过去中国也的确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吃了一波红利，接下来需要更多去强调技术创新，强调技术进步，强调新经济的产生，包括互联网+，我认为也都是对的。

人口会重新回到市中心

第一财经: 你认为在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方向是怎样的？      

陆铭：一个城市，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不同地段的房子是完全不同的商品，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城市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人口在往郊区疏散。在西方国家历史上出现的所谓郊区化的过程，它是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工业的很多岗位是在郊区的，同时正好出现汽车普及，所以大量的人口往郊区搬。在美国还出现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现象，就是美国大城市的中心城区被黑人占据了，犯罪率上升，社区环境的质量下降，所以大量白人家庭、中产以上的家庭也往郊区搬。中国当下其实背景很不一样，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已经开始进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了，服务业的工作岗位的选址是大量集中在市中心的，同时中国没有美国所出现的中心城区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

在中国，工作岗位是集中在市中心的，人居住在郊区了，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就是长途上班，城市变得越来越拥堵，所以，如果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你应该会在中国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人口会重新回到市中心。

第一财经: 你提到人口要向城市中心区域集聚，而且新经济一直是主张发展服务业的，两者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联？

陆铭：关于服务业的发展，我觉得有几点是肯定要做的，第一就是降低服务业发展的运营成本，从供给方来讲就是商业地产的价格，再有像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成本，企业的所得税、增值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行业的管制，我们现在很多服务业实际上是短缺的，比如说教育和医疗，但是在这两大领域却一直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进入管制，这些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

市中心的地段对于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品质和服务业的多样性来讲越来越重要。这实际上也是导致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2.7亿流动人口消费空间巨大

第一财经: 能否展望一下接下来消费和基建投资的趋势？

陆铭：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无非就来自于投资、消费，还有出口的拉动力，经济增长一旦下滑，国家希望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整个经济的增长，虽然短期来看，投资会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要注重它的回报。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大量的投资实际上进入了回报率不高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提醒现在的政策制定者要注重把投资引导到有需求、有回报的领域去，这样的话就使得经济增长能够持续，让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再来拉动消费，这样供给和消费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短期投资要精准识别老百姓的有效需求，比如教育、医疗，城市里房子的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城市今天面临交通拥堵的问题，哪里堵，哪里就需要基础设施，但注意不要在人口流出的地方、没人的地方提供基础设施。

从消费增长的角度来讲，我要提醒另外一个不被注意的消费拉动空间，就是流动人口的消费。中国今天有2.7亿以上的流动人口是跨地区流动的，已经达到中国人口的1/6，而这部分人口其实在存钱，为什么存钱呢？第一，因为他们觉得在自己所待的地方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要为未来的养老和医疗存钱。第二，他们认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可能待不下去，未来要离开这些城市，所以不去消费耐用消费品。第三就是他们他觉得今天必须要为未来的收入水平存钱，因为回到老家挣钱就不像在一、二线城市那么容易了，这部分的存钱实际上就意味着在挤出他们的消费。

如果我们的城市发展能够更多顺应城市化的需求和趋势，能够让2.7亿人逐渐在城市里面市民化，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那么他们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变过来，就会增长他们的消费，根据我之前的研究，人均消费增长的空间在20%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增长空间。所以我们谈到的人口流动、城市化的进程，和整个消费投资的结构的改善，其实都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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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杨立培 姜一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