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续中国民企史诗：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制度，长期看文化

11月1日，习近平亲自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篇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长期纲领性的讲话。新华社当天播发了座谈会讲话全文，速度之快不同寻常，显示出让广大民企“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的紧迫性。这篇讲话的深远意义，现在还无从估量，但对民营企业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来说，确有拨云见日之感。

一次刻不容缓的讲话

今年以来不少民企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沮丧感，除了内因（如习惯于外延扩张和资产依赖型的负债增长，对提升核心能力抓得不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矛盾交汇共振造成的：经济增速下行；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向下调整；去杠杆、去产能的施策“一刀切”；产业集中度提高的“马太效应”；互联网、AI等对传统模式的冲击；国企主导的一些上游生产资料领域不断涨价；居民过去两年过多地加杠杆对当期消费的“挤出”；税费负担偏重与规范征收的矛盾；环保门槛“一步到位”的压力；反腐中对一些涉事民企关联人的不当处置，等等。尽管政府并不存在针对民企的打压或不管不问，但事实确实是，相当多民企觉得日子难过，甚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如果拿最近几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注：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来看，总趋势是国企比民企越来越赚钱。从2015到2018年，同口径选择每年1~9月的数据，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8339.6亿元、8616.4亿元、12577.4亿元，15294.3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15297.7亿元、16232亿元、18285.9亿元、12591.5亿元。四年前国企的利润规模是民企的2/3，四年后是民企的121%。此消彼长，主要是通过行政性调控和整合，提高了国企对上游产品的定价权。

经济总有周期，结构总有调整，既然做企业，就要随时准备迎接风险与挑战，企业家就是为战胜不确定性而生的人。马云最近在以色列演讲，他说，“五个月前我带了37名高管来过以色列。我们内部也有很多关于压力、竞争和焦躁情绪的讨论，我说我们去以色列，去了那里你就知道什么是竞争，如何生存。”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有压力，也焦躁，但想穿之后，“凡事都向内求”，不指望外部形势永远顺利。

不过，从我和相当多民企的交流看，他们之所以沮丧，并不是怕困难，贪安逸。他们都是在市场上汗水血泪、千锤百炼干出来的，困难天天都有，企业越大风险也越大。他们最大的沮丧是两个，一是不公平，二是不信任。不公平，就是在行业准入、金融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歧视。不信任，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是将民企视为另类异类。

一家民企投资集团负责人说，他们无论是贷款还是在市场发债，找银行业老朋友，都说“现在不压你们额度就算不错了，不可能再买你们发的债”。国企、央企有困难，政府现场办公紧急批示，金融机构一呼百应，额度不限，就能过得去。换了民企，说是平等待遇，也就是说说而已。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液没了，企业就岌岌可危。我还碰到一些民企，说愿意把自己的资产打对折，有人买立即就卖，再也不玩了。

放之全球，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也有巨大潜力。民企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明明看着有机会却硬要放弃。当前一部分民企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即使那些比较健康的民企（比如长期低负债甚至零负债，专心于主业，采取财务保守主义），也兔死狐悲，对未来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士气和决策的长期性。最近各地政府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各种办法为民企解困，但一些民企仍心有余悸，担心“说一套做一套，不兑现”，担心“就业有压力了就出台支持政策，过一段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在此背景下看民企座谈会，确是刻不容缓，十分关键，因为事关方向，事关信任，事关信心。

短期的关键是落实政策

在2018年这个不寻常、不容易的时刻，在民企座谈会之后，民企如何更好地再出发、克服困难、迈向未来？相信他们会认真思量。同时，座谈会的讲话既是对民企在讲，更是对各级政府、财经部委、监管部门、监察与司法单位、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全社会在讲。民企要长治久安，需要方方面面端正认识，发挥助力而不是阻力，建设性、创造性地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

短期来看，关键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讲话中提到了六个方面，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从我和一些地方领导的交流看，最重要的应该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这一条。很多政策出台本身，是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去引导的，是正确的，问题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做一定调适。比如环保，有的地方当初报给上面的排放量，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维护前任领导形象，考核需要，问责压力等），报的比实际数量低，而现在要求在所报数量基础上每年减多少，压力就很大，为完成任务只好硬性关厂，一关一片。不少地方在落实政策时，习惯于生硬地一刀切，只敢在政策要求上加码，不敢做任何实事求是的调适。所以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是一个很讲水平和艺术的大问题。

凡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当地官员大都能立足长远和实际，且有所担当。我在佛山采访时，当地民企告诉我：“我们这里的领导奉行‘不摇树’原则，就是不随便去摇企业这棵树，企业根深叶茂了，自动落下来的叶子就很多，税收就会增加，不用天天去摇。乱摇一气，好企业也会被摇坏。”

我在长三角听有的地方领导讲，2008年地方骨干民企的资金链出现问题，银行不给贷款，企业找政府，愿意以股权做抵押以取得财政支持。这种事要是大庭广众开会讨论，一定有不同意见。他很了解该企业，知道救一下是能过去的，就单独和财政局长商量，授权用财政给民企支持流动资金，度过难关后再开政府办公会补手续。“政府不能只是锦上添花，天天去视察没有问题的企业。勇于帮助困难企业，才是政府更应该做的事。”一些民企活跃的地方的官员还告诉我，“千万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总觉得民企素质低，这个那个都不完善。大部分民企都是中小微，政府不投一分钱，他们自力更生，已经是给政府帮忙。民企素质要提升，但也要分类的，大部分服务业的民企就是弄个餐饮、洗衣、修理，开个小卖部，便民生意只要安全可靠，还能要求他们升级到哪里？都搞成高科技？说到底是个感情问题，你越是觉得他们素质低，就越是远离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到底怎么样，他能感受不到？！”

举上面的例子，并不是鼓励应税不税，或主张官员都自作主张动用公共财政，而是说，只有转观念，改态度，真支持，敢担当，实事求是，才能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企的各项政策落实好，见到实际成效。否则，光用层层开会落实中央精神，空对空，相对论，那就还是有可能走过场，首鼠两端不作为，文件出了一大堆，民企却总是空欢喜。

中期的关键是深化制度变革

让民企长治久安，从中期来看，应当根据座谈会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制度的理解。从制度上、法治上，将对于民企的支持，刚性化，不可逆，而不是像博弈一样，经济形势有下行压力了，各部门才去出台文件打强心针。

从中长期看，政策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稳定越好，预期越明确越好。现在不少政策还是带有牌照审批、额度审查、主观意志、动辄调整的人治属性、部门利益属性，而不是按照长期化、市场化、法治化和程序正义的方向在走。比如一个部门、一个地方，换个领导，就出一堆新政策，资源和引导方向随之调整，弄得企业不跟不是（不跟拿不到政策红利），跟了也不是（和原来努力的方向不一致）。有的政策刚出台，企业一反对，又不算数了，那出台时为何如此不慎重？

近期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普遍反映，就是政策缺乏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实操性，变来变去摸不着头脑。像私募基金，不少是投资创新型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因为之前整顿，很多市、区就硬性规定，一个都不许再注册，把全世界通行的投资形式看得跟骗钱一个样。新能源汽车，政策一年几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公开说“很多有能力、想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却得不到生产资质”。资本市场，有的政策忽东忽西，甚至存在内在矛盾，有的一两年改不了，有的两三天又能修改完毕。P2P，有问题萌芽时没人管，出了问题后全部冻结，迟迟不推进备案工作。不少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感到，现在稍微难一点的事情就拖个没完。中国经济的情况没有那么糟，只要将心比心认真沟通，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难，但不少部门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紧张，动辄得咎，反而加剧了大家的紧张感，觉得真有什么大问题似的。

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有其苦衷，他们在多目标下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也很不容易。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多变绝对是一把“双刃剑”，是经济法治化程度不完善的表现。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十九大报告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定，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将“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制度化，法治化。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不要把自己的命运老是挂在政策上，而是系在市场上。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重申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这事实上是在强调，经济制度最终是为生产力发展、人民美好生活、国家综合国力提高而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再把所有制成分和某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挂钩，大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40年，民企在经济中占了很高比例，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民企拥护党的领导，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样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而且越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越好，越融洽。如果说从资源配置角度，计划和市场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在微观制度上，公与非公也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方向，将是人人有产、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多元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和混合所有，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认识还要深化，制度还要进一步明确。

在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国企的作用和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仔细研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文件，完全没有让国企仰仗所谓特殊地位的气息。《意见》指出，改革方向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具体来说，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公益类国企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在商业类国企方面，又分为两种类型。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企，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

可见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不是要赋予国企政策性、行政性的垄断地位、特殊地位，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其市场活力。对每一类国企的考核，都强调了市场竞争力，而且在国企资本化改造中，为民企资本的参与留出了足够空间。我觉得《意见》的核心，就是破除那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企“唯成分论”，中国真正需要的国企，是好的、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国企，为此要从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管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座谈会讲话指出，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决不能让大量国有资产闲置了、流失了、浪费了。显然，国企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和非公经济发展从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为民企加油鼓劲，也要为国企的市场化改革鼓与呼。民企和国企之间需要深刻的理解，而不是要排斥谁，贬损谁。否则，国企改不好，民企也上不去。

长期的关键是文化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严肃批驳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观点。肯定民企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一锤定音！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生成和流行，除了少数人浑水摸鱼，本质还是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比如，把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和民营经济、私有制联系起来，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官风政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我们历史上缺乏对于财产权的高度重视，不明白，财产权不仅是个人抱有尊严的根本，是持续创富的动力，而且当一个社会真正保障财产权、财富充分涌流之后，富人必定会增加对社会的感恩和责任，回馈社会。我一直记得2000年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时，《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当时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回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美国为企业家提供了不可动摇的财产权保障和法治化保障，激发了他们的创业创新精神，最终他们也将大部分财富用之于社会。

我曾经说过，中国经济有问题，但中国经济不是问题。中国故事是一部波澜起伏的伟大的史诗，尽管不平坦，有时还让人感到憋屈。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从过去40年、70年、178年的视野来看，河岸曲曲折折，但河流还是在向着前方的大海流淌。在这不会终结、未来必定会更加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些时刻，普通的个体会有无力感，沮丧感，就如同当下的中国经济，每个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造东西，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但是一切制造之上的那个制造，也就是支持一切创造性劳动、生产性活动的那一整套的观念、机制、法治和活生生的运作过程，它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创造的，也不是某项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民族性和强大的路径依赖。但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带给了中国全新的希望和可能。

改革开放40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将是新的一年。

过去40年，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不失自主的开放性市场竞争体制，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面对这些不完善和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如最近民企风雨中所折射出的问题，我的内心也不平静，也在不断调适自己。但是，每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独立思考、自主负责、真心为市场创造价值、努力让自己全面发展的市场主体的表现，看到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有着无畏于压力、永争世界一流水平的意志和拼劲，看到越来越多视野更开阔、思维更鲜活、心灵更健康的年轻人正在担起新时代的责任，我就会选择相信，相信天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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