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时代气数已尽，金庸小说仍是我们的青春小说

局外人

金庸去世，既不意外，也并不觉得特别需要哀悼。不意外是因为早知他油尽灯枯，只是在等那一天真的到来而已。不太哀悼，是因为那些很好看的故事，并不会因此而湮灭，它们有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很多年前创作它们的那个人，反倒有点像个局外人了，以至于最后想再改一道，都没什么人理他，所谓“新修版”，根本卖不动。

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香港书展邀请媒体去报道，说是可以帮忙联系采访对象，我给了四个名字：饶宗颐，刘以鬯，金庸，池田大作。三个九十上下，一个七十多，加起来340岁。让我有些无语的是，这三个九十上下的，都是今年走的。

那一次，采到了刘以鬯，参加了饶宗颐的新书发布会，金庸却连面都没照上，可见还是大侠最大牌。刘老和饶老，一个搞严肃文学，一个搞严肃学术，虽然在香港那个地头，哪怕严肃也是相对的，刘老吃喝玩乐无所不通，饶老更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但跟金庸胆子大到上下五千年方圆一千万平方公里信手拈来随便拿捏，那还是玩得不够尽兴，不够野。对于身处夹缝、一向以杂交拼贴野路子立身的香港来说，没有比金庸更贴切的名片了。

但是往往，越是野的，越是对正统性念兹在兹。金庸早中期作品，本质上和梁羽生一样，都是对这种正统性的书写和论辩。梁羽生的思维更简单一些，就是认定了家国大义，再穿插以男女情仇。即便那些写得很成功的亦正亦邪的人物，如金世遗，作为主角，在所谓大义上是不会有任何亏欠的。

金庸呢，似乎早在《书剑恩仇录》，就表现得有些首鼠两端，那个局外人一般迷惘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面对既是兄弟又是“鞑虏”却不得不承认是“明君”的乾隆帝所表现出来的犹疑，如一条隐线，一再地在郭靖、萧峰以至韦小宝们身上重现。金庸其实一直借着这些角色，不断地在自己作为局外人（报人、文人、香港人）的身份与内心对正统性（传统文化传承者、能够影响政经决策的士大夫、中国人）的向往之间反复抗辩。只不过一直都是正统性最终占了上风，即便像岳不群那样，正统性被揭示出“伪君子”的真面目，大结局依然是令狐冲消解了自己身上的矛盾，而以新的更理想化的正统性一统江湖。直到《鹿鼎记》，一个哪里都不属于、哪里都游戏人生、彻底摆脱正统性束缚、反过来将正统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真正“局外人”才诞生，甚至以抱着七个老婆归隐的方式，来表现对正统性的终极谐谑。

江湖客

不妨从贾科长的新片《江湖儿女》，来反观金庸笔下的武侠江湖。

什么是江湖？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它就是“负片”。如果“正片”是朗朗乾坤、庙堂政治，江湖就是模糊不清若隐若现并且实际上与“正片”正相对的“负片”，或者也还是可以借用齐泽克爱用的那个词，它是相对于头脑和胸膛来说的“下腹部”。有太多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和做的东西，要藉着暗通款曲暗度陈仓来解决。

小时候，除了书呆子，男孩大概人人都有一个武侠梦。金庸自己也承认武侠世界是“补偿”，补偿什么呢？基本就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那些东西：身体一般般，就只好在武侠里打遍天下；所有说不出口实现不了的感情，都在武侠里变成了恩怨情仇、七个老婆；面对社会不公的无力，则化为纵横天下行侠仗义；无法触及的权力巅峰，也可以通过仗着“轻功”随意出入禁宫的方式，虚拟地亵渎一下……

所以江湖虽是“负片”，却是与“正片”形影不离、须臾不可分割的。

然而贾科长的江湖，却是江湖的平方根，因为斌斌、巧巧这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自封的“江湖中人”，做派和规矩，形象和功能，其实大多是从金庸们的小说和电视剧里学来的，他们本来不过是些混混，借着这些舶来的包装，混混们给了自己漫无头绪的迷惘人生以一个煞有介事的叙事框架，于是仿佛也真的有/是一个江湖了。我自己中学里和一帮上海街头小混混整天呼啸来去，自封“文哥”的老大很看得起地让我承接“阿力”的角色，也不外是这种平方根的江湖。在中国大陆，因为早年极其有力地镇压了黑社会和反动会道门，所以80年代以后逐渐沉渣泛起的“江湖”，基本上都是这种二手烟性质的玩意儿。当然再后来就不一样了。

所以贾科长的江湖道义完全禁不住现实的摔打，电影的后半段就是江湖梦的各种破灭，所有的补偿，到了21世纪，都在现实利益的坚冰前撞得粉碎，加倍地还回去。

那么金庸本人“一次元”的江湖想象是不是好一点、坚挺一点呢？也不见得。江湖本来是隐的，反的，对抗的。但是江湖成立起来，成立得久了，渐渐地就跟庙堂越来越像：庙堂有皇上，江湖就有盟主；庙堂有党同伐异，江湖就有门派之争；庙堂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湖就有绝世高手一统武林……你看，这时候江湖已不是江湖，而是“武林”，也就是说，一个复制的土了吧唧的庙堂。

金庸比其他武侠小说家聪明的一点，就在这里，他比较早就困惑于自己创造的江湖世界，一再试图去解决其中的矛盾。所以他笔下的主角们多少都因为某种“缺陷”而无法庙堂化，以便维持一种江湖的可能，比如笨头笨脑的郭靖，性情偏激的杨过，被身份撕扯的萧峰，医术和武功一样好的张无忌，玩世不恭的令狐冲。然而也正因如此，他们在江湖中混得都很累，虽然历经磨难学会了最高的武功，但也失去了很多最重要的东西，结局则大抵不是死，就是功成名就后“退出江湖”。

“退出江湖”不就是对江湖的否定么？江湖中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对自己的两大目标——自由自在不受管束与倚仗武力“替天行道”——之间的根本矛盾不自知。所以“金盆洗手”，便成为其中较有见识者的无奈选择。只有一个彻底的小混混，从来没想在武林搞出什么名堂，只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被动地、运气很不错地，于武林和庙堂之间游走了一番，却不期然地在夹缝中保住了江湖，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不说你们也知道那是谁。

自由从来就只是各种如墙的力量互相冲撞之际留下的缝隙和喘息声，江湖的存在，也从来只是拜时代转型期的权力空白所赐，不管是在金庸的香港，还是贾科长的山西，它们都只是些断片一般的时刻，过了就没了，忘了。那个永恒的自成一体的江湖世界，只存在于金庸们的书里，就像理念只存在于柏拉图的脑海里。

青春期

我那家逼仄狭小的二手旧书店里，如今有半架子武侠小说。很多来买书的人，逛到那块儿，都会惊讶地问我：你还卖武侠啊，而且那么多……潜台词或许是，我的店虽小，但高大上，以历史地理为主题，旁及文学艺术各门类，塞满了令人头痛的书，没想到会有两三百本武侠小说夹杂其间。

只好解释，一是武侠其实大多与历史地理有关，侠客们就是一群历史上天南海北瞎晃悠的人，所以还是符合本店主旨的。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强为之说”，根本的，无非是我自己从小有武侠情结，开了书店，正好满足一下小时候被完全压抑了的欲望——那时候既没钱，也不敢往家里带。我那个父母都是大学老师的家，从头到尾没有公开出现过一本武侠小说。

我最早读的武侠，就是《书剑恩仇录》。偷偷塞给我的，是住在隔壁的小阿姨。70年代末那阵，他们家颇有些禁书，除了《书剑》，我还翻过当时被当作黄书的《俊友》。但父母是绝对不许我碰武侠的，在他们过分正派（这种过分正派的人物不正是金庸笔下常常令人咬牙切齿的一类角色么？）的严肃目光中，武侠是腐蚀青少年、让他们沉湎于打打杀杀和谈情说爱的毒药，比起黄色小说也不遑多让。更何况，他们和小阿姨因为大家庭内部的利益之争而势不两立，我从小阿姨那里拿武侠来读，就是她在明目张胆毒害我的铁证。所以每次因为沉湎于《书剑》或《射雕》而被我爸抓住，便是劈头盖脑一顿揍。说起来，我是为金庸挨过不下几十顿毒打的，凭这个，他也应该像送小平同志那样，送我一套港版大全集，不是么？

或许是受侠客精神熏陶，以及天生脑后反骨，这几十顿打只起了反作用，坚定了我偷偷读——并且写武侠小说的决心，以至于到了高三，别人都在认真复习高考，我呢，无论上课还是放学回家躲在小房间里，其实都只在做一件事情：在课本和作业本底下塞一本空白本子，废寝忘食地写武侠（现在想起来特别牛叉的是，虽然写得最多的是武侠，但其实我还同时在写一册言情、一册间谍和一册战争小说）。头天写的，第二天就拿去班上传阅，感觉就像金庸写连载。我自己都没搞明白后来是怎么蒙混进大学的……

在我的破小说里，全校老师都是邪派高手，同学则按是否顺眼分正邪两派。大魔头自然是班主任，但最坏的是体育老师，他抓走了我暗恋的女生（很久以后成了我第一个正式的女朋友），绑在柱子上，施以酷刑，紧要关头，我带领群雄赶到，把坏蛋统统杀光。我当时的“情敌”，也就是跟我暗恋的女生眉来眼去、成绩总是全班第一的家伙，是个使折扇的白面书生，没什么功夫，经常被别人打得死去活来，然后我去把他救出来，救出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下次他还可以被人打得死去活来。

所以父母一直没搞明白的一点，是武侠小说不仅没能毒害我，还给了我疏解各种扭曲的无法实现的欲望的通路，如果不是沉湎于读和写武侠，我大概就真的跟“江苏路五兄弟”什么一起张牙舞爪几年，然后进局子了。

有时觉得遗憾有时觉得庆幸的是，十几岁时写下那十几万字，早已片纸不存，就像每个江湖都要灰飞烟灭，每段青春都只存在于记忆里——武侠小说，其实是青春小说之一种罢？

文学性

金庸的小说好看吗？废话。他是唯一一个我读过全部作品的长篇小说作者。但这废话今天也并不那么废，比如，我书店里那几百册武侠小说，包括金庸梁羽生古龙在内，至今一本也没卖出去过，一直密密麻麻占着三四格书架，纯粹就是“情怀”。今天还喜欢读武侠的人数，大概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零头吧。不光武侠小说乏人问津，武侠片也很没落，《功夫》之后，这十来年，好像就没再拍出过一部像样的武侠片。整个“武侠时代”，都气数已尽。

然而吊诡的是，一种东西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大起，到它渐趋衰微的时候，才会有好事的文人跳出来拔高它。周星星的无厘头再好笑再卖座，当时也只是娱乐，要到他几乎不拍片了，才被封为“后现代主义经典”。金庸们的武侠，当年也不过是报纸上连载的通俗读物，可能故事更曲折离奇一点，文笔也更讲究一些，但终归没人真的在乎它们的“文学品质”，好看好玩就完了。现在可好，“中国的巴尔扎克”这样的扯淡都出来了。

涉及什么是“文学”“文学性”“文学品质”的大问题，基本上是讲不清楚的，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我就简单说一个我的标准：真正的好小说，必须是能够打破我们习以为常的俗套的，包括文字的俗套、观念的俗套、情感的俗套、想象力的俗套。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不自知而在反复运用的俗套，这些俗套限制了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想象，进而限制了我们现实生活的可能性。好的小说就是能够以虚构为武器，打破陈词滥调的包围，敞开新鲜的可能性，让我们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堵塞的感官再次鲜活起来，让一个全新的世界不可阻挡地奔涌进来。

然而通俗小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通俗小说之为“通俗”，大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读起来“爽”。爽就意味着被情节牢牢抓住，跟着它一泻千里，因此就没有“破”可言。如果打破了你的惯性，重置了你的一些基本观念，你读着肯定不会那么顺。老有人在叫嚣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界限“已经打破”，这些人其实根本是不懂文学的，做到北大教授也还是不懂。

两种文学我都爱读，但它们的功能完全不同。通俗文学就是给我休闲娱乐用的，也许其中有一些特别好的，可以有一点观念上的创新，也只是很少一点点，主要还是为了读得开心。比如我酷爱《福尔摩斯》《三剑客》，但文学修养好点的人都不会把柯南•道尔、大仲马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吧。后者是要撞击你的世界观的。像迪伦马特、西默农、勒卡雷那种非常有想法的侦探和间谍小说，就因为太严肃、复杂，很多人读不下去。通观整个世界文学，柯南•道尔、克里斯蒂、大仲马、司各特、福赛斯、福莱特、沃克、克兰西、松本清张、司马辽太郎、池波正太郎等等，这些全世界最顶级的历史、侦探、推理、惊险、间谍、军事小说家，都没什么人敢拿他们跟托老、陀老比，他们自己也不敢，斯蒂芬•金也不会真的要去跟福克纳比高下吧？就独独我们这里有人胆敢拿金庸比巴尔扎克，那得是怎样一个糨糊脑袋？

再说回武侠。江湖上行走的，一般称“江湖客”“侠客”，你看，都是“客”，是自居“主人”者眼中的过客罢了。所以武侠小说再怎么以侠客为主人公，底色却基本上是主流意识形态，即便不是忠孝节义的陈词，也是这两天被凭吊者们频频挂在嘴上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滥调。金庸也不例外，除了《鹿鼎记》因为颠覆了武侠这个体裁本身而有资格跳出“武侠小说”的范畴来被讨论以外，即便我的最爱《笑傲江湖》（小说和电影都是最爱），也只是“顶级通俗小说”而已。

金庸的作品当然体现了比其他武侠小说家更多的广度和深度，人物性格也更复杂，但归根结底它们都还是在尺度内的。读完《笑傲江湖》，你或许会有真的去那个神奇世界纵横驰骋的冲动（就像我年轻时看完《燃情岁月》，激动得不能自已地想要去广阔的荒野浪游），但你的现实生活并不会因此而敞开什么新的可能性，甚至那些令你击节和激越的想象，也只是让你因为虚拟地疏解了欲念而更好地安于现状。所有的通俗文学在满足娱乐性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副作用，它们加固现实的持存，因此需要严肃文学去尽力打破和颠覆这种惰性。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严肃文学，水平太烂完不成这个任务，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不去无谓地拔高，就让他安然地端坐于属于自己的（其实已经很高的）位子上，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