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经销员跑全国 温州模式开创中国民营经济新时代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深圳模式是打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小岗村的实践是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温州人创造的民营经济“温州模式”则是推动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

温州位于浙江南部，与福建相接，改革开放前曾是山河相间、五里不同言的闭塞之处，“资源缺乏、交通不便”是对温州所处地理环境的描述。深受永嘉文化影响的温州人常常给人重商、重义、“脑子灵”、“会做生意”的印象。

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到第一个私人钱庄、首批农村改革实验区，温州向全国输出了大量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

（图为温州地标江心屿）

30万经销员跑遍全国

在温州老城区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人民路上，章华妹的纽扣店里挂着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招牌，这块牌照已经挂了38年。

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我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第10101号），这意味着民营经济改变了当时“游击战”的处境，可以合法对接市场了。

章华妹在一段采访视频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我们温州有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我们在路上摆（摊）的时候，前面的管理员过来说‘打办来了’，他们这样一说我们心里就紧张了。把东西收进来就像打游击一样。”在拿到营业执照后，章华妹心安多了，可以大胆去做生意了。

在1980年的温州，还有1843名个体工商业者像章华妹一样拿到了个体户营业执照，这1844位领证者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这是对个体工商户合法地位的公开承认。位于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专业市场。
直到今天，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依然是温州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截至2017年末，温州在册市场主体90.2万户，其中企业22.3万户，相当于每10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经商办企业。温州也建成“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等40多个全国性生产基地。

在1978年时，中国现在的鞋业大王、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还是一个工厂里的一名做鞋师傅。“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开始，都是计划买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发出后，我感觉到有机会，需要我们去做。” 郑秀康向第一财经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

郑秀康随即四处向亲戚朋友借钱、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准备做企业。

“想要做大就需要钱。我跟邻居、亲戚借钱，当时大家的收入很低，一般都是三十几、不到四十块一个月。跟亲戚、朋友能借到十块、二十块就不错了。”郑秀康说。当时，郑秀康为了凑钱只能把毛料裤子以50块一条都卖掉，把送给老婆的手表卖掉。“当时计划经济时买到175元一块的手表，拿到市场上能卖200块。”

郑秀康就这样靠着拼拼凑凑得来的1000块钱开始了创业，一点点从小作坊发展到鞋业全国领军品牌。

1978~1982年，温州民营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在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

当时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代表人物，他们办工厂、纳人才，发展个体经济，成为全国第一批在市场经济尝试下先富起来的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乐清柳士的“八大王”，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

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瓶颈

而在1982年，突如其来的“八大王”事件，把温州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一下子打入谷底。

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的人。“八大王”就成为温州重点打击对象，纷纷获刑。

八大王被抓后，温州民营经济一下子进入寒冬，经济发展的倒退也引起了反思。1983年，中央下达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因为这一文件的颁布，农村经济政策获得了进一步放宽，“八大王”相继平反，温州民营经济又开始了蓬勃发展。

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除了政策的不稳定性，盲目扩张、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产品质量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皮鞋一度被作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被全国各大商场拒之门外、赶出商城，在鞋业市场上，已经到了闻“温州”色变的地步，温州民营经济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烧起了一场大火，假冒伪劣的温州皮鞋被集中处理，付之一炬，这一场大火烧醒了温州的企业和政府。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市委市政府意识到抓质量、抓诚信的重要性，积极、努力引导企业实行“质量立市”和“诚信经营”。到1994年，温州初步刹住了量大面广的带有区域性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原来质量问题比较严重、突出的皮鞋、低压电器等产品质量显著提高。温州产品质量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而今天，记者在走访温州乐清智能电器小微园、温州滨海园区等地时发现，今天温州的制造业已经完全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制造业了。

在位于温州乐清柳市镇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空气开关（断路器）生产工厂里，两条全自动化生产线展现在记者眼前，这两条线路在几个月前刚刚通过了工信部的自动化验收。从1984年到2018年，从全手工制造到全自动化生产，这两条全自动化生产线不仅对于正泰，对温州制造业也有很大的象征性意义。

1984年，南存辉等8人联合用5万元创办了正泰的前身——乐清县求精开关厂，34年过去了，今天正泰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展到太阳能设备、高压输变电、工业设备、石墨烯新能源、光伏电站系统化解决方案、高性能电池、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领域。也从一个家庭小作坊成长为拥有3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超600亿元的新能源与电力设备制造领军企业。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小微企业要有能够呵护其成长的环境才能发展成大企业。目前，温州有13万家小微企业，近年来，温州的民营企业逐渐从小散乱走上了规范管理、提高技术和科技含量的道路。仅仅在正泰集团的所在地——乐清，已经有26家小微园逐步建成投用，成为近600家小微企业的“创业梦工厂”。

第一财经记者走进乐清智能电气小微园。小微园一期225亩，总投资15个亿，建有统一配套的宿舍、商务中心、超市、银行，基础设施完备，还有同业临近、降低企业成本的优势，已经入驻45家，投产25家。
日业电器就在今年年初搬进智能电气小微园。

日业电器老板林雷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以前在柳士家庭作坊生产，厂房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大约25个工人，去年产值3000多万元，搬进来后，厂房的规模扩大了，环境、配套提升很多，产值较去年增长30%左右，预计今年会突破4000万元。”

乐清开发区党委书记郑巨化介绍，除了园区中齐备的生活配套，入园企业还有一系列土地、人才政策的优惠，比如市政基础配套费用全免、统一提供园区环境改造资金补助等，人才政策则统一按照温州及乐清市的人才引进方案实施。

截至目前，温州市已经规划建设小微园142个，已入驻投产企业2946余家，入园企业2017年实现工业产值248.95亿元，同比增长21.9%。

(图为温州某企业技术人员调试自主研发的双臂协同机器人)

产业升级的资本土壤

促进传统制造业向科技含量高的中高端制造业转型是温州的一大任务，信息经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成为温州发展的重点。在温州滨海园区就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制造型企业，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下称“奔腾激光”）就是其中之一。

当拿到激光与光电子产业集群授牌后，温州就在全国寻找激光设备优质企业。2012年奔腾激光就作为第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温州。

“温州市当时处于经济转型过程，通过深入了解和沟通，政府给出很多优惠政策，我们成为温州市首批具有典型意义的高科技企业。” 奔腾激光客户服务中心主任陈嵩说。

奔腾激光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激光设备加工生产基地，产品应用于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等领域，也曾为运载火箭生产专门配套的激光切割机，和中车青岛四方合作打造轨道交通第一台不锈钢车身焊接。

“自从到了温州后，我们企业的产值每年增长30%~50%。客户遍布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高功率激光设备的出口量全国第一。” 陈嵩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

除了科技外，电子商务和企业走出去也是今天温州商业的新特点。

由温商项光达投资的青山系企业先后投资50亿美元到印尼青山工业园等项目；人民电器集团也是参与越南国家电力改造和工程建设最多的中国企业；由温商孙坚投资的旺康系企业在尼日利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建设陶瓷厂，并计划在沙特建设工业园区……温州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已经建成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全国拥有最多国家级境外园区的地级市。温州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正在让温州成为“世界的温州”。

而温州电子商务的零售额也从2013年的390.79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1568.5亿元，蝉联“全国电商百佳城市20强”称号，更是打造了跨境电商发展平台和跨境电商园区，不断推动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融合。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对资本的需求。正如对于创业初期的郑秀康而言，缺钱是摆在他面前最大的一道坎，缺钱也是摆在10万温州商人面前的一大问题。

1984年，方培林看准了市场上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银行——方兴钱庄。

但就在方兴钱庄热热闹闹开张的第二天，温州市人民银行、工商行、农行及县农行四位领导就找上门，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实际上，方兴钱庄的招牌只挂了两天。

虽然没了招牌，但方家老宅仍是人来人往，方培林把钱庄经营转向了“地下”。对于方兴钱庄地下经营的活动，钱库政府则是采取了宽容和观望的态度。

在钱库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84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支行派出四人调查组，对钱庄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同意试办。

方培林办私人钱庄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1986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8条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方兴钱庄不得不因合法性问题再次停业。

在方培林的争取和温州市政府的支持下，1986年12月25日，方培林挂出了“中国温州实验区方兴钱庄”的新招牌，方兴钱庄起死回生。1987年9月，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实验区之一。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当时董书记说我们现在多层级的经济必须有多层次的金融来配套，国有企业有国有银行，民营企业有民营银行，民营银行对社会的补充很有意义。”方培林回忆当年董朝才书记跟他的谈话说。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实行利率浮动，温州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率先进行利率改革试点的地区，形成了银行和信用社与私人钱庄竞争的局面。

随后，方兴钱庄的存款量一下子大了起来，达到了1000万元。直到1989年，方培林认识到私人钱庄存在的高风险而将其关停，通过3个月的时间停存款、收回贷款，没有造成任何不愉快的状况。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的各种不便，利率的浮动也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虽然方兴钱庄只存在了5年，但由此造成的中国金融业改革却再也无法停止。方培林也成功“从外围”推动了中国金融改革。

温州市社科联前副主席、温州政协智库专家洪振宁认为，如果当时没有利率浮动就没有后来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银行或信用社的支持，但当时银行条线上的规定是不允许贷款给民营企业的，温州民间的农村信用社先试验，浮动利率，在局部地方取得经验后，面上逐步推开，到1986年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来温州调研，1987年温州作为全国利率浮动试点城市，在温州面上推开了。”

金融综合改革惠农民

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温州民间借贷的发展和金融实践的创新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撑，但正如方培林所担心的，民间借贷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随着时间发展到2010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然变了味道。

2010年，我国实行银根紧缩政策，民间借贷更趋活跃，这催生了更多的地下钱庄、担保公司。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

民间借贷危机引起了地方和中央高层的关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来到温州视察，并于2012年3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2012年国务院决定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201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领导来温州调研，温州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并定期公布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下称‘温州指数’），及时反映民间金融交易活跃度和交易价格，2012年12月正式对外发布，温州指数的发布，有利于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洪振宁说。

温州的多元金融服务体系也扩展到农村信贷。温州瓯海农商银行董事长潘志坚翻着厚厚一摞手写的报告材料，向记者介绍了温州正在推行的“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

“农民都用登记的方式，也就是承诺的方式，把不动产写个承诺书，可以保管的动产，比如金饰，我们放在银行保险柜里保管起来。瓯海最近两年推出13种抵押物，包括证件不齐全的农房、证件不齐全的小微厂房、农民的养老社保。”潘志坚说。

过去，农民常常因为没有抵押物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温州市瓯海区推出的“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打破了银行贷款对抵押物的严格限制，让农民也能用上贷款。据潘志坚介绍，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创业，比如农民需要种植养殖，基本上在30万左右，对真正创业的农民很有意义。

普惠金融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31日，“农民资产授托代管融资”模式已放贷8610户，金额370443万元，受理资产9969宗。同时在大部分村建立普惠金融服务站226家，聘请协贷员226名，村民在村门口“最多跑一次”就能办贷。预计在瓯海近期可以做到50亿元，1.5万户，推动农民致富可达7500万元。

“首贷率已经接近50%。也就是说8000多户中，有4000多户从来没有在银行贷过款，我们把这部分农民的创业激情激发出来，盘活他们的沉睡资产。”潘志坚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他认为，《贷款通则》里面的贷款条件只有抵押、质押、信用、票证、保证，目前只有这5种贷款凭证，以后如果把“承诺贷款”加进去，农村的贷款市场至少会放大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