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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续中国民企史诗:短期看政策,中期看制度,长期看文化

第一财经 2018-11-05 10:01:37

我们为民企加油鼓劲,也要为国企的市场化改革鼓与呼。民企和国企之间需要深刻的理解,而不是要排斥谁,贬损谁。

11月1日,习近平亲自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篇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长期纲领性的讲话。新华社当天播发了座谈会讲话全文,速度之快不同寻常,显示出让广大民企“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的紧迫性。这篇讲话的深远意义,现在还无从估量,但对民营企业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来说,确有拨云见日之感。

一次刻不容缓的讲话

今年以来不少民企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沮丧感,除了内因(如习惯于外延扩张和资产依赖型的负债增长,对提升核心能力抓得不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和矛盾交汇共振造成的:经济增速下行;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资本市场向下调整;去杠杆、去产能的施策“一刀切”;产业集中度提高的“马太效应”;互联网、AI等对传统模式的冲击;国企主导的一些上游生产资料领域不断涨价;居民过去两年过多地加杠杆对当期消费的“挤出”;税费负担偏重与规范征收的矛盾;环保门槛“一步到位”的压力;反腐中对一些涉事民企关联人的不当处置,等等。尽管政府并不存在针对民企的打压或不管不问,但事实确实是,相当多民企觉得日子难过,甚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如果拿最近几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注: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的利润总额来看,总趋势是国企比民企越来越赚钱。从2015到2018年,同口径选择每年1~9月的数据,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8339.6亿元、8616.4亿元、12577.4亿元,15294.3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分别是15297.7亿元、16232亿元、18285.9亿元、12591.5亿元。四年前国企的利润规模是民企的2/3,四年后是民企的121%。此消彼长,主要是通过行政性调控和整合,提高了国企对上游产品的定价权。

经济总有周期,结构总有调整,既然做企业,就要随时准备迎接风险与挑战,企业家就是为战胜不确定性而生的人。马云最近在以色列演讲,他说,“五个月前我带了37名高管来过以色列。我们内部也有很多关于压力、竞争和焦躁情绪的讨论,我说我们去以色列,去了那里你就知道什么是竞争,如何生存。”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有压力,也焦躁,但想穿之后,“凡事都向内求”,不指望外部形势永远顺利。

不过,从我和相当多民企的交流看,他们之所以沮丧,并不是怕困难,贪安逸。他们都是在市场上汗水血泪、千锤百炼干出来的,困难天天都有,企业越大风险也越大。他们最大的沮丧是两个,一是不公平,二是不信任。不公平,就是在行业准入、金融政策、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歧视。不信任,就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是将民企视为另类异类。

一家民企投资集团负责人说,他们无论是贷款还是在市场发债,找银行业老朋友,都说“现在不压你们额度就算不错了,不可能再买你们发的债”。国企、央企有困难,政府现场办公紧急批示,金融机构一呼百应,额度不限,就能过得去。换了民企,说是平等待遇,也就是说说而已。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液没了,企业就岌岌可危。我还碰到一些民企,说愿意把自己的资产打对折,有人买立即就卖,再也不玩了。

放之全球,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也有巨大潜力。民企是理性的经济人,不会明明看着有机会却硬要放弃。当前一部分民企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任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即使那些比较健康的民企(比如长期低负债甚至零负债,专心于主业,采取财务保守主义),也兔死狐悲,对未来产生了怀疑,影响了士气和决策的长期性。最近各地政府已经行动起来,采取各种办法为民企解困,但一些民企仍心有余悸,担心“说一套做一套,不兑现”,担心“就业有压力了就出台支持政策,过一段又不知道会怎么样”。

在此背景下看民企座谈会,确是刻不容缓,十分关键,因为事关方向,事关信任,事关信心。

短期的关键是落实政策

在2018年这个不寻常、不容易的时刻,在民企座谈会之后,民企如何更好地再出发、克服困难、迈向未来?相信他们会认真思量。同时,座谈会的讲话既是对民企在讲,更是对各级政府、财经部委、监管部门、监察与司法单位、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和全社会在讲。民企要长治久安,需要方方面面端正认识,发挥助力而不是阻力,建设性、创造性地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

短期来看,关键是不折不扣地落实政策。讲话中提到了六个方面,即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从我和一些地方领导的交流看,最重要的应该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这一条。很多政策出台本身,是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去引导的,是正确的,问题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做一定调适。比如环保,有的地方当初报给上面的排放量,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维护前任领导形象,考核需要,问责压力等),报的比实际数量低,而现在要求在所报数量基础上每年减多少,压力就很大,为完成任务只好硬性关厂,一关一片。不少地方在落实政策时,习惯于生硬地一刀切,只敢在政策要求上加码,不敢做任何实事求是的调适。所以完善政策执行方式,是一个很讲水平和艺术的大问题。

凡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当地官员大都能立足长远和实际,且有所担当。我在佛山采访时,当地民企告诉我:“我们这里的领导奉行‘不摇树’原则,就是不随便去摇企业这棵树,企业根深叶茂了,自动落下来的叶子就很多,税收就会增加,不用天天去摇。乱摇一气,好企业也会被摇坏。”

我在长三角听有的地方领导讲,2008年地方骨干民企的资金链出现问题,银行不给贷款,企业找政府,愿意以股权做抵押以取得财政支持。这种事要是大庭广众开会讨论,一定有不同意见。他很了解该企业,知道救一下是能过去的,就单独和财政局长商量,授权用财政给民企支持流动资金,度过难关后再开政府办公会补手续。“政府不能只是锦上添花,天天去视察没有问题的企业。勇于帮助困难企业,才是政府更应该做的事。”一些民企活跃的地方的官员还告诉我,“千万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总觉得民企素质低,这个那个都不完善。大部分民企都是中小微,政府不投一分钱,他们自力更生,已经是给政府帮忙。民企素质要提升,但也要分类的,大部分服务业的民企就是弄个餐饮、洗衣、修理,开个小卖部,便民生意只要安全可靠,还能要求他们升级到哪里?都搞成高科技?说到底是个感情问题,你越是觉得他们素质低,就越是远离他们。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到底怎么样,他能感受不到?!”

举上面的例子,并不是鼓励应税不税,或主张官员都自作主张动用公共财政,而是说,只有转观念,改态度,真支持,敢担当,实事求是,才能把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企的各项政策落实好,见到实际成效。否则,光用层层开会落实中央精神,空对空,相对论,那就还是有可能走过场,首鼠两端不作为,文件出了一大堆,民企却总是空欢喜。

中期的关键是深化制度变革

让民企长治久安,从中期来看,应当根据座谈会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制度的理解。从制度上、法治上,将对于民企的支持,刚性化,不可逆,而不是像博弈一样,经济形势有下行压力了,各部门才去出台文件打强心针。

从中长期看,政策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稳定越好,预期越明确越好。现在不少政策还是带有牌照审批、额度审查、主观意志、动辄调整的人治属性、部门利益属性,而不是按照长期化、市场化、法治化和程序正义的方向在走。比如一个部门、一个地方,换个领导,就出一堆新政策,资源和引导方向随之调整,弄得企业不跟不是(不跟拿不到政策红利),跟了也不是(和原来努力的方向不一致)。有的政策刚出台,企业一反对,又不算数了,那出台时为何如此不慎重?

近期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个普遍反映,就是政策缺乏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实操性,变来变去摸不着头脑。像私募基金,不少是投资创新型企业和实体经济的,因为之前整顿,很多市、区就硬性规定,一个都不许再注册,把全世界通行的投资形式看得跟骗钱一个样。新能源汽车,政策一年几变,吉利汽车董事长李书福公开说“很多有能力、想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却得不到生产资质”。资本市场,有的政策忽东忽西,甚至存在内在矛盾,有的一两年改不了,有的两三天又能修改完毕。P2P,有问题萌芽时没人管,出了问题后全部冻结,迟迟不推进备案工作。不少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感到,现在稍微难一点的事情就拖个没完。中国经济的情况没有那么糟,只要将心比心认真沟通,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难,但不少部门处理问题的方式过于紧张,动辄得咎,反而加剧了大家的紧张感,觉得真有什么大问题似的。

我相信政府部门也有其苦衷,他们在多目标下的工作压力也很大,也很不容易。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多变绝对是一把“双刃剑”,是经济法治化程度不完善的表现。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十九大报告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定,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将“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要求制度化,法治化。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不要把自己的命运老是挂在政策上,而是系在市场上。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重申了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这事实上是在强调,经济制度最终是为生产力发展、人民美好生活、国家综合国力提高而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再把所有制成分和某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挂钩,大家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40年,民企在经济中占了很高比例,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民企拥护党的领导,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样是执政基础的一部分。而且越是民企发展得好的地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越好,越融洽。如果说从资源配置角度,计划和市场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在微观制度上,公与非公也不是“姓资姓社”的标准。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方向,将是人人有产、共同富裕的生产资料多元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和混合所有,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认识还要深化,制度还要进一步明确。

在推动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忽视国企的作用和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仔细研读《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文件,完全没有让国企仰仗所谓特殊地位的气息。《意见》指出,改革方向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具体来说,国企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公益类国企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能力”,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在商业类国企方面,又分为两种类型。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企,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或各类非国有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也可以参股;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企,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运网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也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独立运作、独立核算。

可见国企改革的方向和原则,不是要赋予国企政策性、行政性的垄断地位、特殊地位,而是要通过改革激发其市场活力。对每一类国企的考核,都强调了市场竞争力,而且在国企资本化改造中,为民企资本的参与留出了足够空间。我觉得《意见》的核心,就是破除那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国企“唯成分论”,中国真正需要的国企,是好的、有竞争力和效率的国企,为此要从资本结构、治理结构、管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座谈会讲话指出,我国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决不能让大量国有资产闲置了、流失了、浪费了。显然,国企改革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和非公经济发展从本质上是有机统一的。我们为民企加油鼓劲,也要为国企的市场化改革鼓与呼。民企和国企之间需要深刻的理解,而不是要排斥谁,贬损谁。否则,国企改不好,民企也上不去。

长期的关键是文化

民企座谈会的讲话,严肃批驳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等错误观点。肯定民企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一锤定音!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生成和流行,除了少数人浑水摸鱼,本质还是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问题。比如,把社会经济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和民营经济、私有制联系起来,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官风政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我们历史上缺乏对于财产权的高度重视,不明白,财产权不仅是个人抱有尊严的根本,是持续创富的动力,而且当一个社会真正保障财产权、财富充分涌流之后,富人必定会增加对社会的感恩和责任,回馈社会。我一直记得2000年微软公司创办25周年时,《今日美国报》记者采访比尔·盖茨,问他对当时美国政府决定分割微软有何看法,他回说:“撇开这宗诉讼不谈,这仍是一个利于创业的伟大国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激,远胜于这宗针对我们的官司。”美国为企业家提供了不可动摇的财产权保障和法治化保障,激发了他们的创业创新精神,最终他们也将大部分财富用之于社会。

我曾经说过,中国经济有问题,但中国经济不是问题。中国故事是一部波澜起伏的伟大的史诗,尽管不平坦,有时还让人感到憋屈。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从过去40年、70年、178年的视野来看,河岸曲曲折折,但河流还是在向着前方的大海流淌。在这不会终结、未来必定会更加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些时刻,普通的个体会有无力感,沮丧感,就如同当下的中国经济,每个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造东西,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但是一切制造之上的那个制造,也就是支持一切创造性劳动、生产性活动的那一整套的观念、机制、法治和活生生的运作过程,它不是单个企业所能创造的,也不是某项政策就可以解决的。这里面包含着我们的民族性和强大的路径依赖。但它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它带给了中国全新的希望和可能。

改革开放40年。还有不到两个月,将是新的一年。

过去40年,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化和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不失自主的开放性市场竞争体制,虽然仍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面对这些不完善和一些深层次矛盾,正如最近民企风雨中所折射出的问题,我的内心也不平静,也在不断调适自己。但是,每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独立思考、自主负责、真心为市场创造价值、努力让自己全面发展的市场主体的表现,看到我们的中国企业家有着无畏于压力、永争世界一流水平的意志和拼劲,看到越来越多视野更开阔、思维更鲜活、心灵更健康的年轻人正在担起新时代的责任,我就会选择相信,相信天佑中国。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

责编:孙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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