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企业全球化的1.0、2.0、3.0，他们究竟需要什么帮助？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众多中国企业都在走出国门，投资海外。在全球贸易形势风云多变的新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把握越来越多的跨境商机？大华银行携手第一财经，最近推出了“领航海上丝路”的系列视频和文字报道。

作为曾经的一财人，最近三年我每年都数次出国，调研中国企业“走出去”。他们勇于开拓、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看了第一财经的系列报道，并与大华银行进行了相关交流后，触发了我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些思考，一吐为快，在此和大家分享。

走出去，靠市场，靠自己

这半年多，我接触过很多出口型企业，经常和他们交流贸易摩擦的影响问题。总体看，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本身的影响并不大。

一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加上出口退税率提高1~3个百分点，化解了相当一部分压力；二是出口型企业商请上游供应商以及在美国的进口商、渠道商分担了一些压力；三是相当部分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纵然有一定上升，美国市场依然会接受，因为找不到比中国更好、而且稳定的新供应商；四是出口型企业千方百计采取多元化方法来减轻冲击。比如将一部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那里对美出口；比如将原来在中国生产的成品，分解成硬件和软件/服务，将软件/服务的环节移到美国，最后在那里集成。由于硬件部分在整个产品中价值很低，硬件所加税负远远低于对整个成品所加税负。

当然，出口企业将一部分经济活动移出中国，会对中国本地的就业、税收、供应链产生一定收缩作用。但考虑到随着中国要素成本的提高导致某些经济活动不经济，以及开发国际市场的需要，他们原本也要走出去，这种收缩可以视为正常，也是必然趋势，只是贸易摩擦使之提前发生了。当前中国民企的困难，主要不是受贸易摩擦影响，而是种种内因所致。这里就不做展开了。

前不久我到浙江一家在细分工业品领域做到世界第一的企业，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全球客户大会，看到他们正在排2019年的生产计划。他们精密计算在中国的工厂和几个海外工厂在新关税条件下的价格变化和总成本变化，并进行调整，然后告知客户接下来会有哪些价格、物流、付款币种和方式的变化。他们的精细化和精明程度让我惊叹。事实上，办法总比困难多，中国优秀企业总是能够让危机的冲击最小化，同时把危机中可能蕴含的机遇最大化。

当社交媒体一片哀鸿、政府官员也坐立不安的时候，不少中国出口企业已经找到了应对贸易摩擦之道，其关键在于走出去，在全球进行新的价值链布局。在骨子里，他们的信条永远是：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倒，靠自己永远不倒，靠市场的力量永远不倒。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始于今天，但于今为盛。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超过了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7年，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原因是国内清理“非理性对外投资”等），但仍以1583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也超过同期中国吸引的131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走出去”超过“引进来”，这是一个基本趋势。

“引进来”和“走出去”的1.0、2.0、3.0

当我们从“引进来”和“走出去”这个角度观察中国经济时，会发现，无论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还是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都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本土化来看，随着中国市场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在越来越多重要行业（如汽车）中，中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因此可以说，不赢在中国，就无法赢在全球。所以跨国企业已从早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1.0阶段，经过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与配套条件，在中国生产，销往中国和世界市场的2.0阶段，现在进入到为了中国市场专门研发和生产的3.0阶段。

在3.0阶段，中国的要素成本已不便宜，但中国有大量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愿意勤勉工作的管理阶层，人才红利充沛，而且中国市场越来越能接受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对跨国企业来说，中国仍是全球少见的“超级市场”，能带给他们最多利益。这就是最近不少跨国企业在中国政府更为开放的政策鼓励下，开始采取主控型投资模式，在中国市场动辄投下50亿到100亿美元（欧元）的根本原因。

总结来说，跨国企业在中国正在进入3.0阶段，其特征是独资化、巨资化，从采购、研发、生产到营销、服务的全链条化，以及将全球最新技术在中国应用的同步化。最终，中国将成为决定很多跨国企业命运的“核”——核心市场，最高优先级的市场（top priority）。

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的角度，同样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0阶段，中国企业实际是被全球化，外资通过资本供给、技术转让、订单外包等方式，把中国企业纳入其全球分工，主要是在加工制造环节；在2.0阶段，随着本土企业的成长和成熟，他们开始走出去，有的是跟随跨国公司贴近其全球布局，就近提供配套（如最早赴美的浙江万向、福耀玻璃），有的是通过并购做大主业市场（如海尔收购通用家电）或布局新主业（如美的并购库卡），有的是开拓海外市场（如智能手机纷纷出海），有的是整合国际品牌再导入中国（如复星收购欧美时尚品牌），有的是规避“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的高额关税，有的是资产配置多元化、对冲宏观风险。而目前的3.0阶段，中国企业开始建立全球化架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灵活性的新价值链，这既是为了对冲各种单边主义和单一市场的影响，更是为了将全球资源（如原材料资源、生产资源、市场资源、政策资源）为我所用，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企业。如果说2.0阶段还是立足中国而进行国际化的话，3.0阶段则是立足全球、从资本、供应链到企业组织模式开始彻底全球化的新阶段。

无论是“引进来”的3.0，还是“走出去”的3.0，都标志着，世界拥抱中国、中国拥抱世界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看起来全球化受挫，其实全球化仍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走出去”的挑战

当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3.0阶段，就不再是短期行为，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权宜之计，而是进入到一个长期化、系统化的阶段。此时，他们将和有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欧美日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竞争，遵循一样的游戏规则。

中国企业当然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但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中国企业不怕苦，不怕累，但很多挑战和苦与累没有关系。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今年9月我应邀在复旦大学“复泛笃志讲坛”主持了一个圆桌，嘉宾之一是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的高管。中投资产总规模在1万亿美元左右，堪称世界级巨无霸。有听众提问：“我们是一家民营企业，势单力薄，中投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支持，让我们在走出去的时候戴一下红帽子？”中投的高管回答，中国企业国际化需从整体、战略、战术三方面推进，创新海外投资方式。如果戴着红帽子，可能恰恰会受到阻力，因为国际上强调的是“竞争中性”。他幽默地说：“我们走出去反而要戴戴蓝帽子。”比如，中投和美国高盛2017年共同成立了中美合作基金，预期募资50亿美元，主要投资美国制造业、工业、消费、医疗等行业企业，并吸引更多美国优秀企业开拓中国市场。首期基金中投出资3亿美元，高盛出资3亿美元，另外8亿美元来自美国的各类投资人。可以设想，如果不采取合作方式，中投要在美国投资企业非常困难。

同样以美国为例，有一些中国民营制造企业已经成功在那里建立了工厂，特别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等非常需要通过外部投资解决就业的地方。美国的工业用地、电、天然气很便宜，地方政府也有资金支持，投资环境也很规范。但问题是，美国劳工不可能像在中国的工人一样加班，而是严格按照合同，多一分钟也不干，多一分钟就要加班费，而且不会主动开动脑筋进行改善。这种方方面面的“规范”会让预期的投资成本增加不少。同时美国还有招工难的问题，因为现在经济不错，招制造业工人不容易，基本上只有黑人参与。工人招不到，就无法按照预期投产。最近我碰到好几家在美国设厂的中国企业，都觉得实际成本超预期，同样的投入，美国建一条线，中国能建两条线。

再举一个例子，一家中国央企的下属公司在某非洲国家大面积租赁土地，种甘薯，做乙醇汽油。事先计算的投入产出比非常经济，结果钱投进去了，却无法动工。因为地方上农民抗议，一搁就是两三年。尽管签署了法律文件，政府背书，也没有用。

还有文化问题。无论是在非洲还是美国，如何和本地员工相处，都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管理人员拍拍工人的头和屁股，是善意的沟通，但国外可能意味着侮辱。中国工人对于管理层出台的文件和口头承诺，不会一字一句去抠，并要求兑现，而美国工人对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念念不忘，一定要你落实。

上述挑战并不是针对中国企业的，而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要走向全球化，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各个地方的商业形态、政商结构、做事方式、政策、文化、关系网络都存在差异，经过调适你才会真正了解，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本土化，什么是文化尊重和多元并存。如果中国企业不克服自身存在的商业优越意识和华人中心主义，如果内心里总是觉得“出了问题可以用钱和关系搞定”，如果只是简单考虑如何赚快钱，而不是优先考虑如何能在新的商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长久立足，取得社会信任，那么会交很多学费。在澳大利亚，就曾发生过“一条鱼掀翻一个投资项目”的事，前来投资的中国企业没有解决好污水处理问题，流进了附近的小溪，把一条鱼弄死了，结果是整个项目最后搞不下去。在美国，好不容易开设了分行的中国金融机构，因为涉及洗钱等不合规行为被处以高额罚款，也有惨痛的教训。

我是相信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化3.0阶段，通过努力，实现累累硕果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超越国家主义的重商习惯和机会主义的营商习惯，在所到之处，真正按照企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真正尊重当地社会和文化，真正理解当地市场，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否则就会四处碰壁，或者一时轰轰烈烈，最后徒留下一地鸡毛。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必须借鉴过去几十年那些成功的全球性跨国公司的经验，也要遵循“Global+local=Glocal”之道。

“走出去”的帮手

基于最近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淡化在中国形成的某些“特色”，而以人类共同价值为驱动力，遵守国际惯例和合规要求，再结合华人的优良商业品格，努力融入所到市场。全球化的成功，就是一个一个本地市场的成功所构成的。

大华银行携手第一财经推出的“领航海上丝路，首选大华银行”的视频和文字报道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给出了一个在实践中证明可行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径。这就是，中国企业通过和大华银行这样的在当地具有商业网络、社会信任和各种资源支持的伙伴的合作，减少单打独斗的风险和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是一种B2B2C的模式，第一个B是中国企业，第二个B是银行（bank)，第三个C是所在社区（community）和消费者（consumer）。

在第一财经已经发布的四期系列报道中，分别讲述了中国企业在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的投资经验，以及中国企业和中国本土金融机构对接大华银行这家在亚洲有450多家分支机构的银行之后起到的作用。

新加坡，一个只有719平方公里、561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是拥有6.5亿人口的东盟的经济和商业中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近1/3先进入新加坡，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占“一带一路”国家对华投资总额的85%。我还第一次知道，海底捞在新加坡有11家分店，是中国之外海底捞分店最多的国家。

泰国，经历了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泰国1.0、重工业的2.0以及轻工业的3.0后，这个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泰国4.0”计划，发展以创新驱动为主线的经济。作为4.0战略的核心项目，“东部经济走廊”2017-2021年间预计投入440亿美元。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正在赶往泰国。

印度尼西亚，这个有2.66亿的人口红利大国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2007-2016年十年间，GDP年均增长6%，在东盟十国中表现最优。2017年，中国跃居印尼第二大投资国，并连续七年成为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

11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上，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在演讲中谈到当今世界面对的很多挑战。他说，我认为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讨论这些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新加坡集中体现了亚洲之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世界最成功案例的各种因素，新加坡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各方面的多元性。中、印、马来和其他各族裔在新加坡共同生活、工作和繁荣，从闽南话到泰米尔语各种语言共存。保尔森还批评了那种“越来越满足于追求本土标准，强化本土规则”的做法。

中国企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走出去”，不应是为了骄傲地彰显所谓特色，而应是顺应市场规律、建立全球架构、成就全球性企业的创新之旅。当他们在全球化3.0的各个国际市场取得成功、赢得尊重时，中国的形象自然也会光大。尊重，谦卑，融入，学习，帮助，创造共享价值，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