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阅读周刊

分享到微信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从烟台到北京,传教士夫人笔下的晚清社会百态

第一财经 2019-04-26 12:52:05

作者:彭晓玲    责编:李刚

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很多西方人都留下了在中国游历的文字和影像记录,而以女性视野来细腻观察中国社会的著作却少之又少

中国传统戏剧

即便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30年,当1881年,也就是慈安太后去世那一年,来自苏格兰的著名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和夫人伊莎贝拉(Isabelle Williamson)沿着一条古老的官道,开始一趟从烟台到北京的旅程时,他们还是被古道两旁的中国社会迷住了。

回娘家路上惊鸿一瞥的新娘子,地位堪比《红楼梦》中贾母的县城老太太与身旁站着的50多位儿媳妇、女儿、孙辈、女仆,乡镇集市上“挥泪大甩卖”的商贩,太后国丧时的涿州街头……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韦廉臣夫人,“如同在阅读一本没有结尾的古籍,那一个个精彩故事,就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样,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走到你的面前,向你传递着历史的醇厚芬芳和现代的生动气息”。

韦廉臣夫人随后把旅途中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中国古道》一书,这也是她以中国为内容写的第二本书。2017年,这本书的英文复印本被辗转带回烟台,在烟台从事地方史研究的陈海涛决定把它翻译出来。

19世纪末,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很多西方人都留下了在中国游历的文字和影像记录。但是,相比之下,以女性视野来细腻观察中国社会的著作却少之又少。而韦廉臣夫人长期生活在中国,会讲汉语,对中国民众也抱有同情和好感,这样的优势使得她既可以进入富家小姐的闺房,又能与农妇随意闲谈,笔下的晚清中国北方社会生活细节,自然就显得更为特别。

最早进入烟台的传教士夫妻

如今提到山东半岛上的烟台,一般人会想到著名的烟台苹果。其实烟台在近代史上地位举足轻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大批商人和传教士从这里登上古老的中国大陆。

不过,韦廉臣夫妇却早于开埠,在1855年就来到了烟台,是最早到烟台的西方传教士。自1863年开始,他们长期在烟台定居,从事教育、学术研究、翻译等工作。

烟台虽小,但如果深入梳理传教士在当地的活动,会发现这座北方小城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世界近代史有诸多勾连。2013年,陈海涛曾翻译过加拿大人高登·马丁(Gordon Martin)写的《芝罘学校:1881-1951年之间的历史和回忆》,那是当时的传教士组织“中国内地会”在烟台创办的一所著名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学生中出了大批国际名人,包括《时代》杂志创始人、美国出版家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著名戏剧作家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在华社会活动家艾达·蒲爱德(Ida Pruitt,1888~1985)等。

1887年,韦廉臣的活动范围从烟台扩大到上海,创办了同文书会,后来更名为广学会,介绍、翻译、出版了大量近代西方书籍,对清末变法改良思潮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搜集到的129种西学书籍中,就有89种是广学会出版。

1889年,韦廉臣又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刊物。次年,韦廉臣在烟台长眠,享年61岁。

挂有风帆的独轮车

作为韦廉臣的夫人,伊莎贝拉虽然知名度没有丈夫高,但也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女性。1863年,她在英国出版了第一本介绍中国女性的书《我们在中国的姐妹》。随后在烟台开办女校,招收了30多位学生,为穷苦女孩提供帮助。烟台基督教长老会信徒刘滋堂在1937年写的《我所记忆的韦廉臣博士》一文中回忆说,她为人慈善,周济穷人,收留孤儿寡妇,“故学生与教友,皆奉之如慈母”。

韦廉臣夫妇在中国期间,一共在北方进行了四次长途旅行,目的是为了传教和更深入了解中国女性。1881年这次旅行和以往不同,线路最长,沿着官道一直从烟台走到了北京。韦廉臣夫人在英文版《中国古道》的序言中告诉英国人,相信他们看了书会对遥远东方的中国女性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浓厚兴趣,“她们的确值得关注”。

记录中国人忽视的生活细节

多年研究地方史的过程中,陈海涛发现,对于开埠时间比较早的烟台,中国人没有留下太多文献,反倒是当时来烟台的西方人有诸多记载。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就算对烟台做同一维度记载,中西方作者视角的差异都很大。

陈海涛曾看过两本分别出版于1936年、由中国人和西方人记录的当时烟台各行各业的书,比对后发现共同点不到20%,“这说明关注点完全不一样”。中国人因为身在其中,会把很多事情忽略掉,而作为第三者的西方人,却会看到很多我们不以为然的东西。另外,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成长经历,也决定了他们看问题时与中国人的视角和评判标准差异很大。

迎亲的队伍

这种“差异化记录”,同样体现在韦廉臣夫人笔下。《中国古道》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偶遇一位回娘家的新娘子。整个过程其实很短,从彼此对视到擦肩而过,也就是短短一两分钟时间,韦廉臣夫人却用了整整4页汉字的篇幅,把新娘子幸福又娇羞的神态以及衣着打扮,写得非常细致,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活力洋溢于笔下。

韦廉臣夫人还捕捉到一个细节:新娘子到家后父亲非常高兴,跑出来直接亲昵地把女儿搂进怀里。显然当时她也被感动了:“甚至都有些时空错乱,中国的父亲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女儿的关爱吗?”

遗憾的是,这样富有人情味的父亲形象在中国人的笔下非常罕见,更多的是类似《红楼梦》中贾政那样的严肃、古板,或朱自清《背影》里的含蓄、隐忍。

书中还有一个场景,是到达潍县,当地一位富裕老太太邀请韦廉臣夫人前往家中做客。这位老太太身边有包括儿媳妇、女儿、孙辈、女仆等在内的50多人环绕,用餐时的排场与《红楼梦》中贾母的用餐场景非常相似。这些真实的历史场景由一位西方女性记录下来,读起来会觉得很新奇。

“100多年过去,很多民情风俗我们都已经陌生,甚至是完全遗忘了,但在作者白描式的记录中那些场景又再次展现。因为同根同源,所以感受才能很亲切。”陈海涛说。

记录不可避免带有局限

晚清时,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步伐伴随着一系列民族屈辱。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大量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文化入侵的象征,传教士这个群体也被妖魔化得比较厉害。

陈海涛说,传教士固然是带着教会使命而来,不可否认有些人也别有用心,但大多数人对中国的感情是真诚的,都把中国当成他们的第二故乡。像韦廉臣一样终老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内地会”创始人、著名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就有一句名言:“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中国市场上的弹唱者

这种感情在《中国古道》中也很明显。尽管旅行途中韦廉臣夫人也遇到不少波折,诸如被旅店老板持刀勒索三倍以上的房价、遭遇懒惰又饶舌的伙计、走到哪里都会遭围观、孩子们喜欢追着她叫“鬼子老婆”……但更多是旅途的快乐,有很多中国旧友热情款待,受邀去家里做客,得以近距离观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她也在书中流露出对中国农民辛劳的同情,呼吁伦敦的有钱人穿着来自东方的漂亮丝绸衣服时,不要忘记他们如何辛勤劳作。“如果她对中国人是歧视的、居高临下的,就不可能去观察得如此细致入微。”

不过,同样是西方人在中国游历后写成的著作,与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等作品相比,《中国古道》记叙虽然生动,但陈海涛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比较“肤浅”。比如书中提到妇女缠脚,韦廉臣夫人写了她们缠脚的痛苦、如何被家人逼迫,却并没有提及缠脚的根源。

陈海涛分析,局限性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导致,一是作为一个西方人,韦廉臣夫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生活文化,对于很多事情的描述只能是表面的;二是她并非学者,只能浮光掠影看到问题;三是她也只是把本书当做游记,没有去旁证很多事情是否可信。

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关于烟台艾山的传说。陈海涛说,这个版本的传说明显带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杂糅了民间传说、海神娘娘、妈祖等故事。“但是不管怎样,伊莎贝拉·韦廉臣女士留给我们的记录,至少丰富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为重新审视、评价那段历史,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思考和参考。”

《中国古道:1881韦廉臣夫人从烟台到北京行纪》

[英]伊莎贝拉·韦廉臣 著

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

举报
第一财经广告合作,请点击这里
此内容为第一财经原创,著作权归第一财经所有。未经第一财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第一财经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