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成野生动物园亏损，为何哥本哈根动物园每年能吸引120万人

胡子花白的美国人丹尼斯•凯利（Dennis W. Kelly）年轻时在中国的西南山区追踪熊猫，最近几次来中国，他发现这里的动物园发展跟熊猫一样步调缓慢。“它们都在求变，但速度上得快一点了。”

一个标志性事件，传统动物园“标配”的动物表演开始淡出日常经营——去年5月，世界三大马戏团之一的美国玲玲马戏团在纽约长岛举行了谢幕演出，将运营历史永久停留在146年。3个多月后，广州动物园率先在国内宣布结束运营了24年的动物马戏表演。

这位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名誉园长明显察觉，现在中国人谈论动物园，开始觉得动物表演是不人道的。“实际上，规划完备的展示空间以及专业的科学饲养，会让动物无忧无虑。但迫在眉睫的是，一些小型动物园经营不善，既没有实现拯救物种的初衷，也没有好好照顾它们，那就应该倒闭掉。”他直截了当地对第一财经表示。

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气氛浓厚，动物园被赋予科学研究的功能，由此从笼养动物园转型现代动物园，园区的科研能力与日常管理并重。然而，在中国，自2016年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发生后，游客违规导致的意外事件不断见诸媒体，管理能力亦被质疑。上月，厦门市中非世野野生动物园内的亚洲最大鳄鱼“小河”，就被游客用17公分的石头砸伤流血，只为试探真假。

一面是全国九成野生动物园亏损，游客逐年下滑；一面是钢筋水泥将自然不断包围，城市里的孩子失去接触野趣的机会。如何拉近日益分道的自然和人类？在近日的第四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上，凯利提到一组数据：每年，全美动物园、水族馆和植物园接待人次近2亿，超过三大球观众，且动物园始终是家庭游的首选。

“动物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我还不知道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自然的气味、声音、触感。”他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今天，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5%，城里的孩子几乎没见过野生动物。尽管动物园里不是真正的野生动物，但它们跟野生种群密不可分，说不定它们的孩子有机会回到野外，就像熊猫那样。”

动物太多怎么办？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上海野生动物园接待游客31.13万人次，按园区现有的200多个野生物种估算，每个物种接待超过1500人次。“过多的游客会让动物紧张不安。”凯利说。

在落后的动物园，它们被困居在狭小生锈的铁笼子里，无精打采地来回踱步，皮毛暗淡，等待一拨又一拨游客前来，忍受噪音和闪光灯。改善动物的居住环境，往往是动物园吸引回头客的第一步。为了迎接国庆客流，国内多个大型动物园精心改造馆舍：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新馆“亚洲灵长区”占地3500平方米；哈尔滨动物园为环尾狐猴新建2000余平方米的馆舍，为非洲象重装3500平方米的运动场。

“哪怕园方没有作为，看腻了的游客也会不断提出新要求。”凯利表示，游客参观数是一个很直观的衡量因素。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住得更自在，动物园要不停更新馆舍和展示空间，还得保证充足的社交生活，这是过去被忽视的一面。“像群居动物大象，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它们跟人类一样离不开社交。科学家会根据动物的自然习性来设计展示馆舍。当然，我们也要给予它们选择的权利，如果一头大象今天心情很差，不想见客，那它就可以不‘上班’。”凯利是美国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上届主席，他在动物园见过的多数动物寿命比野生种群长，也更快乐，因为野外危险密布，而在动物园它们从不会挨饿。

近百年来，以欧洲动物园为起点，动物福祉显著提升，带动人工繁殖群体壮大，为动物保育和野化工作提供更长窗口期。但在丹麦最古老的哥本哈根动物园，摆在研究与保护部主任本特•霍尔斯特（Bengt Holst）面前的是一个更棘手问题——如何控制园区的动物人口，也就是说，动物太多了怎么办？

2014年，哥本哈根动物园的一只18个月大的雄性长颈鹿，因为欧盟规定不得近亲繁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去处，它在成年发情前被园方执行安乐死，引发舆论争议。霍尔斯特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直言，一个现代动物园想要管理好上百个物种，不能着眼于当前种群数量的健康，还要看到未来50年的生物多样性。“在某一个动物园，一个物种繁殖非常成功，那它很快就会遍布全欧洲的动物园，这个案例中便是。无论它去哪里，配对的都是近亲。我们不得不对它安乐死，来保证这一种群数量下降。”

霍尔斯特在哥本哈根动物园供职超过35年，也是欧洲濒危物种繁育计划(EEP)的委员会主席。“我不希望我们的动物去那些差的动物园，浑浑噩噩地过上二三十年。其实，动物对自己能活多久没有概念，但我们希望，它活着的时候是健康快乐的，不管是一两个月的寿命，还是十年二十年。”

有经营压力是好事

在崇尚设计的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请来普利兹克奖得主诺曼•福斯特设计大象馆后，著名建筑事务所BIG操刀的熊猫馆也将于明年春天开营，耗资1.5亿元。为了迎接两只大熊猫“和兴”、“毛二”旅居丹麦，霍尔斯特在参加完第四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后，便动身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丹麦是个小国家，人口才500多万，但哥本哈根动物园的年参观人次稳定在120万。”他骄傲地表示，哥本哈根动物园是丹麦最大的“学校”，每年接待8万学生参与自然教育课程。丹麦人甚至有传统，每年至少去一次动物园。除了设计感十足的馆舍，哥本哈根动物园引进了不少珍稀物种，比如被称为“塔斯马尼亚魔鬼”的袋獾，它是澳大利亚以外唯一一家拥有袋獾类动物的动物园。

霍尔斯特认为，哪怕是成功的、成熟的动物园，总是保持原样，游客也不会感兴趣，所以有经营压力是好事。“今天，人们想在动物园里获得的体验比30年前多多了。50年前，在欧洲，所谓的动物园只是把动物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穿着人类的衣服，像个毛绒玩具。现在人们想看的是动物的自然行为、习性，这就给动物园造成一定压力，你得不停发展，否则就关门。”他特别提到，动物园是最懂动物的地方，如果做了一些令公众不愉快的事情，一定不要遮遮掩掩，那只会印象更糟。

一直以来，为了拥有更多动物，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地区动物园输送野生动物，造成它们背井离乡，被冠以商业价值，这是动物保护领域的一道陈年伤疤。“我们从来不买卖动物，都是互相交换。哪怕某个动物园关门了，它也不能卖了我们的动物。所有权一直在我们手里，是保证没有金钱交易的关键。”霍尔斯特强调。

20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建设动物园热潮，武汉周边一度有七个动物园，在重复建设中陷入经营困境。动物园协会的统计显示，中国90%以上的野生动物园都处于亏损，其中民营动物园是重灾区。但9%预算来自政府补助的哥本哈根动物园和门票免费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给动物园经营提供了两种注脚——前者每年经营性支出1.9亿丹麦克朗（约合2亿元），以收益可观的门票、餐饮、教育项目覆盖了大部分成本；后者每年约2/3财政预算来自政府资金，以保证1/3员工是科研人员，在25个国家开展保育研究项目。

来到历史悠久的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之前，凯利在同样成立于1889年的亚特兰大动物园任职主席和CEO，六年任期内向各基金会募集超过4亿美元。但他认为，比起募集资金，如何让人们在动物园、水族馆、植物园这些有限的自然环境中，寻找自然密码，是更大的挑战。他特别推荐一本《大灭绝时代》，《纽约客》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书中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开始。

“海洋现在面临的威胁太严重了，到处都是塑料。如果有人认为海里可能没什么东西了，一家好的水族馆能让他看到这些美丽的生命。”凯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